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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钢琴诗人”傅聪专访:我永远是音乐的奴隶
英武 于 September 29, 2001 at 11:34:38:
傅聪要去他从未去过的黄山,这就让他没有理由拒绝经纪人为他买好的“李宁牌”运动鞋,很有些恋恋不舍地将脚下穿惯的中国老布鞋换下来。

从英国回来的傅聪身着棕黄色的中式丝绸外套,靠在沙发上温和而友善地笑着,半长的头发向后梳得整整齐齐,而烟斗放在茶几上,似乎还有余热———他不像是这个时代的人。

虽然秋天刚刚到,傅聪却戴着毛线手套,不是因为冷,而是手病。对于一位钢琴家来说,几年手病的折磨无疑是一场梦魇,幸而它们终于重新轻盈起来———那位医生可能以为自己只是挽救了一名病人的手指,却不知道他同时为观众带来了福气。这位被《时代周刊》誉为“当今世界最伟大的钢琴家之一”的“钢琴诗人”终于又可以自由地弹奏。

10月2日,傅聪将在北京保利剧院举行一场独奏音乐会,10月12日,在广州举行另一场。为了准备演出,也为了黄山,他在9月中旬就回到了中国。

写傅聪似乎不能不提他的父亲傅雷和著名的《傅雷家书》,这本书让傅雷的家庭成为中国最为著名的知识分子家庭。今年是傅雷夫妇离世35周年。10月2日是农历八月十六,中秋节的第二天,傅聪的这场演出也是对父母的一个纪念。

可能谁也无法说清他对这片土地怀有的复杂的情感。4年前的北京国际音乐节上,当这位多年未回国演出的钢琴家登台时,他抚摸着钢琴停顿了许久,他流泪了。

傅聪确实善感,他讲话低沉,语速缓慢,但说到激动处,嗓音会突然高亢起来,有时他又会突然间变得伤感,头靠在沙发上,沉重地喘气。他的弟弟、北京特级教师傅敏坐在一旁,身体前倾,眼睛如此关切地看着他的哥哥,此情此景,令人难忘。

音乐和比赛是两回事

记:这次回国演出距离上次已经有4年,是不是感觉有些不同?

傅:我在英国是在一个与世无争的环境里,非常安静,一回来就感觉这里充满了活力,非常强烈,以至于让我有一点害怕(笑)。现在中国人真是很能干,在世界各地,在美国,我都见到那么多聪明、有能力的中国人。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这我是相信的。

记:这几年不少中国年轻人在国际钢琴比赛上获奖,比如李云迪、陈萨,还有郎朗,所以有一种说法是:中国的钢琴世纪到来了,您是怎么看待这个现象的?

傅:年轻一代好的钢琴家在中国已经很多很多,不仅有你刚才说的,国外还有一些非常不错的,比如安宁,在布鲁塞尔举行的伊丽莎白女王国际钢琴大赛上我听过,非常好,那次他拿第三,我认为应该拿第一。还有在波士顿学校我上大课的时候,有几个中国孩子真是精彩,技术辉煌得不得了。

记:你会不会有一种被后来人超过的紧迫感?

傅:我很高兴能被后来人超过,而且应该被超过,他们先天有比我好得多的条件,他们的基础训练,也就是童子功,远远比我们那个时候要好,而且即使在我那一代里面,我也是比较落后的,因为我可以说是半路出家,17岁才真正地下功夫,而且技术上一直都没有受过科班训练,完全没有基础,现在想起来近乎荒唐(笑)。而现在,不光是中国人,全世界的年轻一代技术都好得不得了,听比赛的时候有时候听得都发傻。不过,这跟音乐是两回事情,好的音乐还是很少的。

记:什么是你所说的好的音乐?

傅:对音乐内涵真正的理解,而且真正有个性,有创造性。这种创造性并不是随心所欲,而是有道理,是真正懂了音乐之后的创造。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而是一辈子的学问。

记:你有没有听到过李云迪他们现场的演奏?

傅:李云迪我没有直接听过,只听过录音,听录音不能作准。陈萨上过我的课。郎朗我最近在英国听过,好得不得了,了不起,他已经是一个出类拔萃的钢琴家。

记:你经常给学生上课吗?教授学生的乐趣和演奏的乐趣应该很不相同吧。

傅:大课很多,masterclass(国内一般翻译为大师课。编者注),一般学生都是年轻的非常优秀的钢琴家。其实我觉得我不能说是在“教”,很多学生都说我很特别,因为我只是把自己看成比他们多一点经验的、年纪大一点的同行,我们一起去发掘音乐中的奥秘。我认为教学最重要的不是教什么,而是教为什么。音乐和其他艺术不一样的地方在于,乐谱是死的,但演奏家可以有很大的空间去诠释它,不同的诠释可能同样合理同样有说服力,当然要有一定的文法和根据,不能乱来。这就是学问。

“越老越紧张”

记:你现在上台演出之前还会不会感到紧张?

