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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艺术家杨先让教授将于8月20日星期六上午10点，在首都银行二楼社区活动大厅介绍抗战时期中国著名艺术家抗日爱国的事迹。演讲内容包括美术界的齐白石、徐悲鸿，戏曲界的梅兰芳、程砚秋，音乐界的冼星海、光未然。欢迎各界人士参加。

杨先让教授1930年出生于山东牟平养马岛，18岁考入北平国立艺专美术系，1952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绘画系，曾先后任中央美院版画系教授、中央美院民间美术系主任。

五十年代初，杨教授从师于徐悲鸿，是伴随着新中国成长起来的新一代艺术家。杨先让在50年代是中国版画界的佼佼者，今年五月，中央美院美术馆为他举办了[杨先让木刻版画展]，他的上百幅表现时代潮流的作品在美术界引起了轰动。杨教授两年前所著的[徐悲鸿]，被中国文化界评为具有难得的文史价值，受到徐悲鸿遗孀廖静文女士的高度赞扬。

杨先让艺术简历

　　杨先让，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曾任全国美协版画艺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民间美术学会副会长，中央文化部职称评定委员会委员，中央美术学院民间美术系主任。

　　1930年一月出生于山东省牟平县养马岛
　　1944年以前侨居朝鲜，入仁川、汉城华侨小学和中学学习
　　1944年回国求学，曾就读烟台二中，北京盛新中学，国立东北中山中学至高中肄业。
　　1948年夏入北平国立艺专美术系。
　　1952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绘画系，分配到人民美术出版社任编辑并创作员，在职期间创作出版了一定数量的宣传画，独幅画和连环画以及组画、插图等。
　　1955年木刻版画《出圈》获全国青年美术展奖。同年创作套色木刻版画《春日》。
　　1956年到陕北体验生活，创作套色木刻《延安组画》。
　　1958年下放河北遵化县劳动。
　　1959年调中央文化部研究室，任新创办的《新文化报》美编。
　　1960年底调入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教学。
　　1961年到荣宝斋学习中国传统雕版和水印技术。
　　1961年赴山东烟台地区体验生活，创作了《晌午》，《渔村》，《家乡喜事》。
　　1963年参加中央文化部组织的农村文化工作队，在山西文水县创作了《生的伟大，死的光荣》。
　　1964年----1966年创作了《喜悦》，《焦裕禄组画》，《刘胡兰插图》，《王杰组画》，《传授》，《亲人》等一批木刻作品。
　　1968年为筹备“红太阳照亮安源”展览会，赴安源煤矿体验生活，创作《安源大罢工》木刻组画。
　　1970年----1974年“文革”期间，下放河北劳动改造。
　　1974年赴陕西户县开门办学。
　　1975年赴黑龙江大庆油田，创作了大型套色木刻《会师大庆》。
　　1976年赴山东黄河入海口胜利油田教学，创作《围海夺油》套色木刻组画。
　　1977年创作木刻《鲁迅与“可爱的中国”》，《怀念周总理》，《洪湖曙光》，《五四时代的周恩来》等作品。
　　1978年到敦煌、永乐宫临摹壁画，回京创作了《敦煌幻想曲》，《海底梦》等作品。
　　1979年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杨先让木刻选集》
　　1980年奉上级指示，在中央美术学院组建“年画、连环画系”。同年创作了《三猫图》、《童年的回忆》、《荒城之夜》、《山村的秋天》、《秋收》、《梨渊》等套色木刻。
　　1982年在中国美术馆举办《杨先让、张平良画展》。
　　1983年赴美国探亲，访问，办展，讲学一年半。
　　1985年创作套色木刻《小宅》、《北京之秋》、《乡情》、《花房》。
　　1986年于中央美术学院创建“民间美术系”，并组队对黄河流域地区进行民间艺术考察。
　　1987年被选为全国美协版画艺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民间美术学会副会长。中央文化部职称评定委员会委员。
　　1989年左右的四年时间内，利用教学之余，对黄河流域地区民间美术进行普查，行走十四次。录制一部45分钟的录像片《大河行》，完成了一篇民间艺术理论考察文章。同年年底赴韩国考察并讲学。
　　1990年退休，开始著书。
　　1993年台湾“汉声”出版社出版精装图书《黄河十四走》。同年三联出版社出版《杨先让、张平良彩绘选集》画册,《杨先让文集》也于此年出版。
　　1993年赴美国休斯敦侨居至今。在国外办画展、讲学、著书等活动频繁。旅美十几年来，被美国路州大学聘为客座教授，授予休斯顿荣誉公民奖，路州州府荣誉市长奖等。
　　1998年书籍出版社出版《艺苑随笔》
　　1999年新世界出版社出版《中国乡土艺术》中、英版。
　　2002年中国文艺出版社出版《徐悲鸿》。同年于美国休斯敦和路州大学举办《杨先让版画回顾展》。并于休斯敦美术馆分批展览木刻版画至今。
　　2003年作家出版社出版《黄河十四走》。同年在美国路州州府文史馆举办《中国民间艺术大展》，并配合讲学。
　　历年回国陆续于北京、河北、江西、天津、山东等地的大学讲学。
　　2004年1月中国春节期间，赴美国华盛顿国会图书馆、亚洲博物馆讲学，并为当地华人作家协会讲学“中国民间艺术”。

