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边的话）
《时光•吴家林摄影集》第一张照片就是1997年吴家林与八旬父母及弟妹在昭通自家100年老屋前的合影。照片上的吴家林看上去依然像昭通的一个小学老师或文化馆馆员。

这张照片被美国纽约“光圈”摄影及视觉艺术基金会组织选入《中国•人民共和国50年》大型摄影展及画册，在全世界好几个博物馆、展览馆巡回展出了两年。 2002年英国著名国际摄影出版社出版《世界100位摄影新锐》画册，这张照片也是其代表作之一。吴家林应英国维多利亚艺术博物馆馆长之约，为卡蒂埃•布列松摄影精品展的中国作品撰写评论，这张照片和评论都被该馆永久陈列。

我想起了1987年夏季的珠海摄影研讨会。许多人带了自己的照片去挂在墙上。有一个人把照片摊在地上，而自己就坐在照片旁边，看上去像一个在卖自己的菜的农民。

后来马克.吕布形容第一次见到吴家林：“他走进我的房间,一言不发,将一张张小小的,轻若羽毛的照片摊在我的床上……”

西南边地文化孕育了吴家林，他几乎未被任何思潮、观念污染。他一心只关注脚下的土地、身边的自然、周遭的群类。他孤独地坚守黑白、坚守暗房、坚守自己内心；他埋头走着一条独到的路线，摄影在他这里变的一目了然又深邃无敌；他自然的、朴素的、原生性、草根性的摄影中充满生机与灵性，他的照片让人看了想笑更想哭。

爱一片土地，爱一个职业，因爱而痴、形似懵懂。真挚、忘我、痴迷，吴家林反而有了一种境界。

很多人羡慕吴家林福气好，能有机会被世界主流摄影认知和接纳；

吴家林自己说：我的福气好是因为我做了一个老老实实、诚诚恳恳的摄影家.

我行我道，我用我法——吴家林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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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活在这块土地上是我的福分

陈：先给你唸一首诗，作者雷平阳是你的老乡，也来自昭通。
诗的题目叫《亲人》：

“我只爱我寄宿的云南，因为其他省
我都不爱；
我只爱云南的昭通市
因为其他市我都不爱；
我只爱昭通市的土城乡
因为其他乡我都不爱……
我的爱狭隘、偏执，
像针尖上的蜂蜜
假如有一天我再也不能继续下去
我会只爱我的亲人……
这逐渐缩小的过程
耗尽了我的青春和悲悯”.

我喜欢这首诗，每次读，都会想起你。你们对昭通、对云南的感情像极了！

吴：雷平阳的诗我很喜欢，我们都有浓重的家乡情结。我生活的昭通位于滇东北高原。曾经是南方丝绸之路的要道，现在却是云南最贫穷和闭塞的地区之一。但自然环境还算优美，离我家不远有一条从大山里流出的利子河，小时候几乎每天都在河里裸泳，游完了在垂柳下烧洋芋吃。昭通没有自来水，洗衣服都在河滩上。家里穷得买不起鞋穿，赤脚也不自卑也不痛苦，因为大家都是这样。从童年起，我就对美好的自然有天然的亲近感。

陈：自然最滋养人。
吴：云南太丰富了！ 4060公里长的国境线，跨越怒江、德宏、保山、临沧、思茅、西双版纳、红河、文山八个地、州、市中的25个边境县，分别与缅甸、老挝、越南三国毗邻，跨境民族约16个。这是一片自然环境复杂、气候多样、生物多样、民族文化多样的地方。不同海拔的人的脸型、声音、口音、性格都不一样。山脉水土塑造着人。海拔低的人长相圆润，海拔高的人轮廓分明，高山的风吹得人脸上有棱有角。看到这些形态各异的人物形象我会激动。

边疆少数民族大部分在贫困线以下生存，但他们非常纯洁，人性非常美好，百折不挠、勤劳乐观。八十年代我到西盟，佤族人卖你东西，只要一毛钱，你给两毛他绝对不要；你如果晚上住在老乡家里，家里只有一只下蛋的母鸡，吃饭的时候那只母鸡一定会杀给你吃的。无论走到哪儿，淳朴山民遇到客人绝对会把最好的东西拿给你。