傅:永远是紧张的,怎么会不紧张?我想大部分人总是紧张的,而且我觉得不紧张不一定是好事,有些人好像是铁打的,什么都不怕,但我觉得艺术家应该是vulˉnerable,中文翻译大致应该是“敏感的”,但这个词也不完全准确。

记:是不是每次对于自己演奏的好坏都无法估计?

傅:是,所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记:我记得有关你的一个故事,说一家公司前一天演出给你偷偷录音,结果非常好,告诉你第二天正式录音,结果又不好了。

傅:这就是“本末倒置”,因为你的目的是要录好,你就对音乐不够忠诚,所以马上出毛病,音乐这个东西就是可遇而不可求,需要你全心全意投入,置成败胜负于度外。我曾经说过我是音乐的奴隶,就是这个意思。因为你是它的奴隶,所以你就必须战战兢兢的。它永远是一座高山,一个年轻人往往是什么都不怕的,因为他就知道一点,知道得越多你就会越觉得它又高又远又伟大,永远都让你仰望。这就又回到你刚才说的那个问题了,为什么上台这么多年还紧张?因为“越老越紧张"(笑)。

记:听说你这次演出的曲目中就有当初你在肖邦国际钢琴比赛获奖时弹奏的作品?

傅:没有没有。现在人们还是经常谈到我获奖的往事,但是我觉得,50年前的我和现在的我已经相差很远很远,恐怕已经没有多大关系。

记:你被称为“肖邦作品真正的诠释者”,中国文化的背景对于这种诠释有没有帮助呢?

傅:不论是中国人、波兰人、俄国人还是美国人,可能任何民族都有天性跟肖邦非常接近的人,不过我觉得中国确实是一个特别诗意的民族,所以中国人和肖邦特别接近。

记:你很早就已经是这个大赛的评委了,不过,有没有一种可能,现在再让你参加比赛的话,会不会可能得不了奖啦?

傅:那是一定的。比如说我认为自肖邦去世之后对他最伟大的诠释者是法国的科尔托,我们都说如果他来参加比赛的话,绝对过不了第一轮。他出错的地方实在太多啦,有的年轻人听了说,原来他是这个样子的,差得很,比学生都差,但是他在音乐上的理解、对肖邦灵魂的掌握到现在为止还是最高的。

记:你经常提到“赤子之心”这四个字,这是不是你做人弹琴的准则?

傅:是呀,如果你的琴声很纯洁地发自内心,会天然有一种感染力。我父亲经常说:真诚第一,感人的音乐一定是真诚的,有的人可以弹得很华丽很漂亮,你也会欣赏,但被感动是另外一件事情。科尔托就是这样,他有很多毛病,但他真是感人。

记:保持这颗赤子之心在今天的社会是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傅:很难。我看到过很多音乐家慢慢丧失掉了这个东西,虽然他们可能照样成功。在我的朋友里面,有两个我觉得从来没有丧失过赤子之心,从来没有丧失对音乐的忠诚,他们都是非常成功的艺术家,一个是鲁普,一个就是阿格里奇。我给你讲个故事,鲁普有一次音乐会上演奏协奏曲,那天是他50岁的生日。第二天他打电话给我说:聪,你一定要告诉我,你为什么不喜欢我昨天晚上的演奏?我说,我没说什么呀。他说,我太了解你了————因为我演出后去后台你不像平常那么热情。我就说,音乐嘛,见仁见智,有些地方我有些不同的看法而已。他就说,哎呀你这个人怎么还这么嗦。最后他跟我说了一句肺腑之言:聪,你知道吗?Nobodytellsmeanything!意思是人们什么都不对我说。他这话是很伤心的,因为他已经是大师,现在已经到了没有人敢跟他说什么了。我从他的话想到鲁宾斯坦弹的一首乐曲,最后一个音符总是错的,唱片上也是错的,因为那个音符他看错了,可是这一辈子都没有人敢告诉他。这也是很可悲的。鲁普知道我是一个很真诚的人,如果不热情一定有意见,如果有意见他一定要听,虽然这个意见可能我们争论到死他都不同意。不过,这样的艺术家是难得的,并不是很多,可能大部分成功的艺术家听到批评的第一反应是反感。

最重要的是勇气

记:如果让你重新选择职业的话,你还会选择钢琴吗?

傅:我有时候在想,我应该很早就去搞指挥,现在已经太晚了。年轻的时候因为战乱、因为老师的问题、因为我对父亲的逆反,我曾经有一段“浪子"生活,错过了技术上来讲很重要的年龄,所以一辈子练琴都很辛苦,比一般人要多花很多时间。搞指挥,我就不用在技术上那么辛苦,可以纯粹去搞音乐。但为什么我没有这么做呢?可能是因为当指挥要学会处理人事关系,在这一点上我不行(笑)。

记:你的性格跟你的父亲像不像?