　　近十几年来，陆续被英国剑桥主编的《东方名人录》和《世界华人著名画家名鉴》，《中国当代名人录》，《中国现代美术家名鉴》等书收录。

收藏纪录：

　　中国美术馆收藏木刻版画11幅，彩绘画1幅。
　　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怀念周总理》、《洪湖曙光》两幅木刻作品。
　　大庆油田博物馆收藏《会师大庆》木刻作品。
　　刘胡兰纪念馆收藏《生的伟大，死的光荣》木刻作品。
　　北京鲁迅博物馆收藏有关鲁迅的木刻作品数幅。
　　英国大英博物馆收藏《乡情》木刻作品。
　　美国密西根塞格诺大学收藏《敦煌幻想曲》木刻作品
　　美国康州大学亚洲陈列室收藏版画及彩绘作品多幅
　　
　　近十几年来，木刻作品及彩绘作品陆续被法国、美国、韩国、日本、香港、台湾等国家与地区的收藏家收藏。

出版纪录：

　　1956年----1986年间《出圈》、《春日》、《梦》、《会师大庆》、《怀念周总理》、《五四时代的周恩来》、《洪湖曙光》等木刻版画，出版过单页印刷品。另外，许多木刻版画被国内报刊杂志刊登发表。
　　1979年《杨先让木刻选集》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
　　“文革”前，出版宣传画多幅、单幅画页多幅，年画《问路》刊登在“人民日报”副刊，邓拓配诗；出版彩色儿童画册一本；连环画两本；插图不计其数，组画若干。
　　1993年三联出版社出版《杨先让、张平良彩绘选集》
　　1993年台湾“汉声”杂志社出版《黄河十四走》三本一套。
　　1993年出版《杨先让文集》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
　　1999年出版《中国乡土艺术》新世界出版社
　　2000年出版《艺苑随笔》中国书籍出版社
　　2001年出版《徐悲鸿》中国文艺出版社
　　2003年出版《黄河四十走——民艺考察报告》作家出版社
　　2005年《海外漫记》、《与木刻刀结缘的50年》正在出版中。

展览情况：

　　“文革”前后，参加全国、北京、艺术学院等组织的各类版画展多次。
　　1982年于中国美术馆举办“杨先让、张平良画展”
　　1983年于美国费城“曼果”画廊举办画展
　　1983年与美国密西根塞格诺大学举办版画展
　　1987年于美国休斯顿“上尚艺苑”举办“中国民间美术展”
　　1995年于美国休斯顿“上尚艺苑”举办彩绘画展
　　1996年于美国费城“曼果”画廊举办画展
　　1997年于美国格瓦斯顿市医学院举办画展？
　　1997年于美国休斯顿“国际画廊”举办“杨先让、张平良救济国内失学儿童义卖中国画展”
　　1998年于美国“上尚艺苑”举办画展
　　1999年于美国路州大学举办“他山之石”交流画展
　　2000年于美国“上尚艺苑”举办“杨先让版画回顾展”
　　2001年于美国路州大学举办“杨先让版画回顾展”
　　2002年开始于美国休斯顿美术馆分批陆续展览杨先让版画
　　2003年于美国路州巴特鲁斯州府文史馆举办“中国民间美术大展”

国内外讲学情况：

　　除学校内正常的教学外，在外讲学及讲座是由“文革”后开始的。

　　在国内除了在本院讲座外，还到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北京师范大学、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天津美术学院、沈阳鲁迅美术学院、广州美术学院、河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山东烟台大学、山东烟台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山东青岛大学美术学院、深圳大学、南昌师范学院、烟台画院、合肥画院、郭兰英艺术学校等地讲学。

