陈瑞琳文集

“移植”的奇葩

－－从严歌苓的创作看海外新移民文学的特质

（美）陈瑞琳

（提要）旅美女作家严歌苓的创作在海外新移民作家中占据着特别重要的地位，本文试图从宏观的角度探讨严歌苓突出的创作个性，尤其是从她“生命移植”的意义，把握新一代移民作家提供给华文坛的新鲜特质。

（关键词）边缘文学华文学新移民文学生命移植西方价值判断边缘人人生悲情体验冷静忧伤

面对海外纷杂多变的“华文文学”，人们常常习惯性地由“华文”想到“华人”，于是，海外的华文学就被定位在“少数族裔的文学”，进而演绎为“边缘文学”。其实，这里隐藏着一个很大的误区，我们说，文学里表现的“边缘人”，并不就意味着这就是“边缘文学”。海外的华文学，虽然表现的是异国生活，或者说是异国的华裔作为“边缘人”的独特生活，但它因为是用汉语写作，所以归根到底它应该是属于中国文学的主流在特定发展阶段的海外分支。在这里，并不是说作家身处何地，创作的文学就一定要融入所在国的文学主流，例如一定要把严歌苓纳入到美国文学的范畴，这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必要的。反之如哈金，他虽然写的是中国人的故事，但他用英语写作，被美国人所接收，所以他的创作就自然地进入了“美国文学”。

由此可见，判断一种文学的特质，尤其是“华文学”，还是应该首先从它使用的语种出发。所以，在我看来，海外的华语作家其实仍就是特定意义的“中国作家”，因为他们的创作完全属于在“中国文学”的范畴。

从这样一个视点，我们就可以容易地把握“海外新移民文学”的鲜明特征，看看它究竟与本土的文学潮流产生了哪些不一样的气象，是“移植”所产生的奇葩，还是“嫁接”带来的花朵？有了“中国文学”这样一个大的参照系，海外华文学的渊流和演变就立刻有了鲜明的呈现。

毫无疑问，“海外华文学”的成长正在经历一个由“星火”到“燎原”的发展历程，而每一个局部地区的文学面貌也在经历着由“发韧”到“滥觞”再到“熔铸”的必然成熟过程。就“新移民文学”的发展状态来说，北美的文学成就最为显著，从早期的有感而发，到后来的自觉创作，如今正在走向一个“熔铸”经典作家的时代。在这群峰峦起伏的作家群中，首先一个重要的代表人物就是屡屡在海内外华文坛造成轰动的小说家严歌苓。

严歌苓，天生的一副敏感作家的容貌，外在的优雅纤弱，更反衬出她内心的理性和坚韧，这不成比例的负重，让我觉得她自己本身生命“移植”的故事就是一部最绵密幽深的小说。

那年春夏她来休士顿，为文友开讲“‘情’字这条路”，穿的是淡兰的短衣，胸前有一朵暗香浮动的小花。她在高高的讲坛上端坐着，亭亭的身姿里满是谦虚的诚恳和清爽的孤傲。后来，我在秋冬的金山又看见她，黑色的皮夹克裹着纤弱的身躯，端详她失眠的眼睛，竟有几分寒夜女侠的风韵。翌日她登台演讲，丝锦的短袄，束起的发髻，古典清丽的模样俨然是一位深闺走出的少妇。扫描北美文坛，不能不关注严歌苓，她是一种奇异的现象，而且是迷雾重重，她很少向外界泄漏自己的创作动机，也不愿对评论界作迎合地剖白，在她的感觉里，似乎评论者与小说家永远就有一层解不开的“隔”，所以，也很少有人能真正走入她锁闭的内心。

