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瑞琳文集

走过冬天的红杜鹃

－－我看到的闵安琪

陈瑞琳

休士顿春天里的夕阳，正穿过浓浓的茶色玻璃，柔柔地洒进位于莱斯大学身旁的BRAZOS书店宽敞的大厅内，也洒在立於书海中央的女主人闵安祺的脸上，她那富有棱角的红润面容在一缕斜阳的照耀下看上去更有几分坚毅成熟的光彩。这位迅急走红英语文坛的畅销书女作家，应各地大书店之邀请，正在为她的新书《狂热者》（英文书名《WILDGINGER》作全美巡回演讲。

我细细地端详着眼前的这个有着不寻常经历和创造力的奇女子，感受着她内心如火燃烧的激情。象书上的照片一样，闵安琪一头秀美的长发铺撒在肩上，脸上的轮廓是如此清晰，眉宇间毫无妩媚之气，一双硕大的眼睛是出奇的亮丽。面对着这个文坛上崛起的传奇姑娘，我依然很难想见她当初迈进美国海关时连英文表格上的性别都不能辨认，如今却一举成为风靡欧美文坛的英文畅销书作家。她好象是从冬天里熬过的“红杜鹃”，一夜春风竟突然绽放得绚烂而夺目。

1994年，闵安琪的自传体长篇英文小说《红杜鹃》（RedAzalea）问世，立刻引起广泛瞩目；1996年，她的《凯瑟琳》（Katherin）出版；2000年，《毛夫人－－江青》（BecomingMadamMao）更引

起强烈轰动；2002年，专门表现“文革”心灵历程的《狂热者》（WildGinger）在欧洲畅销，美国各大书店纷纷盛邀；而即将於2003年出版的《玉兰皇后－－慈禧传》（EmpressOrchid）也以其最新独家资料的占有和挑战历史的眼光先声夺人。

有的时候，我们更多的是被作家笔下的故事所感动，然而，我更感动的则是闵安琪自己的故事。少时的闵安琪，体味过清贫家庭衣食的艰辛，也给了她“红帆船”“红舞鞋”的梦幻。然而，荒诞的时代却给了她荒诞的人生命运。1974年，中学毕业后的闵安琪被下放到上海郊区的燎原农场当农民，种水稻、种棉花。1976年，“文革”结束前的最后日子她竟被上海电影制片厂选为最适合演江青“样板戏”中的女演员。但是，原本是“时代宠儿”的幸运却在历史的风云变幻中成了她生命灾难的转折点。“四人帮”倒台，还未能展现银幕形象的闵安琪一夜间却成了江青文艺政策的残渣余孽。作为时代的牺牲品，她被打入了冷宫，忍受着精神上无望的磨难。生命难道就这样被消蚀殆尽？不甘的闵安琪以自己的绘画才能，闯出了国门，终于开始了她新的人生。

闵安琪说，刚来美国的日子她什么都作过，餐馆、保姆、画廊杂工、模特儿、甚至修马桶。她笑着说：还给女人的短裤上画国画，画一条五毛钱。那个时候的她从来没有想过当什么作家，最大的理想就是能谋到一份秘书的差事。安琪慨然回忆往事：我从来没有正规地学过英文，会说的第一句英文是“MAYITAKEYOURORDER？”

面对生存的艰难，闵安琪没有退缩，她买了整箱的方便面关起房门，从电视上的芝麻街开始苦学。她要学打字，先是买不起，就在鞋盒子上练。机会来了，那一年，“密西西比文学季刊”二十周年征文，闵安琪斗胆写了一篇《野菊花》的短篇小说应征，竟一举得奖，这给了她巨大的鼓舞和信心，也给了她新大陆文学的梦想。生活依旧相当困窘的她从“跳蚤市场”上花五元钱买了一台旧打字机，一边打，一边涂改，从前的日子历历涌在眼前，她忽然觉得自己过去所经受的苦难竟在文字里都变成了财富。就这样，她写出了自己第一部英文长篇小说《红杜鹃》，讲述的是那遥远记忆里燎原农场的故事。一页页精彩生动的篇章，寄在了纽约出版商的手中，这部用破旧的牛皮纸包裹的差一点被人当废纸扔掉的书稿，竟然被五家出版商争相出版，而且很快被发表成十几种文字。

说到写作的内心冲动，闵安琪深感西方世界对中国的隔膜，尤其是对“文革”的误解。那固然是一个荒谬的年代，但并不是一个纯粹“罪恶”的时代。“文革”是一个大试验室，在最黑暗的时候正有最美的东西，她要写的不是控诉，而是黑暗中人性的闪光。“红卫兵”并不都是“恶魔”，他们身上也有赤诚高尚的一面，闵安琪说：“我要向英语世界展现我所经历的‘文革’中国，我要让美国的读者爱上我书中的主角！”

我再看眼前的闵安琪，忽然发现她竟穿着当年“文革”时最流行的黄军裤，上身则是蓝色的运动绒衣，毫无这个年龄的女人所惯有的脂粉气，她就象是从那个风云时代走来的一个活生生的展品。

我的目光停留在闵安琪飘然的长发上，那发质柔韧而有光亮，毫无拘束地撒落在主人的肩上，更衬出她清澈的明眸和刚毅的嘴唇。安琪讲起话来身体禁不住有些颤动，散发着一个女人天然涌动的激情。她喜欢想像，想像着毛泽东与江青的第一次见面应该是擦身回眸，还有那紫禁城里玉兰皇后所隐藏的女人情怀。她痴迷爱情故事，爱情的内容里应该有身体血肉的向往。在从前的上海电影厂，她看过一代明星风采，听过多少艳情云雨，她的心多年被“情”字浸化，由此成为她无法稀释的文字甘泉。

说到闵安琪何以不用中文写作，她谦虚自己的中文修炼不到家，而用英文写作则不必苦苦修饰，愈直白愈得读者入境，重要的是故事。其实，在她内心的更深原因是要讲中国的历史给西方人听，她感觉西方读者的心灵似乎更容易走近人性隐秘的深处，更能够接纳她卓然不群的文学立场。另外，她的父亲早年向学生讲授“太阳黑子”现象被定罪，母亲刻蜡纸将“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刻成“无寿无疆”被打成“反革命”，惨痛的经历使她记住了父亲的话：“不准你出版中文书！”

此刻，我的手上正翻开红色封面的《WILDGINGER》，那封面上的秀丽女孩裸身裹着印满大字报的绸布，怵目而凄艳，俨然是一种纯洁的献身。书中表现的是两个女孩子“文革”期间上海成长的故事，那些融汇着时代风雨的凄婉细节，在闵安琪熟悉的笔下栩栩如生，散发着她惯有的忧郁悲剧情感。

应该说，闵安琪是当今在西方世界表现“文革”最深入的作家，那是她独有的取之不尽的创作泉源。那段历史，已铭心刻骨在她的血脉，只要笔尖一触，就会天地摇曳。纽约《时代》杂志、《人物》杂志纷纷撰文，高度评价她所描绘的东方世界，书评家更认为《WILDGINGER》因为最接近作者灵魂的核心，因此而成为闵安琪最有代表性的力作。

爱与哀，美与残酷，使闵安琪闪烁着自己耀眼的光彩。我与她握手拥别，珍重的心里对她有着更深情的期待。

2002年10月4日於休士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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