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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科大现象”的文化思考

作者：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党委书记郭传杰　　　　　　　　　　录入于 March 06, 2008 at 22:2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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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一段，在“科大精神”的讨论过程中，我注意到有的老师使用了一个新词，叫“科大现象”。我认为，能称为“某某现象”，得具备一定的要素。譬如客观性，它必须是客观存在的事实，经得起实证；特异性，这件事不同于一般，确有与众不同之处，有自己的特色；深刻性，这些事实、现象的背后，有值得探究的深层规律在起作用，把这些挖掘、总结出来，是有意义、有价值的。根据这几点来判断，确确实实是存在一种“科大现象”！有许多事实可以给出实证。不过，今天我不是来求证这个结论的，而是想从文化的角度，探究一下深藏在这些现象背后的东西。

　　大学文化是一种组织文化，它是大文化概念中的一类。通常，组织文化包括三个层面的内涵。最外部层面称为器物层，它是文化的物化表现形式。中间层面就是制度层，有人把它又细分为两层：制度层和行为层。组织文化最核心层面的内涵是基本理念和价值观，也叫精神文化。它是这个组织的灵魂，渗透、浸润到一切方面。我要说的“文化思考”，着重讲的就是精神理念这个核心层面的文化。

　　为了分析探寻“科大现象”的文化背景，我专门借来了校刊。从建校开始的“创刊号”起，到最近的,一期期地浏览。校刊登载着当期的事件、人物、故事，客观地记录着学校发展的历史。这些故事象一颗颗珍珠，串起来，亮闪闪的。珍珠项链是要用线来串的，散布在科大历史上的颗颗珍珠，我试图从文化的角度，用五条线串起来。这五条线分别是：强国情结、创新精神、自强品格、民主传统和务实作风。

　　　　　　　　　　　　　　　　　第一条线，“强国情结”。

　　翻阅40多年的校刊，我得到一个强烈的概念：科大的事业与国家的发展，命运与共，息息相关。校刊创刊号是1958年9月27日出版的，当时叫《中大校刊》。这一期，有聂帅和郭老在首届开学典礼上的讲话。聂帅说：“在科学技术工作方面，必须大力培养新生力量，以满足国家建设的需要，创办一种新型的大学是十分必要的。这种大学和研究机构结合在一起，选拔优秀的高中毕业生……以便在短时期内使我国急需的、薄弱的、新兴的科学领域，迅速赶上先进国家水平。中国科大就是在这样的要求下筹办的。”

　　创建科大的创建者们不是开国元勋，就是科学大师！他们想建的不是一个普通大学，而是对强国使命的承诺，也是他们强国情结的寄托。中国科大的确诞生于国家重大而迫切的战略需求之中！没有国家那样的需求，可能就没有这样的拼蟆Ｕ庠谌弧⒘角笱е校 姓庵执唇ū尘暗拿拼笱В词共皇俏ㄒ坏模部隙ㄎ欢唷?

　　1963年，科大有了第一届毕业生。兼任外交部长的陈毅副总理应邀到校讲话。陈毅元帅以自己特有的风格讲道：我是搞外交的，你们搞科学。外交和科学这是两个行当，你们是我的后台。但是我的这个后台还不硬。我在跟西方打交道时，底气不硬。虽然我是外长，还是国务院副总理，可人家不把我当回事，人穷气短嘛！如果我们手上有了原子弹、卫星，那可就不一样了。如果你们为国家造出了这些东西，我就不怕他们了！而科大的学子，听到如此急切的期盼和硬朗的要求，能不热血沸腾，忘我学习和工作吗？

　　严济慈老校长在八十年代初已年高80时，才实现了他的宿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有人问他：为什么要要求入党？到了八十年代，党的威信降低了，你干嘛还要加入？他认真回答了这两个问题，并写成短文，题目叫“理想、信念、决心”，发表在第78期校刊上。他说，我们这些老知识分子，梦寐以求的追求就是国家和民族的强大，无论当年在法国，还是今天所干的，就是为这个。共产党的理想、信念也是这个，是一致的，所以志同道合。经过几十年的实践、研究、磨炼、比较……使我更加深了对中国共产党的信念。我虽是80岁的老人了，并没有迟暮之感。一个组织在发展过程中，总有高潮、低潮，有顺利、不顺利的时候。只要共产党为国家富强这个信念不变，我就有信心，就有参加的愿望。这就是严老的襟怀、境界。其实，在科大的创办者、老教授中，有这种强国使命、爱国情结的人很多，就是他们，把这种精神浇铸到科大的筋骨中了，生生不息，成为文化的要素之一。