严歌苓，可说是最早在北美成名的新移民小说家，生于上海，早年当过兵，还学过舞蹈，经历过共和国动乱时代的末期风云，血液里的敏感和纤细，积蕴了她渊深如海的人生感悟，也培育了她艺术升华的卓越眼光。对某些人来说，生命的“移植”也许要面对某种折损，但对迷恋写作的严歌苓来说，“移植海外”却如同是深根的枝嫁接在饱满新奇的土壤，蓦然间开放出再生的奇葩。她的作品在海外一经问世，就立刻散发着与她前期作品迥然不同的奇异芳泽，闪烁着“移民文学”所独有的精神特质。与此同时，她以自己小说中无与伦比的敏锐和细腻被评论界誉为是当今北美华文创作最具实力的小说家，尤其是被称为北美地区最有影响力的新移民作家。

作为海外新移民文学的代表人物，严歌苓的成功，一方面是来自于她自身独有的文学天分和素养积淀，但另一方面，她的创作成就则鲜明地体现着海外新移民文学在特定历史时期所涌动的精神波澜。

宏观地考察严歌苓的创作，首先的一个视点，是必须看到她在同时期的新移民作家中具有较高的艺术起点，这样一个特别的“起点”又恰逢“生命移植”的雨露春水，她的创作才情才顿然有了“质”的飞越。

纵观北美的新移民作家，可说是一支身份背景特异的作家队伍，他们中大多数是在面对新大陆的文化冲击，内心涌动着需要喷泻的激动和焦虑，随而突发执笔为文。所以，不少作家是初次执笔，而真正的专业作家可谓凤毛麟角，即使有，也只是早年有艺文工作的修炼，并非创作的本行。但严歌苓不是，她早在八十年代初期就已开始笔耕的训练，而且出手就是长篇小说，1986年即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出国前即有长篇小说《绿血》、《一个女兵的悄悄话》、《雌性的草地》等作品问世，展露出她对小说创作的情有独钟。然而，她的早期作品，因为没有触及到大时代读者最关注的敏感神经而未能造成文坛上的轰动效应，那时的严歌苓，还只是一个裹挟在文学潮流里独自旋转的寂寞仙子。但是，早期的笔耕训练，却奠基了她日后丰富成熟的文学语言。1989年，严歌苓移居美国，忽然一举从长篇的积累进而到短篇的操作，正可谓厚积薄发，其中的浓缩凝练必是非一般的作家所能及。不过，据严歌苓自己说，出国后之所以喜爱写短篇是因为“时间都是做英文功课裁下的边角，没有写大块文章的从容”，但在我看来，正是短篇这种尺幅之内字字珠玑的体裁，才真正成全了一个“经典”的严歌苓。当然，严歌苓海外创作的突发崛起，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她那个性摇曳的心突然走进了一个雨水丰沛的热带季节，因为彻底地摆脱了早期创作的许多心灵桎袢，她那敏锐善感的笔才游刃有余地步入了一个成熟的新天地。

异域生活的切换，用她自己的话说正是“生命的移植”，竟全面地激发了严歌苓渴望伸展的创作才情，触发了她最深切的的生命感受，她这样表白：“到了一块新国土，每天接触的东西都是新鲜的，都是刺激。即便遥想当年，因为有了地理、时间、以及文化语言的距离，许多往事也显得新鲜奇异，有了一种发人省思的意义。侥幸我有这样远离故土的机会，像一个生命的移植－－将自己连根拔起，再往一片新土上栽植，而在新土上扎根之前，这个生命的全部根须是裸露的，像是裸露着的全部神经，因此我自然是惊人地敏感。伤痛也好，慰籍也好，都在这种敏感中夸张了，都在夸张中形成强烈的形象和故事。于是便出来一个又一个小说”。因此，正是因为这“强烈的形象和故事”，使得她的小说一问世，就有着不同寻常的震慑力。十多年来，她的短篇集《少女小渔》、《海那边》、《倒淌河》、《白蛇橙血》、长篇《人寰》、《扶桑》、《无出路咖啡馆》等一经发表就引起海内外的普遍注意，频频在台湾、香港、及北美文坛获奖。成名作《少女小渔》曾获台湾“中央日报文学奖”小说类第二名，《女房东》曾获“中央日报文学奖”小说类第一名，《学校中的故事》曾获香港《亚洲周刊小说竞赛》第二名，并一连夺得《联合报》短篇小说首奖及《中国时报》百万小说征文奖等等。她的小说不仅被誉为是新移民文学的扛鼎经典之作，还被大量改编成影视作品，如《少女小渔》、《无非男女》等。根据她小说拍摄的影片《天浴》曾获得第三十五届台湾金马奖十一项大奖。长篇《扶桑》不仅出版英译本《幸福不眷顾的女儿》，还将被好莱坞拍成电影。