现在城市产生了很多问题，伦理道德上的问题很难解决。可在贫困山区，依然有中华民族最古老美好的东西没有破坏。乡民用自己的行为实践着中华民族优秀的伦理道德。我非常爱他们，从人格上和人性上对他们充满敬意。出生在这块土地上是我的福分，生活在这里我很安静，很知足。

我对这块土地和人民有着最真挚的爱。我不会做别的事，我能做的就是用相机对准他们。能在这片土地上观察体味人生，用心拍照，对我来说便是莫大的幸福！

陈：内心害羞的你从小就厌恶那些背着相机招摇的人，你现在却因为摄影而成为一个幸福的人。
吴：这种幸福是因为我对待摄影的态度、观念和素养决定的。摄影不是多崇高的东西，它和人世间的许多技艺劳作一样，关键是你和它的感情怎么样。

陈：你的外型帮了你很大的忙。你置身乡民中间，和他们几乎没有任何区别。于坚说你“外表比本地人更土”，“老实地可以欺负”；王志平形容你：乡音土语、憨厚笑容、黝黑精瘦的身板、脸上带有愁苦意味的过深的皱折……
吴：岂止外表？我的内心和他们也是一样的啊！

二、摄影不是谋生的手段，而是一种理想

吴：我内向坚韧，凭自立的精神做事情。这点很像我的母亲。

69 年，县宣传部成立摄影报道组，把我调去。我开始摆拍新闻照片------山民布置好，羊赶到山上，虽然摆拍但有动感。这些照片除了发新华社、人民日报，还参加摄影艺术展览，我在省里还有了点名气。共产党的干部那时真好！县委书记是非常好的人，他很重视摄影。他给我布置任务，学大寨，这个公社水稻、那个公社多种经营……我要去高寒山区拍照，他就把他的专车县里唯一的北京吉普让给我坐，自己年过半百身患高血压却悄悄歩行下乡不让我知道。后来我知道了此事羞愧不安了很久。我还有什么理由不将我的摄影工作做好？我爱人和我的三个孩子那时在昆明，第二胎是对双胞胎女儿。山道弯弯，我每次去昆明看他们母子要在路上走三天。我们县委书记去昆明开会到我家去看望，本想动员我爱人来昭通，后来一看家里是那样的情况，回来就和我说：放你回昆明，但你给我培养一个人，能上报纸三张照片就放你回省城。我物色了杨华岳，不到三个月完成了任务。72年，我调到昆明。

我们那一代人是不能自己选择职业的。到了昆明听安排我到了市物资回收公司工作。我们单位是收废品的地方，文盲多。我在宣传组工作，主要辅导职工政治学习。上班第二天，公司的头儿让我去给各单位淘汰回收来的相机定价。全是国外蔡斯、柯达、潘太克斯等好相机三、四十台！规定标价最高不能超过三十元，最低五元。我没有经济能力购买，眼巴巴看着一台台让人买走。

平平淡淡地工作了七、八个月，我被叫去给公司上级组织部门的人照相。玩了一整天，我拍了8个120卷。我一贯认真，做什么事总要做好，当时也有了点把握瞬间经营画面的能力。但照完了我自己也没看见效果他们就把卷拿走了。

几个月过去，我在菜场买菜碰到了组织部长，我随口问了一句：“那次的照片好不好啊？”部长说：“你没见啊？这是我们从未照过的好照片！”我就和他说：“我原来就是搞摄影专业的，现在改行了。”他说：“你这么好的技术改行了多可惜！现在你再去问问省影展办公室还要不要你，我批你走。”我马上写申请，不到半个月，就办成了。我终于到了专业摄影单位。

这个县委书记和这个组织部长是给我开路、帮我走向摄影的人，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我感谢党的培养，党在我这里的代表就是这两个重要人物。

陈：共产党就是帮人的人！
吴：这两个人给了我很大的激励，我不能拿着相机混日子。我意识到：摄影不是谋生的手段而是一种理想。

三、人品不好，艺品再高也走不远

陈：你在很多文章中提到肖敬志先生。在云南这几十年摄影生涯中，他是和你交流最多最深刻的人。我在和王苗的访谈中，她也提到肖老……
吴： 73年我调到云南新闻图片发稿站所属《云南图片》做记者。当时肖敬志和劳季芳负责。肖先生原来是新华社的编辑，支援边疆来到云南。劳女士原来是夏衍的秘书。这是品行高尚的两个老人，是杰出的人。他们很有激情，正气敬业。从来不玩关系、不说假话，在道德上容不得一点沙子。

