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揚：「膚淺民主」貽害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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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個長波始於十九世紀初，直到1920年為止，導致了民主在約3O個國家取得了勝利，但由於威權主義的復辟和法西斯主義的興起，到1942年止，世界上的民主國家的數量降到了約12個。第二個短波始於二戰後，使民主國家的數量恢復到了30個以上，但不久，許多民主政權發生了垮臺。亨廷頓所描述的第三波始於1974年的葡萄牙政變，在冷戰結束、柏林牆倒塌之後，民主化浪潮達到高峰，在短短二十年的時間里，全球60％多的國家成為了通過某種形式的公開、公平和競爭性的選舉來建立政府的民主國家。

借亨教授的話說：「民主制度在如此短的時間內急速成長，毫無疑問，是人類歷史上最壯觀的、也是最重要的政治變遷。」

《第三波》一書出版之後，現實中的民主第三波仍在繼續。90年代末先後有了墨西哥和印尼這兩個重要國家的民主化，之後東歐國家又發生了「顏色革命」。若將近兩年黎巴嫩和伊拉克境內發生的民主也算上，這個浪潮看起來還保持著漲潮的勢頭。

全球的民主化浪潮符合很多西方政治家的理想，為了看到理想早日實現，眾多人士加入到了推波助瀾、人為製造漲潮趨勢的宏大事業中。在這個事業中，一些統計數據，如已實現民主的國家的總數量以及在國家總數中所佔百分比、在世界人口中所佔百分比、在地緣政治地圖中的分佈情況、在不同地區的發展速率等，成為了一個新的政治系統中的宏觀指標。基於這些指標，一批「全球第三波民主化系統工程」專家應運而生，一批「全球民主動態調查」之類的機構在各地設立，一個專以推動第三波民主化運動為目標的「民主大躍進」社會工程在世界各地轟轟烈烈地展開。

記得有位歷史學家說過：人類從自己歷史中接受的最大教訓就是：人類從不接受任何歷史教訓。

同樣是違反人類社會規律的冒進式、普世式、烏托邦式社會工程，共產主義大躍進已經以失敗告終，「民主大躍進」為什麼一定會成功？社會主義試驗中的「南桔北枳」效應已經顯而易見，民主化浪潮憑什麼不會發生同樣的情形？

政治家們出於自身動機而好大喜功，將漂亮的宏觀統計數據作為政績指標，而且常常不惜為了「達標」而犧牲實質性的內容，這種人性使然的傾向在任何時期任何地方都一樣。只有嚴肅的學者才會指出這種社會工程衝動的可怕弊病，也只有那些不幸成為政治家們各種虛妄追求的犧牲品的人們才會真切體會到這種人為災害的深重程度。

第三波民主化三十年後，已經開始有人檢討因人為推動的「民主大躍進」而造成的惡果。在最近一期的美國《外交》月刊上，美國胡佛研究所研究員、擔任過伊拉克聯盟臨時權力機構政策顧問的拉里．戴蒙德教授發表了長篇文章，大致描述了民主化浪潮的另一面：民主進程衰退、威權政治回潮、「膚淺形式的民主」在各地製造了眾多的「危難民主國家」，同時，「掠奪型」國家紛紛復甦。

文章說，最近幾年，民主在尼日利亞、俄羅斯、泰國、委內瑞拉、孟加拉和菲律賓這些重要的國家里已經逐漸死亡。而根據嚴格標準，喬治亞、莫桑比克和塞內加爾這幾個國家也已經不能再算是民主國家了。肯尼亞的選舉舞弊更是引發大規模暴力衝突。大多數新近加入民主俱樂部的成員國家普遍政績不佳；即使在很多一直有著不錯的民主成就的國家中，如智利、加納、波蘭和南非，也都存在著嚴重的政府管治問題，不滿情緒大量聚集。而在南亞和阿拉伯世界，民主的希望則因為恐怖主義、政治暴力和宗教暴力、社會分裂等而破滅。

根據戴教授的資料，自由程度增加的國家與自由程度減少的國家之比這個重要的衡量指標已經連續兩年下滑，而且滑到了自柏林牆倒塌以來的最低點。

資料還顯示，在南美，只有五分之一的民眾對代表他們的政黨還有所信任，只有四分之一的人還相信他們的立法機構，只有三分之一的人還對司法機構抱有信心。而在東歐，這幾項指標甚至更差。

在亞洲，從2001年到2005年的四年間，菲律賓民眾中相信民主總是最好的政府形式的人口比例從64%減少到了51%，對民主表示滿意的人口比例從54%減少到了39%，而對威權主義「強人領袖」採取拒絕態度的人口比例從70%減少到了59%。