严歌苓说：“人在寄人篱下时是最富感知的。杜甫若不逃离故园，便不会有‘感时花溅泪’的奇想；李煜在‘一朝归为臣虏’之后，才领略当年的‘车如流水马如龙’，才知‘别时容易见时难’；黛玉因寄居贾府，才有‘风刀霜剑严相逼’的感触。寄居别国，对一个生来就敏感的人，是‘痛’多于‘快’的”（〖少女小渔〗后记）。也正是因为这不同寻常的“痛”，遂造就了严歌苓的冷静和忧伤，使得她的小说具有了摄人心魄的艺术魅力。与此同时，严歌苓也用自己最初裸露的真实的“痛”，铺就了海外“新移民文学”的第一块坚定的基石。

二，严歌苓的海外创作之所以能够奇峰突起，蕴意深刻，是因为她自觉地浸染了西方文艺理论的价值判断，从而表现出与本土文学完全迥异的艺术风貌。

1990年，严歌苓走进芝加哥哥伦比亚艺术学院攻读文学写作硕士学位。在那里，与其说严歌苓在接收严谨的英文写作训练，不如说她开始诚恳地吸收西方世界“文艺复兴”以来所形成的对“人”的价值观透视，同时也包括西方社会看待“东方人类”的历史文化视点。正是这些精神上的源流主导了严歌苓海外创作的小说总是充满了对“人性”本色的深层关注。这种深刻的影响不仅仅是表现在她的文字浓郁地浸染了西方小说的细腻和情绪流动，而是更强烈地表现在她一系列侧重描写“种族”冲突的小说架构的内在意蕴。由此，严歌苓形成了她自己独特的写作领域和不同寻常的价值判断，即她总是在触摸和挖掘东西方的人性在各种时空磨砺下的扭曲和转换，由此她获得了文学意义的空前成功。

文学的最高表现就是“人性”的揭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严歌苓努力让自己的作品进入到人性深处令人震撼的窥探，显然她已超越了写故事的境界，而着重在表现人物的灵魂所经历的种种磨难，由此，她让自己的作品上升到了白先勇所说的那种“引起人同情”的悲悯情怀的高度。

在严歌苓的小说中，浓郁地渗透着来自西方的关于种族、等级、性别的价值判断，即对东方、中国、女人这些心理概念的指认，同时又蕴含着东方主义的父权制度的认同和妥协。这样一种“纵横交错的目光”，使得她的作品比一般的移民小说更加深重和痛苦，她的对“中国”的理解也比其他的作家更痛苦和焦虑。例如她小说中所描绘的“中国女人”，首先一个“中国”身份，就带有西方社会对古老东方的“弱族”判断，再加一个“女人”，又是一层中国父权社会的凌越歧视，双重的“压迫”感造就了她笔下更其“弱”的女性人物形象，而她要表现的则是那“弱”到极处的“怜”，“弱”到极处的自尊和强大。

接收西方的文化价值判断，并不意味着严歌苓就“颠覆了她在美国坚持汉语写作的意义”。（〖华文文学〗2002年四期）她在文学里寻求的当然是对“母体文化”的依归，但这种“依归”并不是纯粹的“乡愁”表现，而是充分地渗透了西方对东方的文化想像和文化期待，这，也正是新一代“移民小说家”最鲜明的一个情感趋向特征。

