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瑞琳文集

从《红浮萍》到《嫁得西风》

－－读加拿大女作家李彦的中、英小说

陈瑞琳

李彦是我只闻其声未见其人的作家。从照片上看，她的眉目棱角分明，典型的北方姑娘。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她的嘴角，有几分刚毅，透露出她个性里的顽强。凄迷坎坷的身世，时代风雨的摧打，异国他乡的剥蚀，灌注在这样一个奇女子的心灵上，怎能不激发出创作的动力？又怎能不诞生出这个时代最厚重斑驳的文学？

李彦，1955年生于北京，曾获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系英文采编专业硕士学位，1987年留学加拿大，获温莎大学历史硕士学位，现在安大略省滑铁卢大学东亚研究系教授中国历史及中国文学等课程，并担任加拿大中国笔会副会长，海外华人女作家协会会员。

李彦是海外难得的两栖双语小说家，她的主要创作成就有英文长篇小说《红浮萍》，英文短篇小说《枫城轶事》，中文长篇小说《嫁得西风》，中短篇小说《故园》、《回惶》、《羊群》、《姚家岭》等，并有译著《白宫岁月》。由于李彦的创作成就，她曾于1997年作为加拿大代表，赴台湾参加台湾清华大学举办的“加拿大国际研讨会”，并荣获2002年台湾中国文艺协会颁发的海外文艺工作奖章，再赴台湾参加该年度的文艺节颁奖庆祝大会。此项评奖，竞争十分激烈，2002年的获奖者有黄春明、平鑫涛等著名台湾作家，而来自海外的获奖者仅李彦一人，殊为难得。

寻找李彦的创作动力，不得不追朔到她独特的成长历程以及她移居海外后的心理巨变。从她的自转性小说《红浮萍》中，我们隐约发现，她的生父曾经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诗人，但在政治风暴中几遭毁灭。李彦虽然一生中缺少父爱，但她在血液里却继承了父亲的写作才情。另外，李彦的母亲少年时就性格豪迈，刚烈顽强，这种个性特征也深深地保留在李彦的身心，体现在她的创作上就是大胆直面人生，下笔率然惊鸿。出身在中国一个政治背景驳杂的家庭，李彦在少年时就开始体味颠沛动荡的人生，她是那样渴望亲情，却常常父母远离，她的心灵是那样敏感脆弱，但时代却偏偏给了她超出常人的精神磨难。可以说，长期生活在极度压抑之中的李彦，对社会、对人生，较早地形成了她自己目光的冷静和悲凉。李彦来到西方，心灵的突然解放必然带给她失重的眩惑，面对社会制度的反差，不同文化的冲击，她一方面在思考如何让一个独立的“新我”面对新世纪的未来，另一方面她开始咀嚼从前的岁月所包涵的人生意义。由此，她产生了创作的强烈冲动，她需要坐在三尺书桌旁，把她的所思、所感、所忆、所冀，化成一个个诉说的字符，只有在这个时候，李彦感觉她找到了生命里真正的重心。

《红浮萍》－－一个时代的哭泣和呐喊

长篇《红浮萍》是李彦1996年创作的第一部英文小说，中文的书名简洁而意境深远。上个世纪的中国人哪个不是飘荡在红色海浪里的“浮萍”，哪个人的飘浮命运不是在被那个特殊的时代所左右？李彦虽说是围绕着一个中国家庭，重点描写了三代女儿们的故事，但那正是一个世纪中国人的整体缩影，是一幅20世纪中国历史变迁的广阔图画。正像多伦多英文《星报》所说：“小说中充满了高潮性的事件和令人撕心裂肺的场面，为读者提供了一个社会的广角镜”。

小说的故事从女主人公在海外获悉生父楠去世的消息开始，揭开了一个家族近一个世纪斑驳沧桑的变迁史。一个沉重的悬念诱引着读者：作为一个深爱女儿的父亲，究竟是什么样的命运使他们二十七年中竟不能相见，渴望父爱的女儿也从来没有叫过一声“爸爸”？又是为什么，任何有关父亲的话题，即便是最微妙的触及，都会在母亲过度敏感的神经上激起惊涛骇浪？逝者已逝，给母亲带来厄运的真的是“父亲”吗？一个家族几十年来历尽的劫难，究竟怨时代还是怨命运？善于讲故事的李彦为小说开了一个精彩的头，由此引出那久远的模糊又悲伤的风雨家园。