　　1989年赴韩国访问，在汉城为四所美术学院讲学。

　　1983年始在美国为费城美术学院；费城天普大学美术学院；费城福兰克林博物馆；依阿华大学艺术学院；俄亥约大学；塞格诺大学；马里兰大学；康州学院；休斯顿大学；路易斯安娜州立大学等讲学。并被聘为路易斯安娜州立大学的客座教授，从1999年开始每年前往讲学一次。

　　2004年1月被美国华盛顿国会图书馆邀请前往讲座两场，亚洲博物馆邀请讲座一次。

　　十几年来，为费城、华盛顿、休斯顿中国侨社文艺团体举办讲座数十次之多。

获奖纪录：

　　1948年在读国立艺专学习期间，图案作业获奖，徐悲鸿校长亲自颁发法币30万元。
　　1956年在全国青年美术展览会上，木刻版画《出圈》获奖。
　　1996年中国版画家学会授予“鲁迅版画奖”
　　1996年获美国休斯顿市荣誉公民奖
　　1999年获美国路易斯安娜州府巴特鲁茨市荣誉市长奖
　　1999年获美国路易斯安娜州州立大学艺术学院文化艺术交流奖
　　2003年获美国休斯顿大学亚洲艺术部文化奖

徐悲鸿的一段公案

　　杨先让

　　　
　　　　由于立场倾向或者观察事物的角度不同，以及个人文化素质的差异，往往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却被曲解，从而引起错误的历史评论。
　　　
　　　　台湾雄狮图书公司1978年出版的《中国近代写实绘画奠基者——徐悲鸿》一书中，对徐悲鸿1918年在北平的活动，有以下的评论：“经康有为介绍，到北京去找康的大弟子罗瘿公。”“罗瘿公当时在北京即以捧戏子出名，徐悲鸿寄食他的门下，自然也要跟着混进这一腐败没落的圈子。徐悲鸿曾经为梅兰芳画过一张《天女散花图》，罗瘿公题的诗：‘后人欲识梅郎面，无术灵方可驻颜。不有徐生传妙笔，焉知天女在人间。’这是标准无聊文人的趣味了。”
　　　
　　　　这里有两个浅显易见的问题需要稍微澄清：一是对戏剧演员称“戏于”一词的解释。这种贬词与歧视是受了来明理学道学思想的影响，将社会职业分为三教九流的不同等级，在辛亥革命和“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依然持封建旧观念视戏曲界的演员为“戏子”者，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是一种文化观念上的偏差。二是康有为在京的大弟子罗瘿公。罗瘿公者，著名诗人，曾与陈散原（三立）、樊樊山、易实甫等共同组织过诗社。
　　　
　　　　诚然，康有为、梁启超是清末维新变法改良主义的失败者，后来与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反清势力相对立，又是以失败而告终的保守派。民国后，他们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退隐下来，以学者身份活跃于文坛。徐悲鸿作为后生与他们相识相交于此时，曾获得教诲与提携，因为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艺术都有革新的主张，这对徐悲鸿以后的发展，产生了有益的影响。
　　　
　　　　1917年正当“五四”运动前夕，徐悲鸿与蒋碧微私奔日本，是由康有为参与支持的。徐悲鸿在日本半年中，对日本明治维新后的美术发展作了一番考察，回到上海，得到蒋家的认同与蒋碧微结合了。徐悲鸿为了取得赴法留学资格，又持康有为给在北平的弟子罗瘿公的介绍信（同时徐悲鸿也可能持着名诗人陈散原老人给诗友罗瘿公和长子陈师曾（衡格）的介绍信）前往北平。
　　　
　　　　徐悲鸿与蒋碧做到了北平，受到罗瘿公的热情接待。为了早日赴法留学，罗瘿公介绍徐悲鸿去见当时的教育总长傅增湘和北平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一贯提倡以美育代替宗教的蔡元培爱才如渴，他十分欣赏徐悲鸿的艺术主张与见解。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官费贸法名额暂停，蔡元培特为徐悲鸿在北平大学成立了北大“中国画法研究会”，聘徐为导师，同时也聘早已由日本留学归来的陈师曾等为导师。
　　　
　　　　徐悲鸿在北平的一年里，广泛接触了文艺教育界的上层人与事，眼界开阔学识长进。此间文化艺术界纷纷掀起创新改革浪潮。鲁迅向封建营垒投出的第一枪《狂人日记》出现了，音乐界由萧友梅主要负责的“中国音乐研究会”在兴起创新活动；美术界则以徐悲鸿和陈师曾为首，通过“中国画法研究会”，对传统美术提出了改革号召。
　　　
　　　　以中国传统戏曲为大本营的北平，也由王瑶卿、齐如山、罗瑛公、樊樊山，易实甫、李石曾、梅兰芳等率先举起了改革大旗，进行了一系列艺术创新和交流活动。当时北平的文艺界十分活跃，文化人相互支援总是免不了的。徐悲鸿在罗瘿公的带领下，对中国传统的戏曲艺术有所接触和认识，又是十分自然的事情。
　　　
　　　　1946年后，徐悲鸿在北平家中与友人聚集时，曾乘兴演唱了一段京戏老生西皮二簧，令在座亲友惊讶不已，估计那就是1918年在北平时候所受到的京剧熏陶了。
　　　
　　　　过去只知道徐悲鸿画过梅兰芳，2000年初夏从程砚秋之子程永江那里得知，1918年罗瘿公也请徐悲鸿画了比梅兰芳小十几岁、并向梅兰芳行过拜弟子礼的程砚秋的《武家坡》戏装造像。罗瘿公也在画上题了字，曰：“程艳秋正黄旗人，世宦，父隶内务府籍颇沃饶。国变后冠汉姓。父殁渐困，因券伶人家为弟子，习青衣旦，歌声遏云，丽绝一世。吾始见惊叹为诗，张之倾动都下，各辈歌咏，浸满全国。顾其师暴恒扑楚之，吾乃力脱其籍，令师事梅兰芳，更别聘名师数辈，授以文武见乱，益精能矣。兰芳负天下名，辄虑无继者，匪程艳秋莫属。江南徐悲鸿为成是像，倾城之姿未能尽也，然画中人世已无此佳丽矣。”（1932年元月，程砚秋赴欧洲考察戏曲音乐时，登报启事，改“艳秋”为“砚秋”，易字“玉露”为“御霜”。）而且此画在罗瘿公1924年逝世后，流落北平琉璃厂，数年后被友人发现，出高价收购回来，送还给程砚秋，保存至今。罗瘿公对程砚秋由发现至培养，并亲自为程编撰新戏廿余出。程砚秋没有辜负其预见，果然是一位出类拔苹的戏剧人才，传有“程有今日，罗居首功”之称。
　　　
　　　　1918年11月，世界战事结束，傅增湘先生为徐悲鸿争取到了官费赴法留学名额，徐悲鸿即携蒋碧微回上海做出国前的准备。1919年3月20日他抱着向西方取经的志向启程往法国，从此开始了8年的留学生涯。
　　　
　　　　总之，1918年徐悲鸿在北平与罗瘿公交往，支持戏剧改革，并为梅兰芳和程砚秋画像，是十分有意义的，为此遭到指责与误解，实在是一件不公平的事情。
　　　
　　　　（杨先让，原今央美术学院程授，现旅居美国。载《美术研究》2001年第1期）
　　　　
我是先嚷　　2003年08月05日