对于一个好的作家来说，首先是体验自己的内心，然后是体验别人的内心。20世纪的西方文学有一句很响亮的口号：“为内心而写作”。而只有那些能体验到人类身上更广阔的感情、更广阔的苦难的作家，才能真正洞悉人性的深层秘密，作品才会发散出强大的精神力量。一个优秀的作家，她不仅能体验自己丰富的人生，也可以进入到别人的人生体验之中，借着心灵与世界的联系，从而转化成自己的体验，这正是严歌苓为“心灵”创作的独辟蹊径。

三，严歌苓对于海外新移民文学的重要贡献是她敢于直面“边缘人的人生”。

在海外，中国人移民的历史虽然已经历上百年的沧桑，并不断在上升自己的民族形象，但仍旧是处在一个主流社会之外的“边缘人”地位，这是历史的现实，也是文学必须首先表现的现实。尽管很多的海外作家都努力在表达自己在异国他乡强烈的族群文化冲突，但大多数还是流于异国风情的描绘和表层的猎奇感受。严歌苓不是，她的笔触显然比其他作家探索得更远更深。

读严歌苓的小说，最令人震颤的即是她对海外“边缘人”隐秘内心世界的刻骨展现，即在异质文化碰撞中的人性所面临的各种心灵冲突，尤其是在“移民情结”中如何对抗异化、重温旧梦。而她最醉心表现的则是人性中最柔弱的一面，从而给读者展示出现代社会痛苦既无奈、冷酷却无声的精神画卷。如《栗色头发》中东方美女的种族对抗，一种西方社会中“边缘人”的痛苦处境。从而表现出“生命的尊严”这样沉重的主题。“我是一个来自中国大陆的年轻女人”，这一身份意味着“我”将挣扎于西方、父权、资本主义的多重话语霸权之下，在后殖民社会里的西方人眼中，女人是今日世界最后一块殖民地。严歌苓直言：“移民，这是个最脆弱、敏感的生命形式，它能对残酷的环境作出最逼真的反应”。难能可贵的是，严歌苓将自己的目光流放到更远，从直面“边缘人的人生”，她开始把握“人性”在特定历史背景下所具有的全部张力和丰富深邃的内涵，例如《人寰》、《扶桑》，这使得严歌苓的创作走向了又一个飞越。

海外创作期的严歌苓，不再执着于表层现实人生的情节刻划，而是努力让自己的人物走进历史的深处。但无论她的笔落在中国还是落在西方，“人性”的表达永远是她关注的焦点。她写知青流放的《天浴》，纯净的少女在历史的污浊中被人性的丑恶所毁灭；她写《人寰》，以她个人隐秘暧昧的痛楚体验，来融进家族与民族的伤痛。她写《扶桑》，那个软弱又顽强的中国妓女，简直就是中国人阿Q式的自欺欺人的反抗。西方人看待中国女子，就好象喜欢东方古玩一样，是西方上流社会一种时尚的复古怀旧情调，在这样卑微的境地里，严歌苓歌颂她们温顺、谦卑、坚忍和善解人意，透射出“母性”“雌性”的光辉。在《扶桑》中，母性是“包涵受难、宽恕，和对于自身毁灭的情愿”；“母性是最高层的雌性，她敞开自己，让你掠夺和侵害；她没有排斥，不加取舍的胸怀是淫荡最优美的体现”。女人之所以为女人，就是因为她们身上天然具有这种“母性或雌性”，正是这种“性”对男人构成了吸引。在这里，扶桑与一般的妓女不同，“她没有羞辱感，她是地母与少女的合一，任劳任怨地供奉着践踏她的西方男人，那巨大的苦难却变成了对她的成全”。对此，严歌苓这样描写：“跪着的姿势使她美得惊人，使她的宽容和柔顺被这姿势铸在那里。她跪着，却宽恕了站着的人们，宽恕了所有居高临下者”，这是一种“弱势对强势的慷慨的宽容”。