我刚搞专业摄影就遇到这两个高水平的人，他们却一点也不嫌我土。肖老第一天就给我上课，讲人品、艺品的关系：人品不好，艺品再高也走不远。他还告诉我：一生老老实实做人，会有好报。

肖老一生历尽坎坷，却感情纯洁，他为真理执者探索，把整个生命用在为中国摄影开拓发展和帮助同行上，是理想主义者。记得有一次他给我写信：“我在北京住的地方没有暖气。我正在给监狱的一个喜欢摄影的劳改犯写信，告诉他怎么去上摄影函授学院……”我们共事30年，他有时错怪我朝我发火，但当他发现错了之后会来敲开我的门：“吴家林同志，我错了！”很坦荡，我反而不好意思。后来我当图片社社长，没法实现开拓云南摄影文化的理想，经济又不顺，到处碰壁，很痛苦，肖老给我指点最多。

肖老是我最重要的良师益友。如果说，在做人做事上，我能有今日风貌，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得益于肖老精神熏陶。在实用主义、功利主义盛行的今天，我依然做正直有良知的老实人，相信他在九泉之下，也会给我嘉许。

陈：在国内摄影界，你最初接触的是北京“四月影会”的人？
吴：当时在我有限的摄影生涯中从没见过外国的摄影作品，几乎所有的国外的摄影大师我都不知道。我只知道“四月影会”这一批先驱者，他们具有我们这一代人对中国文化和历史变迁所展开的一些思考。在我摄影上还有些迷茫的时候，我认识了王志平、王苗。记得1981年来北京出差，要走的那天，王志平约我到他家里看西藏拍的照片。我的火车是夜里12点开。我在黄昏时到了王志平的那个著名小屋，王苗也来了，带着一网兜黄瓜、西红柿、面包。我们一边吃一边看幻灯。那个时候我已经开始在拍摄中注重人了，但还在懵懂之中。我坐在那里看的看的就坐不住了：这么鲜活的西部！这么自然生动的西藏！我突然有了种被激励起来的力量：我也能做到！我恨不得马上回家。

在那间小屋里，王志平、王苗的真诚让来自边疆的我感受到人与人之间的温暖。他们那么无私地把对艺术的观点告诉我。我们看完照片后已经是10点多了，他们俩用自行车把我送到火车站。火车开时，一阵大雨瓢泼而至，我在心里为他们担心：哎呀，他们要淋雨了！

那次回到昆明，省里正要办一个“云南风情摄影展”，我也不知道哪儿来的那么大的劲，两个月不在家呆着，一下跑了很多地方。就用在王志平家受到的启发来拍摄。我的摄影概念清晰了------拍人、拍人、还是拍人。从那时起，云南人的生存环境以及人的精神状态成为我永远的拍摄主题。

我把那次在金沙江峡谷捡到的一块石头送给了王志平。20年后在法国南方王志平的家里，他给我看这块石头：“吴家林，还记得这块石头吗？”我无言以对，顿时眼睛湿润起来……

王苗对我在艺术上的影响也很大，她视觉上个性十足。她使我明确：任何艺术应有自己独特的语言。摄影者一生寻求的就是这种语言。她给过我许多次难忘的拍摄机会，为我介绍过很多优秀摄影家，推荐我参加许多重要摄影活动，在港台举办影展……

我是个不需要别人鼓励也能默默做事的人，但这么多年来我得到很多人的激励和帮助——肖敬志、王苗、王志平、李媚、侯登科、张照堂、阮义忠、马克.吕布、鲍德温、浩贝.岱乐品……

1988 年，台湾的张照堂先生受台湾《汉声》杂志委托到大陆采访摄影家，经王苗推荐找到我，我给他看我拍的云南山里人的图片。当时那些图片都是底片和小样放在一起用皮筋捆着。他用放大镜一张张仔细地看。看着看着，他就说话了：“我在台湾整理老一辈摄影家的作品，他们大多已故去了。从他们儿孙辈的手中拿到的图片，就像你给我的这些图片一样，都是从没发表过的，需要我去发掘。我没想到今天在大陆，而且在新闻摄影部门，你拍的图片这么好，怎么还放在抽屉里，等我来挖掘……”他随后在《汉声》杂志上写了一篇介绍文章，发了我十几张大幅图片。这些图片一放大，我自己也感觉不错！这对我的摄影意识是很大的提醒。