小说中的“我”，生在北京，满月时却被送往关中古城，四岁时回京探望正在京郊农场里劳动锻炼的“右派”母亲。然而那时的母亲，既无力关照自己的儿女，又在挣扎着如何摆脱自己以及来自她“反革命”丈夫遭受迫害的政治灾难。然而，小说中的时代风云并不仅仅是局限在表现一代中国优秀知识分子在“反右”风暴中所经历的悲惨遭遇，作者的笔更是伸向了历史的纵深处，在那个秦岭南面、汉水之滨的历史古城，由外婆那一代所演绎的沧桑故事更加神奇，更加凄迷。

年轻的外婆早年生于富裕的裁缝铺之家，民国初年的军阀战乱竟然给了外婆一个私奔的机会，也从此带给她传奇般的坎坷命运。私奔的男人在战场上阵亡，差点儿落入人贩子之手，九死一生逃回千里之外的故乡，鬼使神差地嫁给了年近六十却富甲一方的杨大老爷。大家族的倾轧，人心的险恶，都让外婆有惊无险，不仅生了儿子，还添了一双出众的女儿。这其中的一个就是“我”的那羁傲不驯却饱经磨难的母亲。外婆虽说是一路战胜了贪婪狡诈的亲族及官府的敲诈勒索，却无力面对轰轰烈烈的共产党“土改”革命。在女儿的激励下，六神无主的外婆终于忍痛及时地将数百亩良田与铺头房产悉数上交，暂时免去了眼前的“革命”之苦。但是，她又怎能想到，二十世纪的中国，更加惨剧动荡的时代风云还在后面，她的儿女子孙还要经历更严峻酷烈的考验。所以，多伦多《世界日报》曾作这样的概括：“《红浮萍》的作者希望透过笔下的人物，真正揭示出政治压力对人性的摧残。”

《红浮萍》的小说结构恢宏而细致，小说先由近及远，由“我”牵出“母亲”，再由“母亲”回到“外婆”。然后是再由远回近，从“外婆”的命运再引出“母亲”的遭遇，最后写出留给“我”的刻骨铭心的感受。三代女人的生命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幅苦涩斑驳的时代画卷，每一个弱小的中国人在翻滚的时代激流中不由自主地沉浮。温哥华英文《KINESES》杂志曾这样评价：“李彦以娴熟的技巧把三代

人的生活浓缩进有限的空间里。这个读后令人久久萦绕于心的故事，以使人耳目一新的直率魅力来回跳跃于中国和加拿大之间。她把读者带进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文化氛围里。”

《红浮萍》的人物塑造得非常成功，“外婆”的坚韧豁达，“母亲”的聪慧激进，此外，即使着墨不多的角色，也个个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如“外公”家刁钻可怜的“四小姐”，舅舅棠遗弃的那个绝望自尽的明媒妻子鲍家小姐等等，性格丰满鲜明，让人过目不忘。李彦的文字在人物刻划上尤显得洗炼生动，寥寥数笔，即把人物的心态、神态跃然纸上。

显然，《红浮萍》是李彦的厚积薄发之作，小说里的故事在她的心中已经孕育多少年，小说里的人物已经是到达了呼之欲出的成熟境界。李彦与一般的追求畅销、轰动的小说家不同，她不写则已，要写就是有感而发，要写那最能触动自己心灵的生活激流。她说：“在我提笔时，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就是如实地写下对生活的真实感受。《红浮萍》里的故事盘庚在她心中多年，只要打开阀门，就会涌泉奔流。

《红浮萍》于1995年在加拿大多伦多出版，立刻获得了主流媒体的热烈肯定，在海内外引起极大反响。加拿大KW论坛报这样介绍：“这部震撼人心的史诗性小说跨越了毛泽东统治前后约七十年的时间，写下了一个在红色政治舞台上演出的家庭悲剧。作者以生动的笔触娴熟地将中国社会历史上错综复杂的矛盾化繁为简，将中国文化、哲理、传统价值观编织在一起，写出一部扣人心弦、催人泪下、引人入胜的自转体小说。书中的几位女主人公皆有鲜明复杂的个性，人物刻划栩栩如生，跃然纸上。”《加拿大书丛》杂志也给予此书这样的评价：“作者描述历史有其独到之处，她把自己置身在历史之中，在她的笔下，历史不仅仅是背景和陪衬，历史本身就是故事，与书中的主人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对每个人物的生活、命运都产生着直接和深刻的影响。她的笔锋坦率细腻，具有浓厚的感情色彩。许多抽象枯燥的概念，在她笔下变得充满了人情味，使读者仿佛置身于主人公的生活之中，与他们同悲共喜。她展示给读者的不是黑白分明的单一个性，而是真实生活中常常使人徘徊于正确与错误的界限之间，很难找到答案的复杂的道德观。这是一部极为深刻、令人敬佩的政治小说。正是这种承认人性的复杂以及对中国历史的透彻掌握，使她能够以如此丰富的情感写出这部小说。”