长篇《扶桑》在严歌苓的创作中具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除了历史背景的渲染、人物形象的成功塑造、结构的完整缜密以及语言体系的转换，作者尤其巧妙地用身为“第五代新移民”的叙事者，与女性先辈跨时空对话，比照出新旧移民无法回避的共同宿命，显然是有心开创“移民文学”纵横交错的历史洞天。

四，严歌苓独特的人格建构充满了红尘男女的悲情体验，由此而形成她小说中浓郁的风格主调：“冷静的忧伤”；

读严歌苓的小说，很难感染到欢乐，几乎所有人物的精神背景都来自痛楚和伤感，只是这“痛楚”被她纤细的笔精致和美化，即便“伤感”，也是冷静成“诗化”的忧伤。我们常常说，一个作家创作风格的建立标志着一个作家真正的成熟，严歌苓的创作努力，一直在寻求一种属于自己的独特表达方式，这就是她目前已经鲜明形成的艺术个性－－“冷静的忧伤”。

一个作家艺术个性的形成，必然来自她独有的人格建构。这人格建构中有她所经历的时代的熏染，但更重要的是来自于作家个人独特的人生体验。在严歌苓的人格建构中，鲜明地打印着生命的苦难意识和对情爱世界的悲观体验，在我看来，前者来自于她所经历的时代，后者则来自于她个人苦涩迷离的情感经历。在这里，她的第一次婚姻的失败毫无疑问地对她的爱情理想和人生价值曾产生深远的心理影响。

纵观严歌苓的小说，其突出的特点就是客观、冷漠，暧昧而充满歧义，她很少表现人生的“柳暗花明”，她的笔下虽然也是“风情万种”，但终极的归宿依然是忧伤深重，只是这“忧伤”如此冷静、如此博大、如此凄艳美丽。她笔下的人物，无论身份如何，却都是“一群清醒逃离第三世界生活处境的出走者”，他们满怀希望，他们顽强生存，他们梦醒破碎，他们无助哀叹，严歌苓自己的笔清醒，她也让自己的人物清醒。如《失眠人的艳遇》里表现的幻想破灭，充分地表达了严歌苓内心的孤独、寂寞、自恋和绝望。还有《无出路咖啡馆》名字本身就给人一种绝望感。

人生之苦莫过于“情”苦，在严歌苓看来，红尘碧海，无非男女，“爱即是快乐的也是痛苦的”，所以严歌苓笔下的爱情首先是“痛苦”的产物。最典型的代表就是她的短篇精品《无非男女》及《女房东》。

《无非男女》表现的是一个身心均有些残障的“老五”对自己健康的未来嫂子潜藏在自卑心里的爱，这“爱”是如此荒诞无奈，却又如此人性痛楚，如此地让人怜惜。已经活不了多久的“老五”在日记里写道：“三十岁以前，他要旅行一万里、写一本书、种活一百棵树、办一个个人画展、乘一次飞机、谈一次恋爱”，难怪健康的姑娘雨川在目睹他受了委屈之后“让他仰在她怀里”，“让她的胸满满挤住他的下颚”，用身体暖热着一个男人流血的心。然而，雨川的健康、饱满，却只能使纤弱的“老五”更加自卑和难堪。是啊，“他本该是个多美丽多骄傲的男孩。他本该骄傲得不把她放在眼力。她本该有权力追求他、爱他，哪怕爱得无结果，爱得像他一样短命，若即她不是他血缘兄弟的未婚妻。他本该在女性身上享乐一回，无论它多么‘比如朝露’地短，这享乐她情愿给他。”可是这人世间的“爱”根本就无法接通，也无法对等。没有享受过“爱情”的老五死了，作者在小说的结尾借男主人公的叹息如此表达：“老五幸福啊，从来没走进去过，就走出来了。”老五所刻印的“无非男女”的闲章，盖在“所有描述人间悲欢离合的小说上”。