我是先嚷

　　　　我的名字是先让，我说我是“先嚷”啊，不是为我个人嚷，是为老祖宗嚷。

　　很多人不理解，中央美术学院是洋学堂，成立民间美术系算什么？有什么意思？我整天跟人吵架。我到处跑断腿去说服，最后我看人家是看我这点面子，可怜我，说他非要办就让他办一个吧。

　　这一面走一面摸索，别人也不了解，人家也不太愿意听，你知道吗？有几个人愿意听我嚷嚷？

　　我喊了两嗓子，有人听见，有人没听见，那我的戏唱完了。对我自己我没什么遗憾，我感觉我是尽了心了。我的角色演得挺好，我已经卸妆了，也可以说我已经死了。

　　黄永玉说他一翻开《黄河十四走》，“这内容把我震傻了！”也正是这本《黄河十四走》，是一本迟来了十几年的书，而且是出版以后目前还赔钱的书。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能够真正了解并关注作家出版社的这本印刷精美、印数却不过区区数千册的书，但在这厚厚两大册有关中国黄河流域精彩绝伦的民间艺术资料中，在那些感性而平实的文字之下，有一种呼声却震动人心：你可知道我们自己的土地上有着多么丰饶精彩的民间文化？你可知道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属于我们文化的个性正在迅速消失？

　　书的作者是如今年已七旬的老人杨先让和他的女儿杨阳。《黄河十四走》是1986年至1990年四年间，当时身为中央美术学院民间美术系主任的杨先让十四次带领考察队出入黄河流域考察民间艺术的丰硕成果。成果虽然丰硕，但身为考察研究者的杨先让却在很多年间走得孤独而艰难。在努力向现代化迈进的年代，竭力主张保护学习祖先传承的文化、并从中找寻文化上的自我的杨先让无疑“不合时宜”。孤军奋战之中的他只能“凭着良心走着寂寞之路”（书中语）。