四、摄影师要有摄影道德观

吴：我最早是以新闻报道进入摄影的。三十年前，我也曾经要求山区那些生活不幸的人故作微笑,让目不识丁的人手持书本拍照。现在想起来令我脸红。

陈：这是你后来讨厌拍宣传照的原因？你是否认为这样做最不符合摄影道德观？
吴：肯定！我们看到的世界级的摄影大师哪一个在导演、在摆布、在制造？后来我彻底远离摆布，发现照片俯拾即是，出门就有，根本不用四处寻找，更用不着摆布。

我专心拍摄，相信我发现的东西不会让他跑掉，哪怕他正在流动、正在奔跑……零点几秒的东西我都能抓住。

陈：你还一直提倡摄影者与被摄者平等关系，这也是我一直追求的。摄影记者不过是有了一个好的社会角色，只是我们手里端着相机他们手里抓着锄头。在自然角色上，我们还不一定比深山里的乡民做的好。人的灵魂应该是平等的。尊重别人其实是尊重自己，有良知的摄影师应该拥有“心灵的纪律”！
吴：这就是我的摄影道德观！反对侵犯，平等、不给对方造成压力，而让被摄者对摄影者产生信任、安全。运用美好的摄影语言进行拍摄，决不能丑化对象。我自信自己能够作到不惊扰对方的忠实记录。摄影师的修养不仅是文化水平和知识结构，伦理道德的修养更重要。

陈：依我的经验和观察，摄影者学会对眼前的一切抱有真诚敬意不是一件容易作到的事情。有时拍摄几乎成了“施暴”的代名词。所以你一直做的是摄影作品和摄影道德观的双重贡献。
吴：对拍摄的对象怀有敬重之心比拍一张好的作品更重要。

陈：所以我们在你作品中看到更多的是尊严与人格，尊敬与爱。
吴：我就是从他们之中出来的。他们穷是因为受生存环境的制约造成的。他们所有的心思我都会懂：我们穷，但穷得有尊严！

五、摄影对于我是个情感活动

陈：我一直喜欢你那种含蓄温和的摄影方式。虽然拍摄边地，你在平凡的生活提炼出温暖的诗意，直抵内心深处。亦幽默亦伤痛的一张张照片，看了让我笑之后更想哭。你是对自己的感受能力、观看能力和记录能力有足够信心的人？
吴：对！我很早发现我自己对摄影有直觉也有天赋。但摄影对于我是个情感活动。在我的摄影中，情感是最重要因素。拍照时我会悲喜无常,联想很多，常处于亢奋状态中。

陈：你走的是一条独到的路线，摄影为你展现了无限可能性。傅抱石在读到记述大画家石涛《瞎尊者传》中的一句"我用我法"时，顿开茅塞。他还刻制了"我用我法"的印章、、、、、、
吴：我的方法就是行走、观察、发现、沉入、隐身，用真实的感情拍真实的东西。

云南高原独特的形象水土给我的养分，在这样的土地上常年行走自会形成本乡本土的摄影语言。作为一个边地摄影家，我能尊重生活的神圣的真实，能表现淳朴山民在生活中的本质力量，就已经令我欣慰了。

陈：因此你的视觉语言也被称为“视觉方言”。
吴：我不是一个纪录摄影师，我是以一个艺术家的个性眼光观察生活，有我强烈的主观个人色彩。除了尊重我发现的客观场景的真实外，我往往抓取极为特别的现实人和物的状态构成画面，艺术的表现往往越避开普遍性的东西，越能抓住本质，越能引发丰富的联想和思考，越能表达我对人生现实的看法。

陈：可以说乡民对生活的态度就是你的态度，他们对生活的理解就是你的理解，你的作品也就“无论如何与自己有关”。而很多摄影者不会也不愿拍摄身边小人物，觉得他们过于平凡、常见甚至琐屑。
吴：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我没有理由不守望着我的乡土。我的摄影有我个人的独特的生活、经验、脾性甚至生存背景，它们自然地转化为摄影的独特性。我把精力更多用在对那些所谓日常琐事关注和把握上，这其实是遍最广阔的充满人性、人文精神的沃土。这也是当年“四月影会”曾追求过的“自然.社会.人”的精神，这精神一直贯穿在我的全部作品中。从另一个角度讲这些又是恒常状态。关心他们也就是关心自己。

