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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大都市资讯]

四川成都:到东莞登广告喊乡亲回家干

作者:世界名人网特约记者综合报道          录入于 October 06, 2011 at 01:4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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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名人网讯 南方都市报 □南都记者刘洋报道

“民工潮”的起与落(1989- 2008)

1999年12月,成都火车站,寒。刚下车的陈卫红从行李袋中拿出一件棉衣披上,然后继续赶路,这个在广东顺德漂泊了7年的成都人,已有些不适应家乡的气候。当日黄昏,陈卫红回到新津县方兴镇大安村,从此再没出外打工。

这一年,四川省外劳务输出达420万人,增长约20万。也是在这一年,西部大开发战略敲定,成都劳动力需求开始增长,第一代出省民工回流渐成暗潮。陈卫红说,“当时家乡要开发了,为什么不回来?”这股暗潮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喷发,近百万川籍民工回流,方兴镇在省外务工者当时几乎全部返乡。

2010年末,成都吹响“民工争夺战”的号角。新津派出专门小组到云南、贵州等地招工,成都另一郊县金堂则将吸引民工回乡的广告登上了《东莞日报》。在成都火车站,进出的民工都会收到一封政府发出的粉红色慰问信,“深情地呼唤”民工留守成都。

回想20多年前,“劳务输出脱贫、劳务输出致富”的口号在成都各郊县喊得响亮。如今,沧海桑田。

因为家庭

早期民工回流成都

早期民工外出最基本的诉求就是挣钱,在消费上鲜有要求,对外面城市的依赖性也不高,当家中有更好的挣钱机会或出现比钱更重要的因素时,民工就会选择回流。

上世纪80年代末,成都工业薄弱,吸引就业人数仅占总劳力的25%.1987年,成都为解决城镇就业问题还曾清退外来临时工,农民进成都遭到严控。

1988年,成都金堂县首先探索省外劳务输出,竹篙镇人王红琼就是首批到东莞的女工之一。此风迅速蔓延,新津、大邑、邛崃等成都郊区的农民纷纷出省打工。甚至在“多安于乡土而少远取,重保守而少改进”(出自《郫县志》民国三十六年版)的郫县也出现了民工外出潮。《郫县年鉴》记载,1990—1992年间,单是郫县政府主导输出的劳动力就达7248人。

1992年,不安于温饱的新津人陈卫红也南下广东。陈卫红说,那时候家里活路少,挣不到多少钱。此时,在东莞的王红琼每月已能挣得近千元。

陈卫红在老乡的介绍下进了顺德一个建筑队,每天可挣得50元,是家里工资的10倍。但因广东常年高温,陈卫红几乎都是白天睡觉,晚上干活,“每天过得很简单,没机会去看城市长什么样,在那边几年也从没在外打过馆子(四川话,指进餐馆吃饭)。”

这一点,王红琼也深有体会。王红琼回忆,那时的打工者每天都在车间、宿舍、食堂三点间穿梭,每个月除了寄钱回家和买日用品,几乎不会出厂。

四川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博士张鸣鸣分析,早期民工外出最基本的诉求就是挣钱,在消费上鲜有要求,对外面城市的依赖性也不高。这意味着,当家中有更好的挣钱机会或出现比钱更重要的因素时,民工就会“用脚投票”,选择回流。

1995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加强流动人口管理工作的意见》,第一次提出农村剩余劳动力应就近转移。这一年,王红琼为照顾2岁多的孩子选择返乡,就近到成都蓝鸟制衣厂打工。王红琼说,当时成都的工厂还不多,进厂时必须参加实际操作考试。

这是四川民工回流的发端,他们分布零散,大多因为家庭,回流目的地则是省内经济最发达的成都。1996年,成都发布外来人口治安管理条例,当年办理《外来人员就业证》的就有11.8万人。1997年,四川省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快民营经济发展若干政策的意见》,回流民工本地开厂吸纳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达110余万人。

开发西部

劳力输出不再一路向东

到2000年底,单是竹篙镇输出到成都的农民工就达1300多人。

1999年11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正式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成都迎来新的历史机遇。

次月,厌倦了打工生活的陈卫红将所有行李打包,连一个碗也没留下。“家里马上开发了,没必要再出来打工。”

同样受西部开发战略影响,金堂县竹篙镇劳务输出办公室主任邓定介开始在成都设立办事处,由政府组织劳力向成都输出。一时间,成都回流民工如潮。到2000年底,单是竹篙镇输出到成都的农民工就达1300多人。此时,王红琼已成为蓝鸟厂的车间主管,月薪超过2000元。该年度,金堂劳务输出主战场东莞的川籍外来工为319009人,比上一年减少近7万人。

然而,回到家中的陈卫红却发现,方兴镇的土地上还没有“长”出工厂和高楼,鲜有的几个建筑队给出的工资连顺德的一半都不到。2000年春节后,方兴镇大安村农民外出依旧。陈卫红也曾动摇,但想到全部行李都收了回来,再出去也麻烦,终究留在了家里。

2000年,四川省外劳务输出450万人,增加近30万人。但输出方向已然发生变化,输往东部的劳动力只有265.6万人,比最多的1993年下降了16.5%,而输往西部的则有110.6万人,比1993年增长了94.5万人。四川的劳务输出已趋多元。