《女房东》也是严歌苓短篇小说创作中的经典。那个流落他乡的老柴作了沃克太太的房客，可是他竟始终无缘见那女主人一面。小说的绝妙之处在于那位神秘的沃克太太“千呼万呼不出来”，留给老柴的只是无尽的诱惑和想像。离了婚的老柴孤独更加自卑，潜意识里格外地渴望家的温暖和来自女性的温柔，所以，在沃克太太的客厅里，“他看见一张纸巾在书的下面。纸巾被轻微地揉过，褶皱那么朦胧。还有些朦胧的湿润，还有一晕残红。他将纸巾凑到鼻子上，气味很不具体，但存在着。”他“不懂为什么这纸巾就让他狠狠地心乱一霎”，“但那纸巾上的红影和湿意，使他几乎看见了那支揉着它的手。由手延上去，臂、肩、颈，再延上去，是涂了残红唇膏的嘴唇”。尤其是那浴室，“粉黄的内裤，肉粉色乳罩，浅紫水蓝的手绢，淡白、银灰、浅棕的长丝袜藤萝似地垂荡着”。老柴开始失眠了，这失眠起源于一种说不出的“绝望”和“愤怒”。那条挂在浴室里的半透明的丝质女人衬裙，“那么薄，那么柔软，老柴觉得它是一个好看的身体蜕下的膜”，于是，平生粗糙地过活的老柴，感觉自己“身体深处的激动变成极度的燥热”，虽然他不知道“魅惑与危险总是相距不远”。他需要逃走，然而命运却让他在黑暗中见到了那穿着丝质衬裙的女人，不是“见到”，而是“抱在怀中”，“让她身体上每一个柔软的弧度都吻合到他身上，让他毛糙粗硬的手生平唯一一次品味那些弧度的细腻，让他的手在这层薄绸上摩挲”。当沃克太太还没有从昏迷中醒来的时候，老柴流出了两行悲凉的泪，他好象永远地失落了一个“爱”，其实这“爱”就从来没有得到。这里表达的既是一种“东西方”的强烈震撼，也是人性深层的剧烈碰撞。

剖析严歌苓笔下的爱情，她总是在表达一种两性相隔的绝望，在一种“不可能”中展示人性所具有的强烈张力。《非常男女》表现的是现实中人与人无可逾越的障碍，《女房东》所表现的则是两性之间的遥不可及，其中的“冷静”和“忧伤”可谓深入骨髓。严歌苓的小说，很少有“幸福”的感念，或者她的人生观里就不曾有“幸福”的存在。但她承认“爱情”，无论男人女人，都想得到这“爱情”，只是女人对“爱”的体验与男人完全不同。在严歌苓看来，“女人只有通过自我牺牲后才能得到爱情”，所以，在“情”与“欲”的挣扎中，女人更多具有悲剧的色彩，如《人寰》中的“我”，《扶桑》中的扶桑。作者在小说中对“情感悲苦”的种种探讨，归根到底还是对人性内涵的终极关怀。

五，严歌苓为自己独创了一套奇异的语言系统，从而使她的小说充满了意象的灵动、智慧的俏皮和神经质的细腻，其敏感度惊人，驾驭的文字颇有“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气度。

严歌苓喜欢方块的中国字达到痴迷，她说那是最奇妙的方阵组合，那些汉字因为特别的排列而充满了质感的血肉。为此，严歌苓在多次的公开演讲中，宣称自己的写作喜欢留恋在这种“刀耕火种”的手工业状态，心里面一直就排斥那“打出的文字毫无感情特征的计算机”。

写作，首先是一种思想的旅行，是一场心灵的战争，但同时也必须是语言的天才显现，二者相辅相成。严歌苓写小说，她有意在努力用一种奇妙的文字组合来创造一种独特的小说氛围，从而导引着读者曲径通幽，这“幽”就是人物的灵魂。