陈：我们很少在你的照片里看到少数民族的节日，尤其是为旅游而搞的一些民俗活动。这些活动会吸引很多摄影者蜂拥而至。
吴：现在我基本不拍节日。原生态的民族节祭和民俗活动越来越少，被异化的商业化的表演性的民族节日和民俗活动越来越多。我爱在普通人的普通日子中行动，这比赶节日真实有趣得多。对唯美的、风花雪月的东西我更没有兴趣。

这次我去德国参加展览，和我同行的几位年轻人是现代派观念摄影家。我理解他们的行为，每个人的文化背景及生存环境决定其选择的道路。和他们比起来我仍很传统。不导演、不制造、不摆拍，用标准镜头记录。我坚信自己记录云南独有生活方式的摄影会有长久的价值与生命力。

陈：你最近几年的照片中的动物出现很多，是一种很温情的拍摄。

吴：人类离不开动物。动物与山民天然在一起，共生在一个环境里，与人有一种微妙的关系-------爱它、养它、用它、杀它。这也是人与自然的主题，能折射出人的物质与精神文明状态。

我一直喜欢拍小孩子、小动物，有时拍他们眼睛里会有泪。

六、我这一生已经被视觉观察所代替

吴：我虽是以新闻摄影进入摄影，但我一直认为摄影是视觉艺术。我这一生已经被视觉观察所代替。

陈：你一直不要照片刻意的完美，也不要精准的完美，为什么？
吴：马克.吕布说：信手拍的东西来之不易，最好不要轻易剪裁。纪实性质的摄影有时画面上多一点点东西正好多了信息多了可观看的东西，也多了作品最宝贵的真实。精准刻意的完美那应该是沙龙摄影的追求。

陈：可是我刚入摄影时有好多人教我剪裁照片。有时一张照片能裁掉一半。
吴：我认为剪裁照片是刚学摄影时的构图训练。画面里有哪些东西？我该站在什么位置？在哪一刻按快门？我画面里会跑进来什么东西？我怎么找到有意义而没人注意到的瞬间？我都会知道。这就是观察得来的经验吧。

陈：我看到你把新莱卡用黑胶带缠起来，把那些亮的地方都遮住了？
吴：有人把莱卡当成身份的象征。我不是。我只想让乡民以为我拿的是最简单的相机。96年3月去休斯顿我还没有自己的相机，11月莱卡总裁送我一台，简直就是天生为我配的。97年我用琼斯母亲基金奖奖金买了第二台莱卡，我有两只镜头：35mm和50mm。我的片子80%是用标准镜头。这个镜头让我感到真实和放松。我性格内向，不好意思贴那么近。我天生反感表面的构图冲击力，我的构图和我的性格一样——不张扬，物体之间的细节和动态恰到好处地组成我认为的优美画面。

陈：你怎样进行视觉的学习？
吴：我一直喜欢观看。近几年我在国外博物馆学习。到了国外，只要有机会进博物馆、艺术馆，我一定要进。那里有艺术家集一生心血的东西。门票太贵，我就拿出自己做展览的介绍，证明我自己是一个艺术家，一般能进去，实在不行就买票。每次观看我都激动得不得了。

我更在生活中学习。我那些老乡随便一件生活用品就是现代雕塑！许多粗拙而实用的生产生活用具场景，围栏、晒架、墙壁、猪舍、马厩、牛圈、鸡笼、杂物棚等，几乎都是由各个家庭成员随心所欲颇具个性的自我建造，这些景物不断冲击着我的视觉感受，我经常把一些看似粗拙的用具场景当作一件雕塑或装置艺术拍摄，其作品往往承载着社会历史文化有趣而丰富的内涵

我一直在学线条、形式、美感……

陈：视觉观察给你带来乐趣，你的照片可以看成你的视觉笔记？
吴：我享受视觉观察的乐趣，相机延伸着我自身的视觉。有相机在手，走再远的路，爬再高的山，我也不累。不摄影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好干的，再好玩的地方我没带相机也觉无趣！这次在德国，我的相机被莱卡公司拿去维修，那两天我就手足无措，觉到人生的无趣！我只好一直坐在地上，看来来往往的人，看形形色色的人的动作。我感受着一屡光线、一个线条，心里想念着我的莱卡。