　　或许有人问：你说的是那个特殊年代。可后来，科大人出国多，还算有国家情结吗？其实，这个问题不难解释，答案也是肯定的。出国不等于不爱国，爱国与是否出国没有必然的逻辑关联。我看到邓中翰一次在电视中接受采访时说到，他在美国那么些年，想的就是怎样为自己的国家更强些多做贡献，而这种想法，就源于在国内受教育时得到的精神文化熏陶。今天的青年学子，言谈话语中，可能较少听到有像老一辈科大人那样直白地、经常地流露出爱国激情，但是他们骨子里、血液中的强国情怀、民族精魂，在学习中、校园里、网络上，还是随时随地都能看到、听到、感觉得到的。

　　任何个人或组织，如果把其自身价值实现与国家、民族的目标联到一起，融于其中，毫无疑问，这种具有使命感的动力肯定是持久的、强大的。强国，这是科大和科大人自强不息的动力源。事实上，我们回顾一下科大发展的脉络，无论是哪个历史时期，很容易看到，凡是国运昌隆、需求旺盛的时候，科大就发展、就顺利。反之，科大倒霉的时候，也正是国家日子不好过的时候。这就叫命运攸关、命运相系。

　　　　　　　　　　　　　　　　　第二条线，“创新精神”。

　　科大成立后的第二天，《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均在显著位置给予报道，称赞创办科大是“我国教育史和科学史上的一项重大事件”，对科大的创新办学思路给予了高度赞扬。创办初期，老校长郭沫若有个题词，意思是要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大胆创造，在大胆创造的同时实事求是。今天，科大人常说“我创新，故我在”。为什么？因为科大的目标是一流，是卓越。怎样才能做到一流、卓越？只有创新，不断地创新，全方位地创新。科大生来的使命、存在的价值就是创新。的确，可以说，创新的精神，在科大的发展历史中，是从始至今，从大事到小情，从教授到学生，是全面渗透、一以贯之的。科大的创新精神体现在多个层面，包括理念、模式、教学思想、科研工作等等。

　　科大在办学理念、模式上有哪些根本创新之处呢？这可从我们的两个办校方针看出来。一个是“全院办校、所系结合”。这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科大创办时期就已明确提出来，我们不妨重温一下当年科大部分系主任的名单：赵忠尧、钱学森、郭永怀、吴仲华、施汝为、华罗庚、赵九章、贝时璋、杨承宗……他们当时都是科学院相应研究所的所长。看看这批大师的名单，就可知当时科大的名望了！而且，他们都实实在在教课、管事的。那个时候，所系关系达到了水乳交融的程度，分不清谁是所里的科研人员，谁是科大的教师？《校刊》上有篇短文说：晚自习的时候，化学所的老师去技术物理系上辅导课。中间休息时，同学说：“老师，你头发这么长了！”“没时间理。没关系！”“我们帮你理。”几个同学围上来，一会儿理完了，笑声一片，继续上课。

　　“所系结合”这个方针体现了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之间密切结合的思想，符合人才培养及研究型大学的内在发展规律。这在当时的国情条件下，是创新的反潮流之举。也正是因为有这样的结合，白手起家的科大，有了办学资源，获得超常规的发展。所以，时任安徽省委书记的张劲夫到科大视察时，谈起这个方针，曾不无感慨地幽默道：“这八个字值多少钱啰！”此外，在科大的办学模式中，一开始就强调科学与技术的结合，强调理与工的联系，中国科大是第一个叫“科学技术大学”的。

　　另一个办校方针是“质量优异、特色鲜明、规模适度、结构合理”的十六字方针。这个方针的正式文字表述形成有个过程，但是，这个理念、思路，建校伊始就已有之。翻阅历年的校刊以及有关校史回忆材料，这个方针的形成过程有一个清晰的脉络。

　　1958年5月，科学院党组向中央请办科技大学的报告中，就有要建“新型的”、“有特色的”、“规模不大”的这些词语。当年在中宣部负责科学工作的于光远向科学院转达中央指示时说：科技大学人数不要多，水平要高；专业必须是世界科技前沿的，国内其它大学没有的。学校的一些老领导、学长在回忆文章中也都提到这些情况，这充分体现了科大的缔造者们的远见卓识。的确，当时招生的对象就确定为优秀拔尖的高中毕业生，系的设置都是科学前沿的，如生物物理系、近代力学系等，就13个系，不多。刘达同志从1963－1975年在科大任书记13年，调离科大后，去清华当了校长。1982年，他回科大时，即席讲话讲了四个 “要注意”。一是强调科大要坚持特色，规模不能大；二是要求质量，不强调数量；三是要有高层次人才；四是要重视管理、要有好的管理。