《红浮萍》的成功，首先来自于作者对历史的把握，然后是人性力量的挖掘。香港《亚洲周刊》指出：“《红浮萍》的意义不仅在于描述了人性的扭曲，更在于剖析造成这一现象的社会机制。作品的悲剧色彩，正来自作者揭示历史真实的胆识。西方读者正是从这几代女性的蕴含丰富的沉浮故事中，感受到中国妇女自我解放的艰难，从而了解中国社会内部的变革动力及未来走向”。尤其是温哥华KINESESS杂志更道出了李彦的独特：“同是用英文写作的大陆女作家郑念与张戎在她们的书中叙述了文革的苦难，也把出国作为解脱的手段。但李彦的作品通过反映在国外的生活延伸了这个层次的意义。”

李彦自己对此作这样的解说：“我小说里的主人公最后也选择了走出国门，但这并不意味着在国外一切都会好起来。我以为无论走到哪里，人性和人类的情感都是共通的。有善有恶，有美有丑。只是在不同的背景和不同的条件下，表现的方式会不一样，表现的着重点会有不同罢了。”她是第一个被加拿大全国小说新书奖提名（全加拿大每年只有五人能获得小说新书奖提名）的来自中国大陆的作家，她本人也是第一个荣获滑铁卢地区文学艺术杰出女性奖的殊荣。此书已被美加多所大学选为学习中国现代史的教材和参考书，除了它的文学价值，更具有了历史文献的意义。

《嫁得西风》－－海外女性风月图

李彦用中文创作的长篇小说《嫁得西风》，被誉为是海外移民女性文学的代表作品，“嫁”，必然是女性，“西风”又必然是在海外了。小说描写了一群性格各异、观念不同的华人移民女性在枫叶国的生活经历，小说的情节真切感人，人物鲜明生动，文字充满张力，作品完成后在香港和北京出版发行，并被电台改变为广播连续剧。

《嫁得西风》的故事是。在这里，浪漫多情的女工叶萍，受丈夫虐待，儿子打骂，最终被大款情人抛弃；曾经是无冕之王的女记者小敏，成了醉生梦死的洋富婆的奴仆；精明强干的夏杨，挣脱了道德败坏的丈夫，却无法留住一个偷渡来加的农村青年；昔日的大学教授傅丹心，流浪到国外，生活无着，只好走向基督。充分表现出“洋插队”的苦涩多艰，令人触目惊心。

这部小说是海外移民文学中难得的一部特别以女性生活命运为焦点的长篇小说，作者用她犀利的笔引领着读者穿过众多人物、变幻的场景，来探索女性的内心世界，挖掘出许许多多的人性冲突及文化冲突，正如作家张翎所概括的“温柔忍让的角色对应着果敢自主的社会角色，心灵共鸣的情爱观对应着肉欲功利的性爱观，大陆这群女人的杀气腾腾对应着海峡那伙女人的谦和温柔，女性的聪明正直坚强对应着男性的愚昧委琐懦弱，先天背负的东方包袱对应着后天拾得的西方价值，从来没有一部小说，能将如此多的对立面同时呈现在一个平面上。”也有很多读者感觉到《嫁得西风》好似一部“海外十二金钗”的女性小说，塑造着一群风月形象，描绘着她们在北美挣扎的心灵历程，以其深厚的悲剧情感，表现出对世俗的反叛精神和冷峻的嘲讽。这是一部典型的以女人之笔写女人，以女人目光看男人的小说。

《嫁得西风》中的精彩人物来自大陆方面的有：少女心结未泯的高级研究员陶培瑾，天真而幻灭的，有离奇曲折的“堕落女性”叶萍，完美主义的知识分子小敏，共产党干部夏杨等，来自台湾方面的有“中华妇女会会长”胡太太，基督徒米太太，无可奈何地与丈夫的“二奶”共处一室的元慧，“中华之声电台”节目主持蔡玉媚，以及她们的家庭成员极其故事，小说通过这些活生生的秋风落叶般的人物，再次延续了李彦再现政治巨变中对人性的肆无忌惮的摧毁和戏弄的本领，中国急风暴雨式的大革命所带来的历次政治运动的灾难，使成千上万的人在政治的元素中生活，在铁丝网、忏悔、革命、告密、镣铐、大字报、坟墓、子弹、标语、口号、呻吟、呐喊、抄家、叹息中被扭曲、被毁灭，同时表现出人在中西文化的碰撞中，在灵与肉、爱与恨、卑鄙与崇高、性与情、去与留、舍与弃等等矛盾和漩涡中挣扎，从中窥见出古老的中华文化熏陶下的中国人被卷入这个世界性的现代化过程中的断面和折光。

