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瑞琳文集

相遇白先勇、罗兰

知道白先勇、罗兰两位台湾大作家的名字是在十几年前了，那时我正在国立的西北大学宿舍里念现代文学的研究生。记得白先勇先生的小说《游园惊梦》、《永远的尹雪艳》第一次在国内最权威的文学大刊上介绍过来，曾引起不小的轰动，人们毫不怀疑地判定他是中国当代最优秀的短篇小说家。罗兰女士的书又不知道在多少家国内的出版社发行，印象里她的《罗兰小语》几乎在当时的大学生手中是人手一册。他们两人，一个是我钦佩，一个是我心爱，后来我在陕西师大中文系的讲坛上首开台港文学选修课，实实地过了一下海外名作家的瘾。但我绝对不会想到，诀别了学坛数载，竟在异土它乡的美国休斯顿我会面对面地站在白先勇、罗兰的面前。

那是九六年的春夏六月，浩浩荡荡的北美华文作协学术研讨会在休斯顿的亚当斯马克大旅馆隆重举行，承办这次全美华文界盛会的是休斯顿兵强马壮的美南作家协会的同仁们。开幕的那天主席台上坐了一排人，其他的人物我都不认识，却一眼就认出白先勇先生和罗兰女士的相貌来，虽说他们都比书上从前的照片老下许多，但白先勇的净扮装束、罗兰的端庄雅韵是我立马就认得出的。

我一直有些疑惑，作为国民党大将军白崇禧的儿子，白先勇的血脉里竟没有丝毫的军旅英武之气，倒是有一种“红楼”女儿的娟秀和清灵，听说这是因为他从小一直跟女性生活在一起的缘故。他的篇篇小说读来都象一杯醇酒，笔地下很有曹雪芹的风韵。他写从大陆流落到台湾的各样“台北人”，无论大将军还是交际花，里面的乡愁·彷徨·无奈和悲凉，让你有刻骨铭心的人生感悟。著名学者夏志清教授说：“白先勇是当代短篇小说家中少见的奇才。在中国文坛上，成就可和白先勇相比的，从鲁迅到张爱玲，也不过五、六人。”而我禁不住常常在想：他何以写女性如此淋漓尽致，难道真的是因为他身上有着人们说的“通灵之气”吗？

作家的心灵实际上是一个神秘的存在，只有他自己知道，或者连他自己也在糊涂里。白先勇写女人，就如同写自己的同性，了若指掌却有一种不可近的毒气，象知名的“尹雪艳”·“玉卿嫂”等，我以为那是与男人写女人绝对不同的。这样的问题当然要埋在心里，即使白先勇修炼得多么坦荡无尘，也是万万不敢问的。

大会开幕的那一早，白先勇丰面带笑，静静地聆听诸位要人的致词演讲，正襟的坐态颇有谦虚的风度。那天的下午，是安排去莱斯大学的媒体中心看白先生带来的电影《最后的贵族》。据白先勇介绍说，1987年他第一次回中国，在上海时谢晋大导演来找他，想要拍他的《谪仙记〉，因为觉得这个故事拍出来是一个时空很恢宏的片子。当时选女主角的时候颇为周折，片子拍出来的命运也不佳，九四年差点儿没通过。白先勇笑着跟大家说：多亏没有让林青霞演李彤，否则他都不敢想象拍出的电影会是怎样一种情形。他称赞潘红在影片结尾部威尼斯水边同白俄破落贵族“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悲剧表演，当然那是潘红最拿手的表情。但在我看来，这个十岁时父亲自杀·在忧郁中长成的潘红，是无论如何演不好上海大家千金李彤少女时受父母呵护的娇贵模样。电影讨论会上，我惊愕地听人说电影中李彤父母赴台遇难的太平轮船是确有其事，而且就在我们当中竟有人差点儿也坐了那艘灭顶的船。我站起来问白先勇先生：“您小说中的人物和细节写得如此真切，素材是哪里来的呢？”他坦率地回答说：“很多人物都是我非常熟悉的，有亲眼所见的，有的是听来的，比如《最后的贵族》中李彤的故事就是从留美的姐姐那儿听来的，但故事的细节就要我为她编了。”有人问他：电影中四位姑娘在美国念的是女校，为什麽会有那么多男孩子围在身边？白先勇笑着直言不讳地说：那是为了让电影的气氛热闹些。还有的听众不理解李彤最后为什麽会自甘堕落，白先勇说：往往个性强的人，其堕落的力量更大。李彤突然遭受丧亲之痛，从此无家可归，她失去了精神依靠，所以性格彻底改变了。这是一种没有“根”的悲哀，是一代人的悲剧。