　　 1993年9月，科大新领导班子提出进行“第三次创业”，也注意到要“注重质量、控制规模”，在向科学院汇报时，周光召院长代表院党组强调指出：第三次创业，不是创规模，而是要提升质量，“要按照院提出的结构性调整的要求，精干队伍，办出特色，不能扩大规模。”至2000年4月，在中科院召开的第三次科大发展工作会议上，甬祥同志代表科学院党组再次强调：“学校不在于大，……人数不多，规模不大，同样可以办成高质量的学校，加州理工就是我们可以借鉴的一个例子。当然不止是它，还有……。现在，全国普遍在追求规模的时候，科大要坚持追求质量，追求结构优化。”在那次工作会议上，上届班子归纳出了十六个字，即 “规模适度，质量优异，结构合理，特色鲜明”。到2003年，在坚持基本精神情况下，我建议对四句话的表述顺序做点调整，改为“质量优异、特色鲜明；规模适度，结构合理”。这样，有利于突出“质量”、“特色”这个办学的根本，又理顺“规模”、“结构”的逻辑关系。得到了大家的赞同。对这个十六字方针，我之所以根据史实不厌其烦地讲这么多，是想说明：一、一个大学定位、定性的重要性，这是办学的基本问题；二、我们科大的这个办学方针形成虽然有个过程，但其基本理念、思想、精髓是创办时就有、且几十年来一以贯之的。

　　在教学方面，体现创新精神的事例更是不胜枚举。在全国大学都在推行理、工、农、医分家的上世纪50年代，科大校训中提出“理实交融”，加强学科交叉，如技术物理、物理热工、化学物理等，教学工作中则强调“基础宽厚实，专业精新活”等先进的教学思想。70年代后期，首倡少年班并持之以恒。在全国率先成立了研究生院。首先打开校门，鼓励大批中青年教师走出国门深造。1981年，就开始了“大学生研究计划”，支持学生敢想敢干，敢于创新，敢于超越。1982年2月11日，丁肇中访问科大后回到北京，对会见他的胡耀邦讲：我已六次回国访问。这次在科大是我六次来华中最高兴的一天！以前听杨振宁、李政道说过科大好，一看果然不错！在别处，见的都是官员、老科学家，在科大见的多是年轻人，有锐气，有物理思想，创新精神强。这次我从科大选了4个学生。我决定每次回来都去那里，长期固定地跟科大合作。1983年，《Nature》发表文章，评述中国科大不拘一格，敢为人先，是棵“招风的大树”。

　　在科学研究中，鼓励原创，开拓新路，更是科大的特点和强项。当年，严济慈说，要搞就搞一流研究工作，就是说，选题要在茫茫科海中独树一帜，方法是独出心裁、不图现成，工具强调自造、不图现买。1979年，天体物理的青年教师从理论上预言存在一种“反常契伦科夫辐射”。于是，核物理的教师就搞实验测证。但是，要测的辐射是单光子事件，其辐射和本底噪音比信号还强几个数量级。在那时的艰苦条件下，困难不堪想象。但他们密切合作，用智慧和汗水终于把实验搞成了。杨振宁当时十分赞赏，并推荐发PRL杂志。近年来，原始性创新成果更是不断。量子通讯工作连续几年被评为全国十大科技进展。纳米科技、生命科学等领域，不时出现新突破。因此，最近出版的2006年第6期《新华文摘》有文称：“这所改革开放初期尤其引人瞩目、之后很长一段时期几乎声名沉寂的著名高等学府，近几年来基础研究成果和杰出研究人才忽如火山爆发，喷涌不止，源源不断。……该校一流人才和一流成果显示出的群聚效应，值得认真总结、推广。”

　　为什么会有如此多的创新性观念、思想、人才、成果诞生在中国科大这个校园之内呢？我想，这里有文化的作用。科大人生来有股强烈的精英意识，“天生我才必有用”，追求卓越，不为二流，拒绝平庸，基本的价值取向是真和新。这里在学术上有充分的自由度和多元性，不囿于一个模式，大家认同一个观点：模式化与创新是不兼容的。这里是大人物的天地，也给小人物、给新人有广阔的学术空间。这种土壤、气候正是创新所需要的环境。