在非洲，民主試驗幾乎就是災難。據戴教授的資料，尼日利亞民眾對於民主政府在控制腐敗方面的信心從2000年的64%銳減到了36%。官員腐敗、選舉舞弊、權力濫用、種族不平等、經濟停滯等問題日益嚴重，將非洲民眾對於民主的熱望摔得粉碎，同時也進一步堅定了實行威權體制的其他非洲國家拒絕民主的決心。

肯尼亞是最近一個民主失敗的典型，前幾年的經濟成長和社會進步已經在去年12月因選舉舞弊所引發的大規模種族衝突中毀於一旦。

近來，在「第三波民主化系統工程」專家詞典中多了一個新詞「危難民主國家」，指那些如果不進行徹底改革根本就不大可能在腐敗和濫權的沒頂之災中生存下來的民主國家。據專家們統計，全世界陷入「危難民主」的國家總數已達50個之多，絕大多數拉美和加勒比海國家、八個亞洲民主國家中的四個、所有尚未加入歐盟的前蘇聯共和國以及幾乎所有的非洲民主國家都在這個危難者名單之內。

多年來一直只關注「民主國家總數增長率」的專家們終於開始認識到，「第三波民主化系統工程」的成敗不僅決定於民主地盤向專制地盤的大擴張，還要決定於在民主地盤內的「危難民主國家」是否能存活。

民主幹部們的這個認識相距當年共產幹部們終於認識到「大躍進」的成敗不僅決定於「畝產萬斤」試驗田的大擴張，還要決定於這些放了政治衛星的人民公社是否能存活，晚了整整半個世紀。

戴蒙德教授不僅寫民主專著、辦民主刊物，同時還在新生民主國家的民主實驗中擔任政策顧問，屬於典型的民主幹部。面對著50個國家被「膚淺民主」拖入危難這個巨大的災禍，他現在也終於承認，這些國家的問題不是偶爾的失常或短暫的發病，也不是他這樣的民主幹部去開幾個「民主藥方」就能治好的。他終於認識到，無論在哪，掌權的精英們都會傾向於壟斷權力而不是約束權力，即使有透明的法律、完善的制度、競爭性的市場，也都是一樣，這是人類社會幾千年未變的自然傾向，一種根深蒂固的掠奪天性。

戴教授們也終於認識到，在一個國家里實現民主，需要遠比一個憲政秩序下的多黨制定期選舉多得多的東西。他們發現，即使在總統選舉中有足夠強大的反對派，在立法機構中有足夠多的反對黨成員，仍然可能產生「選舉出來的獨裁」。為了切實保證選舉的民主性，需要有政治主張自由、結社結黨自由、競爭競選自由，需要有公正、中立的選舉管理，需要有被廣泛認可的爭端解決機制，需要有對公共媒體的公平利用，還需要有獨立的投票監管…等等，等等。

顯然民主幹部們的這些認識來得有點太晚了，在「民主大躍進」運動中，全球共計50個引入了「膚淺民主」的國家最終演變成了統治精英對普通民眾巧取豪奪的「掠奪型」國家。在這些國家里，很多方面與專制國家並無二致，腐敗是行為標準，致富全靠玩弄特權、私吞公產、剝削弱者、規避法律，公民參與和政治妥協都少之又少，與戴教授們事先設計的預期效果完全相反，「幾乎每個人都覺得孤立無援、備受盤剝，毫無幸福可言。」

民主幹部們當然不會輕易承認他們已惹下了大禍。在戴教授的這篇文章中，關於如何挽救這些「危難民主國家」，作者用了很大篇幅開列了一個極長的治療措施清單，就好像是一個醫生把整個醫院的藥品目錄給了病人，而且讀下來像極了共產黨幹部的政治報告。實際上，民主幹部的八股文與共產幹部的八股文也毫無二致。

只可惜，這樣的民主八股文也許能幫戴教授們部分地擺脫責任，對於目前的災禍卻於事無補。

無論是什麼主義，無知和愚蠢都幫不了任何人，虛妄和自負注定會導致災難，在一國範圍內是一國範圍內的災難，在全球範圍內是全球範圍內的災難。在這一點上，民主幹部們因為披著民主的華麗外衣幹著天大的蠢事甚至為禍更烈。

中國古賢老子說：「天下，神器，不可為也，不可執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 那些在全球各地奔忙的民主幹部們相距李耳先生的這個深刻認識，晚了兩千五百年。

民主萬歲！民主必勝！但可以肯定——「膚淺民主」必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