　　听人说起，在版画上颇有成就的杨先让，如果在“文革”后潜心自己作画，或许今天的成就不逊于他的好友黄永玉。然而他把本该造就自己的时间全部放在为民间艺术的呼号奔走和考察研究当中了，他希望通过对中国民间文化的吸收和学习，真正培养出能够自成一派的中国艺术家来，为此在1984年，他倡议并创建了中央美术学院民间美术系，然而真正能够理解并支持他的人并不很多。1990年，随着杨先让的退休，美院民间美术系也逐渐消失。如今，余下杨先让著名的有什么嚷什么的倔脾气和这本厚厚的《黄河十四走》，让人回味不已。

　　■为了取得发言权，我就去考察黄河，这是赶鸭子上架

　　记者：您在《黄河十四走》一书的序言中提到，当初中央美术学院的领导找您组建年画、版画系的时候，您坦言并不喜欢这两个专业。我觉得这两个专业应该和民间美术是有很大关系的，既然不喜欢，您为什么后来还提出创建民间美术系呢？

　　杨先让：那是1980年，我50岁，刚刚经过了文化大革命，那么多年没画画，荒废了，正是应该画画把时间补回来的时候。那个时期对我很重要，所以江丰提出让我组建年画、连环画系，大家都不同意我去做。可是他老磨我，诚心要做这个，我就帮他吧，刚开始说好只做两年。我那时要画的绝不是民间的。我当时对民间美术没有认识。1983年我到美国探亲，待了一年半，参观、访问、开画展，我就发现西方人对民间艺术非常重视。我看到我们中国缺这个，我感觉我们中国的民间艺术比他们要丰厚得太多了。我就觉得非转舵不可，就提出要搞民间美术系。

　　记者：这个创建的过程是不是很艰难？

　　杨先让：别提了，都过去了。很多人不理解，中央美术学院是洋学堂，成立民间美术系算什么？有什么意思？我整天跟人吵架。毕加索要不是吸收了民间的东西他能成为今天的毕加索吗？马蒂斯要不是吸收了东方民间的东西他能成为野兽派的创始人吗？很多艺术家都在吸收学习本国甚至别的国家的民间艺术，我们国家民间艺术这么丰富，自己不学还要去学人家，那不是拿着金饭碗要饭吗？我到处跑断腿去说服，最后我看人家是看我这点面子，可怜我，说他非要办就让他办一个吧。当时很多风言风语，一些人根本就不同意办这个系，我在当时真藐视他们。我是觉得中央美术学院有一个西洋美术的体系，有一个中国画的体系，再加上中国民间美术的体系，就全了嘛。我那时候50多岁，也不好好画画，别人都在占着地跑，我这块地都荒了，为什么？我就是感觉到民间的东西太重要了，我为了取得发言权，就去考察黄河，这是赶鸭子上架。我认为是对的。

　　记者：黄永玉在给您的书写的序言里也提到，他也不太在意您这个工作，似乎认为这是件吃力不讨好的事。做这件事这么难，是否和中国自古以来民间艺术都不被主流的认可有关？

　　杨先让：那当然了，孔夫子就提倡要做人上人嘛。民间艺术是底层的东西，文人不重视，上面的官员不重视，民间艺术就理所当然地被贬低被忽视。民间文化不是城市文化，就是农民文化，历史上就不被重视，我们学校又是座洋学堂。结果我一退休，这个系就变了，变成研究室，最后连研究室都没了。黄永玉安慰我说，你有这一本书就够了。

　　记者：当初你创建民间美术系的初衷是因为觉得中国传统的民间艺术很丰厚，要抢救要学习，并认为从中能创造出一支崭新的、更具民族特点的中国艺术流派，那在民间美术系存在的六年里，您觉得您的初衷实现了多少？

　　杨先让：我感觉到，我的学生出现吕胜中这样一个就够有说服力了。现在很多人觉得搞民间艺术有前途了，中国学民间艺术的人也够多了，尤其是出版社出有关民间艺术的书出得够多了，当时我要出一本书有人给我出吗？

　　记者：我记得您书里有一个细节，您说自己原本对占卜不感兴趣，但在黄河考察途中的一个寺庙里，您竟然提议抽了签，您内心求的是希望此行顺利，民间美术系的前途顺利。当时我就觉得，是不是因为这次考察本身有很多困难，而且民间美术系的前途堪忧，所以您才会有这样的举动？