　　　　　　　　　　　　　　　　　第三条线，“自强品格”。

　　人有人格，国有国格。一流的大学，一定有自己的校格。这是一种内禀的气节，一种骨气。应该说，科大在婴幼时期是幸运的，既有国家层面上的关爱，又有中科院的全力保护和支持。不过，即使在那个时候，物质上也是贫苦的。58年开学典礼，是借用的解放军政治学院礼堂。许多学生，是从农村赤脚来到北京，走到玉泉路的。据说，我们都很尊敬的何多慧老师，就是赤着脚板从四川大巴山里走出来的，由一个穷苦的孩子成为一名院士。那个时代，常组织学生去游行。在天安门前的众多大学队伍里，要找科大学生很容易：穿得最土，一停下来就看书的便是。大概是从那时起，科大就有了个“不要命的上科大”的英名！当时，凭着组织给予的关怀和精神财富，科大诞生之后，就获得了迅速的成长与发展。然而，刚入10岁少年时代，即遭坎坷。上世纪70年代的岁月，办学条件之艰辛，不堪回首。筒子楼的过道里，挤满了煤炉子，一旦熄火，就到处找旧报纸引燃，烟尘满屋。筒子楼外，道路泥泞，墙上还不少牛粪印记。但是，就在这种恶劣环境下，科大人也从不言败，永不消沉，坚持搞教学、科研。待到科学的春天涌动之后，这只“不死鸟”立刻展翅起飞，以一系列创新之举，赢得国人的尊重和赞誉。

　　不向任何艰难困苦低头，挑战命运，自强自励，生生不息的文化，就是科大迁出北京后，不仅没沉沦衰落，而且还能跻身名校前列的奥秘核心所在。这种文化精神已经渗入科大人生命的深处，成为一种素质，一种活生生的生存与发展方式。那么，这种气节、校格，又是怎样形成的呢？我觉得根本的有两条：一是源于她自我有一种强烈的使命感，二是源于她自身的艰苦历练。

　　　　　　　　　　　　　　　　　第四条线，“民主传统”。

　　民主办学，这是科大的优良传统之一。科大的民主校风，一是不惟“上”。在科大文化中，官本位是没有市场的，当领导的也不会把自己当个“官”，领导和群众，人格平等。有意见直接提，当面批评，不必含含糊糊，客客气气。每年教代会，可算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尤其是质询时，更是亮点纷呈。几年来，我一直在学生食堂吃饭，在排队或同桌用餐时，同学们对学校有什么意见，无论大事小事，也是当面就提。我极喜欢这种气氛。三年前，从北京到学校履职当天，我就感到了科大民主校风的可贵。03年5月 28日上午，路甬祥院长以及中组部、安徽省负责同志到学校宣布这届班子的主要人选。会议之后，当天中午，我就从校园网的BBS上看到了意见。因为甬祥同志的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身份，省有关部门根据安全保卫规定派了警车引路。于是BBS上提出了强烈的批评。当然，这里对甬祥同志有个误解，他也是不愿警车跟着的。而安保部门又必须履行自己的职责。BBS上的意见也有道理，因为这里是校园。所以，我们后来跟有关部门做了沟通，达成共识：今后，凡有国家领导人来校视察时，警车在校园里不再鸣笛。

　　民主校风第二点表现在学术气氛上。有个时期，数学系的同学自办了一份学术交流刊物，取名《蛙鸣》。这个名字起得有意思，既体现了同学们的自谦，也表达了一种畅所欲言的学术自由。在科大，从学生到教授、到大师级人物，都平等地发表学术见解。你提的意见越直接、越尖锐，只要有真理的元素，就会受到重视。作为老师，就要象斯坦福大学荣誉校长G.卡斯帕尔说的那样：老师最愿听到、最感到激动人心的时刻是有学生对自己说：“老师，你错了！”。还是三年前，03年5月26日晚上，我们与甬祥院长同乘火车来合肥。路上，我们就探讨：科大的原创性为什么比较强？觉得在诸多因素中，有一个情况很重要，就是：年轻人头顶上没有压人的学术权威。应该说，科大的创办者中不乏权威，如华罗庚、钱学森、严济慈等等。但是，一则这些大师本来就很开明，提携后学，不压新人；二则他们主要在研究所，与年轻的科大较少直接师承关系。特别是七十年代迁到合肥后，青壮年的教师就挑起了学术大梁。