在白先勇潇洒风趣的解说中，我最深刻地记得他说北京和南京的感觉完全不同。当然，北京是共和国的气派，南京依然留存着国民党旧巢的味道，上海又是殖民地的遗迹了。白先勇对南京·上海的情感是不言而喻的，他甚至还清晰地记得当年上海圣约翰的学生如何地洋派。白先勇曾多次应邀回大陆访问讲学，但我们不能期望他内心情感的急剧翻转，他是被一个特定时代孕育的，所以他的作品才有了特定的意义。

早就听说根据白先勇的小说《金大班的最后一夜》改编的电影《最后一夜》很精彩，可惜他这次没有带来。不过，当晚的枫林酒家晚宴上，我听到了那支风靡台湾的主题歌《最后一夜》。白先勇笑咪咪地对大家说：“这首歌是特别选定由蔡琴来唱的，她那时正在失恋中，《最后一夜》唱得很成功。等后来她有了新朋友，再唱《最后一夜》完全变了味道，可见《最后一夜》真的是她的最后一夜了。”

与白先勇的随和·诙谐恰好相反，罗兰女士的一脸沧桑和不苟言笑让在座的人们觉得颇为肃穆崇高。她热爱中国的文化，对大陆充满故土的情怀。从1988年5月她第一次回大陆，至今已回过十二趟。她禁不住地感叹：多么可爱的土地，多么可爱的人，多么可爱的历史文化！

罗兰生于1919年，是“五四”的同龄人。她1987年从台湾移民美国，远在异土，更深切地感受到故乡情怀。多少次梦中迷路，找不到家园，心灵深处没有安全感。她想念中国，想念从前的家。中国人活得好辛苦，她不希望中国人总是彼此责备，她要为两岸的文化做一些事。1988年，深圳要出版她的书，由此她第一次回到自己日思梦想的土地。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参加妇女作品与读者研讨会，她小心地不敢说“人民”两个字，改为“民众”。她相信孔子说的：“富之”加“教之”，中国是在富起来，但不能变成金钱的奴隶，更不能变成唯利是图的国家。她呼吁作家要作清洁剂，不要作污染源，要懂得“义利之辨”，不要被商人牵着鼻子走。她有一句振聋发聩的话赢得了满堂喝彩：“商人两袖清风是失败者，读书人家财万贯也是失败者！”

会场上有人问她如何看台湾的立法院打架，她说台湾正在学会民主，还未走上正轨，所以一定要打，这是必然的过程。又有人问她如何看待今天的中国大陆，她引用了一句她在北京时计程车司机说的话：“面包会有的，但文革是不再会有了！”

在罗兰看来，是“主义”之争导致了“两岸”的分裂，台湾的三民主义形成了中国式的资本主义，表现形态是生活富裕加上中国的文化传统。她说，是邓小平的“白猫·黑猫”论软化了两岸的壁垒，让人不能不钦佩他政治家的战略眼光。她坚信：几千年的中国文化是凝固中国人的精神力量，是任何地域的阻隔所不能毁灭的，文化的热爱远远高于政治的分歧，这，就是海外中国人的民族情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罗兰呼吁：不要把我们民族的“丑”端给外国人看，要让世界了解中国，了解中华文明的辉煌灿烂。

我是深深地被罗兰的语重心肠所感动，在中国时，一提起民族文化，总觉得义愤填膺地羞愧难当，恨“五四”人砸得还不彻底，害了我们今天的现代化。等我到了国外，才明白我们的文化是我们的骄傲，是我们立于世界之林的标志，文化的尊严就是我们自己的尊严，文化的命运就是我们自己的命运，一想到中国文化，就如同想到我们土生土长·血脉相依的家，那种眷恋之情令多少炎黄儿女热泪湿巾。

白先勇·罗兰他们走了，北美华协的大会也落下了帷幕。我的心里却在回荡着诗人余光中先生的一句话：“只有当你离开了中国，你才开始真正地了解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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