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扬：中日世界观之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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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国，各有各的国家世界观，世界观之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国家命运之不同。这个现象在中日两国之间表现得尤为明显。简述如下：

当今的国际体系，总体上说，是二战后为了实现世界和平、「欲免后世再遭战祸」（《联合国宪章》）而做的一个人为设计，这一大大有别于一战后「巴黎和会」和「国际联盟」机制的新设计与日本这个特殊角色有很大关系。如果没有日本的扩张和此后的日美太平洋战争，美英两国国内的「新威尔逊主义」不大可能形成气候，罗斯福总统不大可能产生出美、英、苏、中「四大警察」的想法，新的「集体安全」理念以及「权力重归大国」的理念也不大可能成为主流。

具体到中国，从一战后「巴黎和会」中的牺牲品到二战后期的「四强」之一，这个国际地位巨变也在很大程度上是日美战争的副产品。正是二战爆发造成国联机制解体，美国才下决心亲自操刀新机制的重建；正是由于太平洋战争的需要，美国才决定推翻「巴黎和会」的老殖民体系模式，另起炉灶，与苏联和中国这两个新「战友」结盟。

将基于殖民主义和「权力均衡」理论的国际体系转变为基于民权主义和「国际警察」政策的国际体系，是二战战后新秩序区别于一战战后新秩序最大的不同。

二战后的这样一个形势，虽然部分是日本自身造成的，却显然不是日本所希望的，如果将这样的结果视为是日本的失败，这个失败实质上包括了两个部分：第一是行为上的失败，日本在战争中被打败，只能被迫接受战胜国的安排；第二是观念上的失败，日本明治维新之后从西方学到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真经」被证明并非绝对真理，大师傅换了新的主义，小徒弟原来那套就全不灵了，只能重新再学。

应当承认，日本第一次向西方取经学到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在当时并不错。当时的亚洲各国，只有学得会还是学不会的问题，根本不存在应当学还是不应当学的问题。日本先于中国、朝鲜、东南亚各国学到了这套真本领，成功实现了自身的军国建设，建立了自己的殖民体系，其所作所为并没有超出西方师傅们的老套玩法。甚至在「大东亚共荣圈」计画中公然包括了排除西方势力、「解放亚洲」等针锋相对的理念，也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规则中的应有之义。当年传授真经的老师傅们心中暴怒，却也无话可说，甚至不得不尊重这位后来居上的黄皮徒弟。

在当年的「巴黎和会」上，日本在亚洲建立自身势力范围和殖民地体系的帝国计画曾得到西方诸强的一致默认，据此不难设想，如果社会达尔文主义仍然盛行于世，即使二战的最终结果仍是协约国胜、轴心国败，战后对于亚洲的安排也不大可能是美苏中联盟，日本的「先进民族」地位仍然会保留，中国仍然不会很快摆脱掉殖民地的地位，当年国联的「殖民地委任统治制」或「托管理事会」制度很可能仍将继续。

日美战争改变了一切。这场战争促使美国毅然出头重新开创国际社会的新规则，新的国联首次提出「发展国际间以尊重人民平等权利及自决原则为基础的友好关系」的宗旨，宣告了殖民主义时代的结束，同时对于发动二战的法西斯国家按照「敌国」实行处理。正是这个巨变给了中国重新崛起并压倒日本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1945年日本投降后，一个美丽的「昙花」曾经绽放在中国人面前：中美结盟，联合占领日本，解除其武装，索取战争赔款，拆除其重工业基础，最终，中国在美国的协助下先于日本完成其现代化，成为名副其实的「四强」之一。

历史残酷地开了中国人一个大玩笑，这朵「昙花」只绽放了不到一年的时间。接踵而至的国共内战中共产党大胜，新的红色中国在一套共产主义世界观的主导下选择了向苏联「一面倒」的国策。随后，中美交恶，韩战爆发，东西方冷战开始，美好的「罗斯福主义」顿成泡影。

此后的形势发展颇具戏剧性。中国方面，毛泽东的共产党深陷共产主义世界观的迷思，走上了一条无异于自残甚至濒于自杀的绝路，政治激进，经济不景，硬实力畸形，软实力崩溃。而日本方面，战前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世界观基础在新的形势下发生了一次蜕变，通过更接近「真经」的第二次向西方学习，成功完成了从政治-军事殖民向经济-技术-文化殖民的转型，「和平宪法」未能成为阻碍其崛起的障碍，反倒令其尽享「和平红利」，实现了超常的发展。三十年后等到中国开始回归自己的发展之路时，两者的差距甚至比二战前还大。

世界观决定国家命运的例子，莫甚于此。

再一个三十年过去，表面上看，今天的中国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都已大大发展，在很多指标上，中日两国之间已互有高下，甚至可以说，中国再次迎来了一个压倒日本实现崛起的历史机遇。

但是，中国真正的问题依然赤裸裸地存在着--总体上，中国人没有完成日本人在近一百多年来先后两次完成的世界观再造，面对历史机遇，中国人仍然不具备一个有准备的头脑，六十年前转胜为败的那可悲的一幕，并非不可能再次重演。

谨以此文为温家宝总理访日壮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