在我看来，严歌苓最擅长的体裁应该是短篇小说，她能够在尺幅之内字字珠玑，窥探出人物性格的无限张力，如她的成名作《少女小渔》中的短篇精品。不过，严歌苓的海外创作也一直在追求体例上的变化，内容上亦不拘一格。如描写“知青”命运的《天浴》（后被陈冲拍成同名好莱坞电影），有表现旧金山老移民生涯的风尘故事《扶桑》，有自转体的长篇《人寰》，有《海那边》（电视剧改编为《新大陆》）诉说新移民的沧桑历程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长篇小说《无出路咖啡馆》是严歌苓的最新力作，出版于2001年，无论在表达的故事内容还是在语言的写作方式上严歌苓都显然作了有意义的突破和尝试。小说表现的是一个柔弱如风的中国女子与一位美国外交官邂逅相遇的短暂恋情，从而讲述了一个中国女子在美国的不平常遭遇。这部小说的成功之处在于作者调动了自己多年的海内外生活积淀，从而在一个硕大的历史舞台上精心地刻划了女主人公饱经沧桑的人物形象，揭示了一个美丽、聪慧的中国女子丰富奇崛的内心世界，从而在一个新的层面上展示了新移民世界鲜为人知的生存状态。

《无出路咖啡馆》的语言系统在严歌苓的小说中具有鲜明的代表性，可谓集其风格之大成。

首先，严歌苓擅长在一种简洁的凝练中来追求一种气韵生动的意象，思维的突然跨越进而表达出一种冷静的调侃。如“我端着空碗走出卧室，提着身体的分量，脚步贼似的轻。”“我笑起来。我这种笑法十五年前就停止了。我看见自己的笑在寒冷中形成久久不散的一团白雾。”在这里，“贼”的突然意象突兀却明朗，给人以强烈的冲击。“十五年前的笑”又是一个跨时空的突然，但却蕴含着一种极其凝练的清晰。

《无出路咖啡馆》最精彩的篇章是“主人公”回忆性地表现“母亲”当年与两个男人奇峰突起的爱情，这些缠绵激荡的文字敏感细腻，令人惊叹并充满人性的智慧。书中写到：那个穿月白旗袍的少女在医院的长廊上遇见了年轻的“李师长”，在第五次见面的时候，“我母亲给粗糙的呢子大衣拥抱着、抚摸着，荷尔蒙幽暗的热流从她下腹、从她雌性源泉的底部涌出来，在刹那间完成了她最后一段青春发育。这个男人和这个少女的雌雄电流在空中接通，火花迸溅。”然而，这段隐秘的“恋情”却因为那“乡下媳妇的不能了断”而无法实现，于是，带着金丝眼镜的“刘先生”蓦然走进了少女的世界，“他深深地把她十九岁的青春吮吸进去”，“半夜阴湿凋零的上海，就给他狂热的一个拥抱而抱成了好莱坞海滩”。而在多年后，“刘先生张开嘴，像是要呼喊却突然忘记自己是在梦境里。是那种剥夺人声音的梦境。他哑在口中的呼喊是四十多年前他望着淡兰窗帘时憋回去的”，“他和她用了四十多年来歪曲一件事实，来使他们双方都坚信，他们是被血淋淋拆散的当代梁山伯、祝英台”，“他和我母亲都属于闲情较多的人。对于这种人来说，制造折磨和接收折磨是一种消遣。他们把死别的折磨提前拿到有生之年来享受，明明在一个人间，却非弄得梁、祝那般墓里墓外；明明是一对家常的老年男女，这样慢性持久的折磨使他们青春永驻，翩翩跹跹化了蝶”。严歌苓在这里使用的语言符号可谓出神入化，细腻的情节文字蕴含着博大的象征，豁然的激情却立刻演化成深邃的伤感，是歌咏？还是调侃？严歌苓将自己对人世间情爱的无限悲情充分地表达在字里行间，俏皮与灵动，轻松而沉重，构成了她独有的语言方阵。