在这部小说中，女性群体的形象生动突出，男性则作为陪衬淡出淡入，作者在挖掘女性内心情感世界这个角度拓展了移民文学的表现空间。尤其是用海峡两岸女性在情感追求上的不同感受，进行穿插对比，相互反思。台湾著名作家陈若曦女士这样感慨：“作者从切身的移民生活中体认到，大陆女性长期生活在男女平等写进里的社会，面对恋爱婚姻所产生的苦恼，与台湾女性有很大不同。后者尚处于争取独立自主和自尊自强的阶段，前者似乎已厌倦了长期以来与男性并肩拼杀的平等地位，眼下转而要求回归家庭，重新体验女性气质，并肯定女性价值的权力。这种南辕北辙的妇运诉求，作者透过小说加以发挥。”小说特别把这群女子置放在北美这样一个大的变迁环境中，深切又真实地表现了女性的困惑，女性的内心矛盾、情感转移，小说中的胡太太不屈不挠的追求，元慧“宁肯分享，而不被人甩掉”的态度，夏杨对外遇男性的强烈反抗，叶萍在几种不同类型的男性中舍此逐彼，都是畸形的情感追求。在这里，无论是阔太太，还是女强人、弱女子，都生存在一个痛苦挣扎的不安世界中，这里没有闲适，没有安祥，没有甜蜜的亲情，也没有成功的喜悦，随处可见的是作者在负面审视的冷峻目光。海外女性的这种悲剧性命运，既来自于社会环境的改变，也来自于男性世界的压力和囹圄，这无疑是小说中最深刻的地方。

李彦自述：《红浮萍》是含泪忆苦，《嫁得西风》是在笑对当今。无论是前者的控诉，还是后者的犀利批判，都传达出李彦深邃的悲剧情结。

李彦除了两部长篇力作的问世，还创作了相当数量的中篇小说，其中以《世界日报》刊登的中篇小说《羊群》最为人所瞩目。

《羊群》被认为表现的是中国人在海外“神殿下的迷惘”。小说是基于作者在海外多年的观察，对华裔移民在精神信仰追求上的彷徨与矛盾，做了相当深刻的分析与描写。

小说中的新移民，来自中国大陆，长时间受无神论与共产主义思想的教育，初遇基督教文化的冲击，感受十分强烈。但很块他们发现，基督教义的许多信条，其实与共产主义理想是一致的，因此便产生出一种归属感。不少人由刚开始的排斥、嘲笑或“利用”心态，逐渐转变为彷徨困惑、矛盾挣扎，直到全盘接收，成为有神论者。还有一些人，在海外境遇坎坷，孤立无援，而唯一能够对新移民提供温暖与关心的恰恰是教会。这些上帝的“羔羊”聚拢在神殿下对未来有所寄托，在精神上有所慰籍。

小说最精彩的地方是作者将基督教文化与共产主义理论做了独到的比较分析，使读者看到了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进而能从更高的层次上理解，为什么许多从大陆来的新移民会从无神论者转变为有神论者的原因。小说塑造了一批生动可信的人物形象，如杨宇清、马立新等，他们通读《圣经》就象当年熟读马克思的《资本论》一样进行抗争和思辨，最终发现，共产主义与基督教竟然在理论上、形式上以及组织结构上，是何其相似。

此外，小说也表现了人与人的冲突。小说中的女主人公牛红梅遗憾地发现：“即使同样聚集到耶稣基督神圣的大旗下，凡人间那根深蒂固的隔阂却难以泯灭。”“这教会不是同样也分着三六九等。。。”人的自私、偏狭、嫉妒、报复心理依然在教徒们中间蔓延，即使是向教徒们指点迷津的牧师也不能幸免。作者在人性的揭露可谓入木三分。灵与肉的搏斗，不同层次上的矛盾与冲突，贯穿于教徒们追寻上帝的始终。小说一直在引领着读者进行思考与探索：即上帝教义的神圣完美与人类现实行为的不统一性以及无神论者是如何完成蜕化而转变为有神论者的。

李彦的作品，总是在悲哀中品味人性，在艰辛沉重中寻求善美，在黑暗中等待光明，所以她的每部作品都意韵厚重，令读者在掩卷之后不胜叹息。

李彦，一个苍凉时代的文学孤女，卓然不群，却鹤然仙姿，风雨无撼，傲云挺立。她的作品，只要问世，就会演成绝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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