　　　　　　　　　　　　　　　　　第五条线，“务实作风”。

　　科大的纯朴、求实作风，贯穿着不同时期，表现在各个方面，已成为科大的特色。在生活中，朴实无华；在学习上，勤奋刻苦；在工作上，务实稳健；在思维方式上，理性客观；校园风物方面，也是淡雅自然。

　　每个学校有每个学校的风格。网上有文章形容科大为一个长得不算俊俏、但颇具内涵的小姑娘。不够浪漫，不善打扮，但有气质，有种自然之美。有时候，我走在校园里或街道上，看着来来往往的行人，偶而也会有意无意地把我们的学生与别的群体做做比较。科大的学生穿戴很随意，没有人讲究打扮，追求时髦，花里胡哨的。多数背个大书包，走路急急匆匆。眼睛一般是直视前方，稍稍偏下一点，既不昂首朝天，也不左顾右盼，似乎边走边理性地思考事儿。独行的时候较多。即使两三个人一起边说边走，彼此间也保持着一定距离，不会交头接耳，勾肩搭背的，很少见大群人边走边闹的情形。与别的学校相比，确实有不同，这大概就是“行为文化”吧。1994年，我们去伯克利，给田长霖校长颁发中国科学院第一批外籍院士证书。科大的风格，则处处体现出一个“实”字。

　　科大的历史不足50年，怎么就能形成这样优秀深厚的文化积淀呢？

　　文化是有根的，有源头的。科大的文化源头来自于它的母体———中国科学院。

　　科学院的文化特质是什么呢？它的传统“科学、民主，爱国、奉献”和院风“唯实、求真，协力、创新”，是全院都认同的规范性表述，这八个词可以说代表了中国科学院这个组织的品格和共同价值追求。这个规范性的表述定型时间并不长，那是在1996年。这里，我只想讲讲两层意思。一是这个传统和院风的形成也是有渊源的，并不完全始自科学院的诞生之日。在科学院创建之初，院、所两级的创建者们主要来自于几个方面：其一是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科学院。中央研究院创建于 1928年，这是中国科学研究走向建制化的象征，首任院长是中国近代教育、科学史上的大家蔡元培先生。以他为代表的一批中国科学事业的奠基者把对科学、民主的追求，视为自己终身的事业和生命。其二是延安自然科学院及来自全国的一批有一定文化、科技背景的革命家。爱国、奉献的情怀和实事求是精神是这批革命知识分子的人生写照。其三是新中国的首批“海归”，他们的爱国、创新精神构成了科学院文化的重要元素。这三类人物是科学院诞生、成长、发展的领军者和中坚力量，他们的背景、理念，毫无疑问也为科学院文化的孕育形成发挥了本底性的基础作用。

　　第二层意思是这十六个字表征的传统和院风，几十年来已经深深地贯穿、渗透到科学院这个组织的各个层面，并且融进了科学院人的工作、生活以及精神境界。关于爱国、创新等的大量事例，举不胜举。这里，我说个关于唯实、唯真的小故事。1958年前后，毛泽东在全国发动除四害运动，就是要消灭老鼠、麻雀、蚊子和苍蝇。科学院一批生物学家认为，麻雀能吃害虫，不属四害，不该打。于是，科学院党组向毛主席直接打报告，力陈科学家的意见。毛主席对科学家的谏言还是重视的，接受了，说：“麻雀不再打了，代之以臭虫”。这个故事很经典，它真切地反映了科学院唯实、求真，不唯上的精神风骨。科学院是搞科研的，科研就要创新，创新就要鼓励标新立异、挑战权威，就要讲宽松、包容、平等，不能搞得等级森严。这在日常生活中也体现出来。比如说，彼此称呼，一般是直呼其名，既平等，又亲切，不带“官衔”。又比如请客吃饭，在有些地方，只要有领导在，都得摆上个名卡，书记、市长、常委、局长什么的，而在科学院，就很少讲这些规矩，可以随便坐席。

　　比较一下科大与科学院的文化，不难发现，本质特性是多么一样！这就叫同一种文化基因。形成这种现象的本源，就在于科学院是科大的母体，科大的创建者们也是科学院这个组织及科学院文化的创建者。

　　当然，即使是母体同源，共性很多，但毕竟组织的使命有差别，空间、时间环境不同，因此，也都各有自己的文化个性。正如科学院的近百个研究所，既体现着科学院总体的传统院风，又都呈现着自己的文化特点一样。今天，我们回望走过的历程，提炼科大精神，目的就是为找出我们的文化精华，传承光大，使其源远流长！

责任编辑：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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