第三天相机拿到了，从早到晚我都在这个陌生的城市行走拍照，心情好极了，时间也过得很快。

七、马克•吕布对我有一颗金子般的心

陈：1993年，你幸运地认识了国际摄影大师马克.吕布。他称你为“前卫的人道主义者”。
吴：那次我正在深圳出差，杨延康说带我去见马克.吕布。我正巧带了一盒我的小照片。马克在他住的房间整整看了我的照片一个半小时。并按A、B、C进行分类——A、最好，B、差不多，C不太好……

95 年，我把我的画册《云南山里人》寄给了马克。收到画册那天刚好休斯顿国际摄影节主席鲍德温在他家中，两个老人见了画册很惊喜，当即就决定推荐我参加96年 3月的休斯顿国际摄影展。后来我应邀到了休斯顿，展出很成功。2002年休斯顿国际摄影节从十届一千多个摄影展中精选出10个最好的影展在世界各国博物馆巡展，其中就有《云南山里人》。在休斯顿国际摄影节期间，马克又写信给我：“巴黎对你很重要，一定要来。”96年3月我第一次到巴黎，70岁的老人亲自到机场来接我。后来我才明白，要我带上作品来巴黎是为了申请11月在巴黎国际摄影节上办展。

巴黎每天都有上百个展览，通过马克•吕布的积极推介，我在那里果然认识了很多重要的给予我帮助的人物。我得以参加了一系列展览。

陈：因着这位重要老人，你进入世界摄影界，并引起关注。
吴：马克.吕布的行旅箱中总有我的《云南山里人》，他拿给同行看，向他们讲述发现我的经过。后来这些年，马克.吕布不断地想看我的新作品，隔一段时间我就会给他寄一批。他知道我没有钱，给我他“联邦快递”的帐号，每次都用“对方付款”的方式。他仍给我继续分类：A、B、C……

陈：你还有幸被马克•吕布选入自编的85位“世界最喜爱摄影师”影集的人。
吴：不是马克•吕布而是卡蒂埃•布列松。我十分荣幸被选入《卡蒂埃•布列松的选择》大型影展及画册。卡蒂埃•布列松亲自选择的85人中有46人已作古，都是大师级摄影家，健在的仅39人。2004年10月，我赴法国蒙彼利埃，与大师马克•吕布在法布耶艺术博物馆举办摄影展。这是老人的中国摄影五十年回顾展，给我一个重要展厅，展览了我的32张照片。

我将随身带着的“边地行走100天”拍摄的约两百幅照片请马克指教，这批照片令他格外惊喜，他挑选出八十多幅带回巴黎。11月13日，我到巴黎他的寓所中发现，八十多幅照片已被他放大编辑成一本简易画册，供参加巴黎国际摄影节的大师们翻阅。我的第三本画册《瞬间边地》就是在马克•吕布挑选的八十多幅照片的基础上编辑成的。他评价我的图片是“治疗淫意无度的城市病的良药”。

就在这次，马克•吕布把我引荐给《黑皮书》主编、布列松生前的艺术顾问戴乐品，他看了我的作品，当即就决定把我的作品列入出版计划。

陈：著名的法国袖珍黑皮书系列是世界大师级摄影家的代表作丛书。至少20年了，卡帕、布列松、萨尔加多、寇德卡等人，每个人都有60幅照片入选。
吴：那个单面印刷的小黑皮书，10年前我第一次看到就爱不释手。我做梦也想不到我会被列入出书计划。当小芹告诉马克•吕布这个消息时，他高兴地哈哈大笑，他说：世界上很多著名的摄影家都在等待这一天。在这个序列里终于有了中国摄影师的一席之地。

陈：马克•吕布在东方一个偏僻的地方发现你，他认同你的道路，你们是摄影的同类和同谋。
吴：马克•吕布发自内心的赏识我。没有人告诉他我是什么样的人，他却看我入木三分。他认为我的照片非常中国化个性化，但又与他和布列松不干预拍摄对象、不摆布制造、讲究画面构成的抓拍方式相同。