傅:是有很多相像的部分,但我也有我母亲的一部分。

记:更温和那一部分?

傅:对,我的父亲也不是说心硬,但他有时候为了原则可以斩钉截铁,而我有点像我妈妈,很容易心软,我性格里矛盾的东西要多一些。

记:对于一个艺术家来说,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天分?勤奋?一颗敏感而善良的心?还是思想?

傅:可能这些都需要……(沉默良久)但是现在我觉得,也许最重要的是勇气,能够坚持黑就是黑,白就是白,永远里外如一,这很难做到,因为这个社会天天在教你说谎,包括在音乐上也是如此。1985年我给肖邦国际钢琴比赛做评委的时候,评委会主席是一个非常权威的肖邦专家,在听比赛的时候,我注意到一首夜曲里面有一个踏板的处理,没有一个年轻人是按照乐谱来做的,我就问这个专家,为什么他们不照着做。他叹了一口气说:“可能他们不知道,也可能他们知道但不知道怎么去做,或者是知道该怎么做但不一定敢做,因为大部分评委不知道。"现在我教学生时也提醒他们,如果你们这里要忠于作曲家的原意,去参加比赛可能会减分。有很多传统或者是某些人的做法已经成为一种习惯了,要敢于不顾一切,只是忠诚于艺术真的很难。不过,说到勇气,我也是感慨很多,我最近在看余秋雨的散文,讲到古代流放东北的那些文人,你说,说真话哪里有那么容易,因为这不是个人的问题,会牵连到朋友妻儿,所以,又能说什么是勇气?……所以,我有时候只能躲在家里搞自己的学问算了,不要管太多的事情。在这一点上我和我爸爸很像,对世态炎凉感受特别深,但是又丢不掉对艺术对真理的执著,所以会很艰苦。

记:有关你的这个家庭,已经有《傅雷家书》、《与傅聪谈音乐》等不少种了,你会不会把自己的经历和感受再写一本书出来?

傅:我不想再写这些东西了,我已经胡说八道很多了,到处都是我乱说的话,够了……


休息室内,左一为帕佩诺、左二是哈拉谢维茨、左四吸烟者为傅聪


 独家披露:帕佩诺忆傅聪

以前看到的有关傅聪的文字,往往出自傅雷家书、傅聪访谈或者旁人的回忆,印象中谈艺术、谈亲情、谈出走的多,回顾生平的少,即便有似乎也以童年、少年为主,近如20世纪70年代之后傅聪的艺术成就,远如1955年肖邦比赛,大多没有更详尽的论述,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近日,读到前苏联钢琴家帕佩诺撰写的回忆录《一个莫斯科钢琴家的笔记》英文版。帕佩诺是第5届肖邦国际钢琴比赛第6名,恰巧是傅聪得奖的那一届,文中详细回忆了比赛的全过程,其中有些涉及傅聪的段落(帕氏似乎对傅聪印象很深),正好弥补了我们对那次比赛中傅聪的了解。以前,我们知道的第5届肖邦国际钢琴比赛的情形主要来自马思聪的回忆(他是那届比赛的评委之一)和傅雷1957年在《新观察》上一篇名为《傅聪的成长》的文章。

当年,苏联派出参赛的选手包括阿什肯纳齐、帕佩诺和萨哈洛夫,评委是以前肖邦国际钢琴比赛的获奖者奥柏林(1927年第1名)和扎克(1927年第3名)。刚刚到华沙,帕佩诺就见到了傅聪。

1955年2月17日晚,我们抵达华沙。一下飞机大家就住进了老波兰饭店,以前拉赫玛尼诺夫只要到华沙演出就会住在这里,在这家舒适的饭店里住了近150位参赛选手、评委和被邀请的贵宾。饭店一楼有一间很大的房间,里面放着许多钢琴供我们使用。

没等进客房,阿什肯纳齐就急不可待地走到钢琴前,也没有坐下就在钢琴上弹了一段肖邦练习曲(作品25之6),这时,一个在钢琴旁的中国人站起来大声说:“太妙了!”他就是傅聪,后来很出名,在1955年的比赛里他不仅获得了第3名,还得了马祖卡最佳演奏奖,当时他在科拉科夫跟随杰维斯基教授学习。扎克曾经说过,如果波兰语中没有“完美”这个词的话,那么傅聪可以为波兰语增添这个词汇。傅聪有一种中国人特有的纯粹的坚韧性格,他非常刻苦,每天练习超过8小时,每次别人同他打招呼“你好吗?”的时候,他总是回答:“累死了!”