　　杨先让：那当然了。徐悲鸿要是在世的话，不发给我个大奖状才怪呢！江丰活着的话，得多支持我！吴作人支持但他也已经退了。什么叫做孤军作战？我这就是孤军作战。我的名字是先让，我说我是“先嚷”啊，不是为我个人嚷，是为老祖宗嚷。

　　■我在讲学的时候，我都在喊，对洋人们喊，我说世界应该是丰富多彩的，应该是多种文化的，如果将来是变成单一的、都像你们美国人，就完了，没意思

　　记者：您用了几年的时间在黄河流域进行了十四次深入的考察，这样的工作量是相当惊人的。实际上很多民间艺术品从题材、类型、风格上都是重复的，它带有某种“程式化”的特征，有时候面对“程式化”的东西人很容易就皮了，您怎么会那么有激情，不断走访、考察，不断有惊喜发现呢？

　　杨先让：其实说是十四走，还掉了一次呢，应该是十五走。是很大的工作量，我们一次最多也只有8个人，我还带着一个摄制组去拍片子。那时候还真没想到要写书，幸好日记全是齐的。我当时就是感觉这太重要了，考察就是糊里糊涂地走，感觉一定有宝，我们就是在寻宝，就觉得它是没边没沿的。听说这个农民有这个就去了，听说那边有那个又赶过去了，就这么穷折腾，兴奋和失望交织着。到后来这层窗户纸捅破了，我一下子找到了民间艺术家和工匠的关系、商品和民间艺术品的关系、上层艺术和下层艺术的关系，觉得真好，心里像开花了一样。最后走完了感觉越来越清楚了，其实重复的东西都是在印证这些关系，你看起来都是剪纸呀，蛙呀、蛙呀，蛇呀、蛇呀，还有老虎啊，虎头鞋、虎头帽、虎头枕，一家人几代都有这些东西，太有意思了！表面上是“程式化”，实际不是，这就是一种完全表现自己理想的象征文化，我没感觉到它是一种重复，它是活生生的伴随着人的生活，真的是血肉相关。这些东西重复吗？今年这个孩子出生的时候给他做这样的面花，明年别的孩子出生的时候还给他做同样的面花，它反而使这个艺术不改样地传到了今天了，所以民间的艺术能够流传下来。现在经济大潮马上就要冲垮这个东西了，那这就危险了。

　　记者：您说起经济大潮的冲击，我就想起我看这本书时有一个很大的体会，就是我经常会感到很惊奇和遗憾，一方面为我们有这样精彩的民间文化惊奇，另一方面也为它们的逐渐消失和不可复制而感到遗憾。现在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得城乡之间的文化差距逐渐变小，甚至国与国之间的文化都有趋同的趋势，这种民间文化的消失是否正说明我们民族文化的个性正在消失呢？

　　杨先让：这是个大问题，不应该只问我这一方，应该问全中国每一个人。以后生孩子就不是吃面花的问题了，而是要到商店里去买生日蛋糕，没准还要唱生日歌呢，唱洋文的歌呢。你说这怎么办？我不知道，这是另一个问题，我只是在做了而已。我看现在中国应该建博物馆，中国到现在连个（民间艺术的）博物馆都没有。中国民间艺术最后能不能变成世界文化等等等等，这我不懂，我不知道。

　　我在讲学的时候，我都在喊，对洋人们喊，我说世界应该是丰富多彩的，应该是多种文化的，如果将来是变成单一的、都像你们美国人，就完了，没意思。他们也鼓掌。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你。

　　现在的姑娘还绣花吗？都和男人一样，都得去赚钱、发财嘛。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不能要求现在的女孩子这样了。我们只能快点去找那些活化石，还活着的，慢慢要没有了的，让她们快给我们剪剪纸，从她们那里得到一些东西，只能这样了。这就叫抢救，其实这个词儿不对，抢救是要恢复到原来，但我们不能够，我们也不能让人恢复到原来那种生活。

　　记者：我记得我小时候看见我奶奶跟姑姑都会做很好的女红，逢年过节都会做很多有意思的香袋、绣鞋什么的，我很好奇，想跟她们学绣花什么的，结果父亲不高兴，他觉得女孩子应该读书、有文化，做那些东西没出息，给拴到这些东西上没意义。