陈：我看到马克•吕布给你的画册写的序：“在语言不通的情况下,我们之间的交流虽然无声却一直很深刻。言语被眼睛和视觉愉悦所取代。今天我要告诉读者,我对吴家林作品的评价应当归纳为一句话:‘慢慢地,长时间地欣赏书中的每一幅作品,从中你会发现爱与幸福的秘诀。’”
吴：在法国的小芹（赵介轩）曾经是当年“四月影会”的核心骨干，她现在是自由作家。我在法国期间，她帮助我做翻译。她亲眼看到马克•吕布对我做的事情，她告诉我：“马克对你有一颗金子般的心。”

八、在巴黎图片交易会我没看到一个中国人

陈：这些年，对地方题材的深刻理解加上马克•吕布的强力推荐，你的作品引起了国际性关注，先后应邀在美国、德国、瑞典、英国、法国、俄罗斯等国家举办展览。最近你参加了2005布列松摄影基金奖，评委会主席戴乐品主持了最后一次评奖会后，给你发了一封贺信。
吴：贺信是发给小芹转达我的。他这样写道：
“亲爱的夫人：
我刚结束了由我主持的2005届卡蒂埃•布列松摄影基金奖的最后一次评奖会。
承蒙厚意转达吴家林，在具备参选资格的175份候选资料中，他进入最后五名决赛。这是非常令人注目的，因为其中有好几位重大名人均在申请-----吉勒.培海斯、欧仁.黑沙赫、阿巴斯等等。
以我的名义祝贺他，并邀他参加下一届大奖赛。
我就要开始设计他那本摄影丛书的版式工作，他很快会见到……
顺致我的善意。”

陈：在国外，你见博物馆艺术馆就进，你曾参观过纽约、巴黎、旧金山、休斯顿、汉堡等许多城市的画廊和博物馆，有什么样的见闻和感慨？
吴：去年11月，我路过一个展览馆，看到很多人在排队进场，我也跟着进去了。30欧元一张票，巴黎人排长队。我进去一看原来是巴黎图片交易会，大吃一惊！展览有二、三百个，都是供收藏的艺术大师级作品。传统、风光、纪实，我转了五个小时还没看完，摸不着规模到底有多大。想找个中国人问问，但我在展厅里我没看到一个中国人。几千幅照片里也没有一幅中国人拍的。
在国外好多次观看国际摄影展，我真想告诉中国的摄影人：摄影还是西方人的天下，很少看到中国摄影师的纪实作品。西方人还以为中国人就搞沙龙，而西方主流摄影对中国沙龙摄影从来是蔑视的。

陈：是没有渠道被人认识还是我们本身的差距？
吴：并不是我们的水平不够，而是中国的图片市场没有得到很好的开拓。中国的图片市场没有被开发，摄影师没有图片代理，国外的主流图片市场就看不到中国的好照片。据说中国的所谓观念摄影师的东西卖得不错，但我看到的是他们仍然没有在主流的图片市场。

陈：除了市场寻找和渠道搭建，摄影师自己需要做什么？
吴：首先要把照片拍好！96年我还没有踏出国门前在很多场合讲：摄影要真实，不要讲究形式。可在国外细细看大师的东西，发现没有哪个大师不讲形式！97年后我的拍摄非常重视形式。但形式决不是玩弄技巧。

陈：现在我们的摄影师很注重拍什么，而不讲究怎么拍。结果是不尊重影象本身，浪费了很多好的题材。
吴：我的体会是怎么拍其实很重要的！是本质的东西。纪实不等于随意。我们的很多纪实作品是不讲究影象构成的纪实。画面中多一点东西和少一点东西就决定它的成败。

陈：中国摄影师的东西无论拍摄和制作都有些粗糙。
吴：粗糙就不能被接纳。

陈：摄影师还需要独具个性。不要一窝蜂。
吴：西方摄影大师各有各的拍摄方式。成为大师，不一样是最重要的。马格南的几位摄影家把我比做“中国的布列松”，可能我们重视瞬间性重视构图是一致的，但我要是完全模仿他是一件悲哀的事。

陈：时机来了，中国摄影师需要经纪人，需要画廊老板，需要了解国际市场。
吴：大家齐心协力来改变这个状况。不断改进图片的经营方式，规范图片市场。我愿意在这中间尽我所能做一些有益的事情。