马思聪说,傅聪“在波兰期间有时一天弹上十一二个小时”。

帕佩诺提到了比赛用的钢琴,以前,俄国钢琴家都喜欢用贝彻斯坦牌钢琴,可是,战后贝彻斯坦在柏林的车间被炸毁了,于是这一届肖邦国际钢琴比赛使用的全部是俄国钢琴家不熟悉的斯坦威2型钢琴,帕佩诺认为那些在波兰留学的人在用琴上占了便宜,其中当然包括傅聪,1953年夏天,傅聪在罗马尼亚参加“第4届国际青年与学生和平友好联欢节”钢琴比赛之后便被邀请到波兰留学,具有天时地利的优势。然而,帕佩诺也不得不承认,傅聪在参赛选手中国际大赛的经验是最少的,资历最弱,真正要取得好成绩谈何容易。

参加初赛第一轮的大约有100名选手。

参赛顺序是按照姓名字母为序的,因此,阿什肯纳齐被排到了第一位,他选择了两首难度惊人的练习曲(作品10之1和作品25之6)……来自中国、日本、印度、爱尔兰以及其他国家的100多位选手在第一轮展开了激烈的较量,尤其在第一天,阿什肯纳齐完美的演奏之后,比赛的气氛陡然紧张起来。

第一轮,傅聪的表现并不算太好,排在他前面的选手突然退场,组委会给每位选手20分钟的准备时间,由于这位选手的退场,傅聪的准备时间被缩短了。同时,帕佩诺和马思聪都回忆说因为练习太多,傅聪的手指受了伤,只能排到最后一个比赛,结果影响了他的正常发挥。帕佩诺说:

第一轮结束后,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阿什肯纳齐和哈拉谢维茨,其次就是傅聪,他演奏得实在是抒情,法国人莱金森技术很好,但显得有些过分夸张。

被淘汰的选手马上就要离开华沙,这是非常残酷的事实,帕佩诺回忆说当时保加利亚选手巴洛瓦对着他低声说:“米亚,抓紧我,我要晕了!”结果,40人进入第二轮,60人遭淘汰。当时公布的分数是阿什肯纳齐第1,哈拉谢维茨第2,萨哈洛夫第3,傅聪、莱金森第4、第5,第6名是帕佩诺,前三名之间差距不到1·5分(马思聪文章里说傅聪是第6名,估计帕佩诺不会把自己的名次记错)。

第二轮比赛依然是独奏曲,练习时间放宽到45分钟……比赛的气氛越来越紧张,许多选手由于压力过大而导致失误,结果,第一轮中成绩优秀的萨哈洛夫和田中清子跌出前10名。

傅聪在第二轮的表现非常突出,尤其是他演奏的马祖卡,得到了在场评委的盛赞。评委中最富光彩的人物还有巴西的玛格达·塔利费洛夫人,从1932年第2届肖邦国际钢琴比赛以来,她就一直是评委。当时,这位巴西著名女钢琴家已经70高龄,在听了傅聪的演奏之后,她特意跑来对傅聪说:“你很有才华,真正的音乐才华。除了非常敏感以外,你还有热烈的、慷慨激昂的气质,悲壮的情感,异乎寻常的精致、微妙的色觉,还有最难得的一点,就是少有的细腻与高雅的意境,特别像在你的《马祖卡》中表现的。我历任第2、3、4届评委,从未听见过这样天才式的马祖卡,这是有历史意义的,一个中国人创造了真正的马祖卡的表达风格。”英国评委路易斯·坎特纳对自己的学生说:“傅聪演奏的马祖卡真是奇妙,对我来说简直是一个梦,不能相信真有其事。我无法想象那么多的层次,那么典雅,又有那么好的节奏,典型的波兰马祖卡节奏。”

第二轮傅聪以第3名成绩胜出,然而,下一轮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玛格丽特·隆和米凯兰杰利来当这一轮的评委,在关键的协奏曲比赛中,评委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哈拉谢维茨、阿什肯纳齐和傅聪的分数很接近,考虑到官方意见和政治因素,评委会中波兰派和法国派都投属于自己那一派的人的票,结果,波兰人胜利了,哈拉谢维茨获得了第1名。

据说米凯兰杰利不同意评委会的结论,最后拒绝签字,还缺席庆功酒会一个人半夜里到华沙的小酒馆里借酒浇愁。傅聪获得了第3名,并且独得最佳马祖卡演奏奖,帕佩诺认为考虑到这个奖是只授予一个人的,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表现出评委会对傅聪的厚爱。那一年,波兰和苏联都可以感到满意,苏联人虽然丢了第1名,但前10名中他们占了4个,波兰是3个,但许多评论都认为中国才是真正的赢家,因为,首次参赛的中国能够获得这样的好名次,尤其是那个来之不易的马祖卡奖,而傅聪也成为了西方音乐家眼中最能表现肖邦诗情的艺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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