　　杨先让：你爸爸肯定是文化人了，他会觉得这些东西没有意思。你不能要求他对这些东西有那么长远的考虑。可当我们觉醒的时候已经晚了，记得那时候我们刚办这个系的时候，有些国外的朋友就说，你们可千万别走我们的路，我们就是这样的，当我们一心一意地去建设自己的现代化，建好的时候回头一看，民间艺术都没了，你们现在正是这个关口。所以我那个时候为什么那么着急要建一个民间美术系，那么着急要走黄河，就是一个紧迫感在那儿，什么少画画了，无所谓了，我感觉我自己的画少画一张两张真是我个人的问题，现在看来做对了。

　　■有人说你是培养民间艺术家，我火了，我能培养民间艺术家？民间艺术家是我们的老师！我们只能去学习去吸收

　　记者：在您的书里我发现很多的民间艺术家都是女性，这是什么原因呢？

　　杨先让：我就说这是妇女的艺术嘛，所以我叫它母亲的艺术。本源艺术就是母性的艺术，女性的艺术，她们和经济和商品一点关系都没有，是妇女们为了自己的亲人们做的，生子嫁娶、春夏秋冬的节令，结合着民俗来做的，都是实用的，面花吃了，绣的肚兜孩子穿过了磨破了就扔了，窗花风吹雨打到明年旧了我再剪一个贴上去，母传女一代一代这样传承下来的，可贵就在这些地方。但慢慢跟商品有关系了，男人参与了，就变成工匠了，木版年画啊等等什么的，这也是民间的，但它是商品，得卖，那就变成专业户了，变成作坊了。

　　记者：您书里有一个细节我印象也特别深刻，就是你们走到陕西安塞这个地方，意外发现一位农村大娘画的炕围画，当时你们都惊为天人，可是这位钟大娘……

　　杨先让：你看她那个抽烟的样子，她瞧不起我们。

　　记者：对，她很瞧不起你们。我就觉得很有意思，您在书里写道，当时您作为一位专业艺术家和一个民间艺术家坐在一起，感觉很隔阂，相互很不理解，这种不理解是什么呢？是不是在考察中您经常会遇到这种情况？

　　杨先让：我认为这是个很复杂的问题。你看，具体到这个老太太，她瞧不起我们，她感觉我们这些人真是城里的人，你们那么好，还来看我这个破东西，有什么可看的？她是这么个心理。

　　还有呢，我画这个，我自己都感觉到画得还不太好，我还有好的，你们知道吗？她一是瞧不起我们这些城里人少见多怪，一是瞧不起我画的这个，我肚子里比这好的还有呢。

　　我到了安塞，我看到白凤兰还有曹佃祥她们，感觉这些民间艺术家的生活是这么苦，而且她们无怨无悔地在贫穷里继承着自己民间的这些文化，就感觉到民间的艺术家和我们这些城里的专业艺术家的距离之大。要了解民间艺术，不了解这些人，她们那种朴实的东西不学习，那就太表面了。所以我成立这个系，要学的东西很丰厚的，有人说你是培养民间艺术家，我火了，我能培养民间艺术家？民间艺术家是我们的老师！我们只能去学习去吸收。所以这一面走一面摸索，别人也不了解，人家也不太愿意听，你知道吗？有几个人愿意听我嚷嚷？我干了十年啊，可是我觉得不后悔，我感觉我现在丰富多了。我不过少画了几张画，少挣了几个钱，我太藐视了，这些东西！

　　记者：这十年的民间美术工作把你的生活道路整个都给改变了，我听人说，如果当初你不是接下了这个工作，而专心作画的话，也许现在和您的朋友黄永玉一样的声名卓著。

　　杨先让：（笑）我没有他那么大的才气，我的画卖不了那么多的钱。但是可以卖啊，他能盖一个别墅，我可以盖半个。

　　记者：您不为自己感到可惜吗？

　　杨先让：不觉得可惜。我们家过去有钱着呢，我爷爷有钱，我爸爸有钱，钱都哪儿去了我也不知道，就这么回事。

　　■我的角色演得挺好，我已经卸妆了，也可以说我已经死了

　　记者：您这整个考察过程是相当艰苦的，卫生条件交通条件都不好，还会遇到地方保护主义的阻拦，您就没有想过放弃考察？

　　杨先让：卫生条件差，我们那个被子上爬的都是虱子。那都过去了，但是得到的东西多呀，这种兴奋总是在那儿支配着你呀。地方保护的那些人，太可恨了，不给看呐。甘肃、山西、陕西，那些官，我可尝到那些小地头蛇———哎呀，你没看我在书里写的我骂他们吗？结果后来发现那都是省里头下去的（指示），那些人我都知道，所以我后来见了他们我也骂他们。都是他们下达的，说杨先让他们来了，注意，不给。干吗呀？中国人怎么这样呀，我不懂。最后考察完了我就放鞭炮。当然我书里头不能老提这些事，想起来我真要感谢索罗斯，你知道索罗斯吗？