陈：在国外博物馆参观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吴：每次参观完，我就想马上回我的家乡，更坚定地走自己的路。因为事实证明我走的是一条属于我的正确之路。

九、我拥有孤独的、自由的快乐

陈：现在心情怎样？

吴：我为摄影快乐着。我身上有我母亲的坚韧：看准一条路就一直走下去。摄影没有捷径。没有乐趣就不要做。
你看我现在退休了，不要像那些老人去耍牌打麻将。我也决不羡慕游山玩水，吃喝玩乐。心里有什么不愉快，一拍照片就好了。只要让我拍照，我就能忍受很多东西。
更快乐的是，我终于摆脱政治约束、摆脱指令，没有任何压力地拍我想拍的东西了！过去生命浪费，豪言壮语太多。

陈：你过去的摄影没有离开过云南。今后可能更不会走远了。

吴：我现在的照片常以我的家为半径50米范围内，我的画面中有妻子女儿孙子的身影。一般情况我不需要到很远的地方。
我要感激我的家人。30多年来，我每年都要在外拍摄7、8个月，无数春节不能与家人在一起。父母、妻儿在这之间为我牺牲太多。可他们从来不计较。他们是我照片的第一读者，看到照片，他们快活地忘了为我承受的种种痛苦。
我的老伴40多年前从昆明到昭通搞四清认识了我，她那时能歌善舞啊！从此和我风雨人生。近几年，我出远门拍照少了，就在昆明附近郊区山寨转。她可以和我同行了。我们骑着自行车或挤公共汽车去，很多照片中有了她的身影。

陈：你是当之无愧的“云南之眼”，但据说在你的家乡你只在一个小小的咖啡馆举行过个人展览，而且女主人还是瑞典人。为什么？
吴：我是穷人,在国内办展付不起昂贵的场租费啊！那个瑞典人如国外的展览馆、博物馆一样，为我免费办展。我虽然很孤独，但这种孤独是我享受的那种孤独。我的快乐是孤独的、自由的快乐。

我现在仍然是生活在贫民阶层中的人，没有因为摄影的成功而跨入富人的行列，我的生活并没有因为摄影而改变多少，由于经费困难我几乎没买过一个原装胶卷，全是购买30.5m盘片由自己分卷，还经常买廉价的过期盘片使用。

陈：人生不能样样完美。虽然你有一张苦呵呵的脸，但是你过了满足的一生。在很多人看来，你的人生已经够精彩。
吴：我今天已经不会说我的苦难——虽然生活中阴影很多——我把苦难视为一种财富。它让我更加珍惜现在的一切。

陈；我喜欢你讲的那个旦旦和尚的故事。
吴：去年在云南博物馆举行的“旦旦和尚画展”令我瞠目结舌。旦旦是清代大艺术家，我从来没见过云南人画那么好的画。他把绘画书法当成娱乐，但境界很高，很高雅。我认为他决不在“八大仙人”之下。我像看到马蒂斯、毕加索的东西一样激动。但在云南之外没有人了解他，否则他绝对是载入中国美术史册的大家。他活着时候一定很孤独。

陈：你说你终于可以淡化功利、淡化大而化之的责任感拍照了。近期计划是什么？
吴：2005—2013年，我的拍摄主题仍然是：人类与生存环境。

我会不断行走，拍摄这块土地上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历史文化、人与生存环境的复杂而有意味关系，表现普通人的生存状态。

“人文环境中的动物”依然是我拍摄的主要题材之一，是“人类与生存环境”中的一个部分。主要指人类饲养的家禽家畜：鸡鸭鹅、牛马羊、猫狗猪等等。这些动物有丰富的情感，与人类相互依存，同人一样生活在人文环境之中。

我正在拍摄一本《吴家林•保山》，不是奉命而做的介绍旅游的那种，而是我吴家林眼中的保山。是地方政府出钱。这是一个很好的迹象，说明本土摄影师逐渐被家乡人认可，也是我自己可以回报我的家乡的一个途径。我对此看的很重，不亚于出国展览。

陈：好的开头啊！接着，你还可以陆续有《吴家林•楚雄》、《吴家林•香格里拉》、《吴家林•昭通》……
吴：但愿如此！这个系列让我兴奋。我毕生有了做不完的事情。

陈：吴家林，你算是找到摄影的真正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