另外，严歌苓除了追求叙述语言的奇绝，在描述性文字中也努力营造她独特的冷色调迷离意象。如《无出路咖啡馆》中的一段描写：“车站被灰色的灯光照得通亮。一切都带着冰冷的清晰。所有墙上，柱子上，椅子上狂舞的涂鸭都在这冰冷透彻的能见度中显得格外生猛。悬在候车长椅上方的电取暖器尚未关闭，在银灰色空间聚起一蓬蓬橙黄光晕。有两张长椅上暖洋洋躺着两个流浪者，他们的姿态和神情是夏威夷海滨浴场的。他们要抓紧时间在警察把他们驱入寒冷之前豪华地暖和一回”。在严歌苓的小说中，这段文字所传达的情绪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在她看来，人类的生存环境本色就是“冰冷”，而且“透彻”，虽然偶有人造的“暖气”，有“一蓬蓬橙黄光晕”，可怜流浪的人也会把自己暂时装扮在“海滨浴场”，但那只是在被驱入“寒冷”之前的“暖和”。这样的文字在严歌苓小说中随处可见，不仅仅是她笔下的人物很少沐浴在“阳光”里，就是她表现的天气或人文街景都总是充满着寒凄彻骨的气息。

结语

严歌苓，这位被评论界誉为“窥探人性之深，文字历练之成熟”的一代“新移民作家”，她的创作不仅是在海外的华文坛树起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而且对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学也注进了簇新的因子。

在海外，几乎所有的新移民作家，其创作的冲动首先就是源自于“生命移植”的文化撞击，由此而迸发在文字中的苦乐悲欢已成为海外作家最鲜明的一个创作“共性”。“移民”，这是一个“世界性”的现象，是人类古老又新鲜的话题，但对于中国文学的主流来说，直到二十世纪的下半叶，关于海外生活题材的创作才开始渐渐呈现出湍流的气势，尤其在北美，近几十年来由来自海峡两岸的华文作家相继耕耘，遂演绎出一派生机盎然的壮景。严歌苓，正是以她“生命移植”绽放的婀娜奇葩，站在了这风景中最能近观的前沿。

此外，海外的作家，尤其是北美的新移民作家，由于“异质文化”的强烈冲击，在创作的视点上都多多少少发生了“价值观”的突变，即在不同程度上浸染了西方社会的文化取向，诸如表现在对古老中国的重新反思，对“人性”内涵的高度礼赞，对“种族”及“性别”的特别关怀等等，这些新的视点都大大影响了他们的创作，从而形成了“新移民作家”特有的文化人格的精神风貌。严歌苓，正是他们中最突出的一个代表。

“直面边缘人的人生”，这不仅仅是严歌苓个人的创作努力，同时也是海外作家共同的心理诉求。走入异国他乡，有新世界的惊喜，有边缘人的失落，有挣扎，有委屈，有收获，也有痛楚。在这里，所有的移民作家都无可摆脱作为“边缘人”所面临的尴尬境遇。严歌苓的贡献则在于她能够穿透了“边缘人”表层的喜怒哀乐，从而进入到人物心理痛苦的深层，在“人性”的意义上表达更辽远的“苦难意识”。

当然，严歌苓创作特色的形成，一方面是因为她深刻地打印着“新移民文学”的精神烙印，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她自身在艺术思考上的不懈努力。她个人的“悲情体验”，她对于文字的独家修炼，都在根本的意义上熔铸了她“冷静的悲伤”。

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严歌苓近年的创作为了追求立意上的“奇崛”，正不自觉地陷入到“象牙塔”闭门造车的囹圄。她开始远离新移民血肉征战的沙场，将自己闭门苦索，可以想像，这样创作出的“在夸张中形成强烈的形象和故事”，必然会距生活的源头愈来愈远，其文字的热力也会因此而减弱。另外，严歌苓在驾驭长篇宏制的结构冲突上显得有些散乱，不如她的短篇写得那么玲珑剔透。

任何作家都会有自己的局限，虽然严歌苓的创作正面临着新的挑战，但她已经用自己卓越的才情奠定了“新移民文学”的历史丰碑，宣告了海外文坛一个新的文学时代的来临。

2003年5月15日改定于休士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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