　　记者：就是那个著名的“金融大鳄”吧？

　　杨先让：他做了一件好事，最近的报纸不知道你看没看到，他拿出了十几万块钱来，登报质问美国政府打伊拉克的用意是什么，没有向人民交底，隐瞒。1995年他请我吃了一顿早饭，我第一句话说我谢谢你，他说不，我们要谢谢你，你们做了事情，这些事情我一点都不懂，我那几个钱不算什么。我说没有他们基金会给我钱我能走黄河吗？我没钱，我绝不能动我系里那点办学的钱，所以没有他那个基金会那点钱的话，我走不下来。我还弄了个录像片《大河行》，买了很多资料。现在看起来那点钱也不多，但起了很大的作用。

　　记者：您的黄河考察成果丰硕，但到今天来看，您有没有觉得遗憾的地方？

　　杨先让：遗憾就是人的使命不能在一个人身上完成了，我感觉总是在接力，有时候这个接力棒掉了，但这不能赖我呀。火种总是点出来了，只是火大火小的问题，慢慢地着呗，只要别灭就行了。中国本身就是这么丰富的一个民族，不只有黄河，还有长江、这个江那个江流域呢。我喊了两嗓子，有人听见，有人没听见，那我的戏唱完了。对我自己我没什么遗憾，我感觉我是尽了心了。我的角色演得挺好，我已经卸妆了，也可以说我已经死了。

三月一日(星期六)下午，美南华文写作协会在王朝商场二楼首都银行会议室举办「新书发表会」及「文学讨论会」。作家们与与会者分享他们在写作创新路上的突破和心路历程。(图：美南华文作协新书发表会。由左至右：钱莉、姚嘉为、臧武云、杨先让、刘纬、卓以定。)

刚出版的新书有杨先让的「徐悲鸿传」、卓以定的新作「牵手经营婚内情」、臧武云的新书「美国生活二十五年」，还有刘纬、姚嘉为、简宛和卓以定出版的四本书，由简宛主编成一套的《来自美国的教育心经》。对重视教育的中国人而言，教育书籍一直是出版市场上的畅销书。这套教育丛书由天津教育出版社策划，于八月份出版。它的特点是作者均为旅美的海外作家。四本书包括姚嘉为的「放风筝的手--教养儿女的艺术」、简宛的「他们只有一个童年--亲子沟通新招」、卓以定的「当羽翼将丰时--优质父母手册」，和刘纬的「他山之石--认识美国教育」。这套丛书的销售收入，全部捐给中国边远地区贫困失学的儿童，由「海外中国教育基金会」代收，意义深远。

此次发表会的另一高潮为杨先让教授的专题主讲《当前红学界的新动向》，介绍由霍国玲三姐妹所写的「红楼解梦」一书。杨教授表示，「红学」从「红」书开始到1954年为第一期，其中又分为索隐派和考证派。第二期从1954年到1989年，为评论派。评论派以毛泽东为代表，藉两大学生来批新证，造成反胡风运动，使「红学」的研究者战战兢兢，只能从文学的角度去分析。

杨教授指出，「红」书是谜一样的奇书，也是社会的百科全书。曹雪芹写了二十年，删改十年，用血泪写出一段清朝隐藏的历史和他自己的一段恋情。曹雪芹共写一百二十回，其中三十回被删改，八十回保留。这样的结构，表面上看似没完，但完整的历史故事就全在八十回中。因此脂砚齐批的「红」书说，一字不可改,一句不能丢！

由当前红学界的新动向「红楼解梦」一书中，杨教授提出一些令人思考、惊唉、可信不可信与拍案叫绝的例子。比如：(1)曹雪芹的正确生日(1715年6月4号) ，(2)曹雪芹的原名(曹天佑) ，(3) 曹雪芹的出生地(南京) ，(4)中过举、当过官，(5)楚香瑜的背景(曹家替雪芹买来的小媳妇) ，(6)雍正皇帝的真正死因(死于楚香瑜炼的新丹) ，(7)楚香瑜重回曹雪芹的怀抱，而曹雪芹不久第二次被抄家入狱，(8)书中的大观园就是圆明园，(9)「红」书中的宁国府为清宫的翻版，(10)曹雪芹出狱后隐居避祸，躲在湘山写书。

此次新书的发表、旧书的钻研，都十分精彩，喜欢文学的读者不妨留意，寻找自己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