这一年,年仅18岁的四川遂宁市卓筒井镇人黄娟南下广东,其目的地正是陈卫红刚刚离开的顺德。黄娟外出时,固定电话已取代书信成为人们联系的主要手段,四川到广东的火车也从上世纪80年代末的70多个小时缩短为40多个小时。在黄娟当时的意识中,广东是个灯红酒绿的花花世界,“到处有机会,随时可挣钱”。

但黄娟没能看到心中的花花世界,一出火车站便由父母接到顺德一家铁皮厂房,只见数十台机器疯狂运转。次日,黄娟在父母的介绍下进入到另一家电镀厂打工。

黄娟回忆,当时广东的工资计时而不计件,每小时1.8元,每天必须工作12—16个小时。虽然第一个月工作10天就拿到将近300元,但黄娟明显还不适应这种高强度的工作,她开始心慌头晕,甚至出现呕吐现象。此时,广东在黄娟心中的“天堂”形象轰然崩塌,“钱确实能挣很多,但都是时间和血汗拼出来的,很不容易。”

改变命运

租个门面也要创业

与王红琼等早期打工者的坚持不同,年轻的黄娟拼命想要逃脱。她说,她要自己做老板,“我还记得小学课本上有一首诗,讲一个养蚕的女子自己没穿过丝绸(注:昨日入城市,归来泪满巾。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宋·张俞《蚕妇》),我也想改变自己的命运。”已回到家中务工的陈卫红同样想到了创业。

2001年,在新津县创办希望集团的刘永行兄弟荣登《福布斯》中国富豪榜,成为“中国首富”。这让面积仅有330平方公里的新津小县炸开了窝。

“刘氏兄弟养鹌鹑也能养成中国首富,说明农业也能赚钱嘛!”从2001年开始,陈卫红翻新自家4亩田土,改种生物菌,他将此作为自己创业的开始。

2002年初,黄娟辞掉在顺德的工作,花1480元买了部手机,再用剩下的1万多元积蓄在顺德容桂市场开了个卤菜铺。但“川味”卤菜在容桂并没打开市场,不到一年,黄娟血本无归,只得再回工厂打工。

陈卫红初期的创业同样历经波折。2002年,生物菌遭遇虫害,改种番茄;2003年,番茄又遇干旱,改种黄瓜。与陈卫红同镇的杨永涛最初也立足于种植创业,他说,这和种粮食差不多,还得靠天吃饭。

与新津方兴镇的创业者不同,金堂竹篙镇的回乡创业者一开始就在政府的引导下集群发展。早在1997-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削弱珠三角劳力消化能力之时,竹篙镇就已提出建立“打工仔创业园”的设想。随后,国内首个“回乡创业示范区”落户竹篙。

2000年开始,竹篙斥资400多万元改善场镇水、电、路等基础设施,7000多万元社会资本涌入竹篙。同年,四川乡镇企业管理局批准“竹篙回乡创业示范区”成为全省乡镇企业的示范区。但竹篙当时的回乡创业只是星星之火,租个门面做生意、租个场子养兔子等都算“创业”,几乎没有创造就业岗位。

这样零星的创业活动毕竟没能让更多农民留在家乡。

根据《四川年鉴》的数据,2004年四川省外劳务输出增加80万人,2005年又增加了77万人。

大量民工进城后,农村“空巢老人”、“留守儿童”等社会问题愈发凸显,这也成为外出打工者无法治愈的心病。王红琼说,她每个月都要从成都回竹篙一次,“看看孩子和老人,心里才踏实”。

根据2005年中国1%人口抽样调查的数据推断,中国农村留守儿童当时约有5800万人,比2000年增长了3800万人。据竹篙政府统计,2005年竹篙全镇60岁以上的老人超过7000人,留守儿童有4000人。曾是“留守儿童”的王群梅描述,自己当时在学校根本无心念书,上课就躲着老师看郭敬明的小说,放学则到网吧玩“劲舞团”游戏。王群梅的堂哥王从武还补充了一条:斗地主,赌钱。

四川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郭虹感叹:“我们实际上是毁了农村一代人来发展城市经济。”

2005年四川省发布开发农村人才的意见,提出要抓好农村人才回引。第二年1月,国务院颁发《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这是中央政府关于农民工的第一份全面系统的政策文件,涉及农民工就业、土地承包权益、子女义务教育等多个方面。劳务输出引发的问题开始在社会上广泛讨论。

2006年,金堂政府强化回乡创业概念,拟以此应对“空巢老人”和“留守儿童”问题。竹篙镇利用30亩土地兴建了金堂县回乡创业集中商贸市场,提供商铺237个,住房174套,创造就业岗位600多个。同时,金堂县针对回乡创业的优惠政策也开始落实,包括“5年免税”、“补贴一半的厂房租金”等。

这年年底,王红琼夫妇从成都回到竹篙,“娃娃读初中了,爷爷奶奶管不住,成绩不好”。王红琼接下朋友开垮的厂子,办起了竹篙第一家制衣厂———锦州制衣厂,投产时只有10多名工人,均由东莞返乡。

《四川年鉴》记载,2006年回乡创业已成为四川劳务输出的延伸,与省外输出、省内消化一同成为四川劳动力转移的三大路径。该年度,东莞外来工减少约28万人,广东继2004年之后再现“民工荒”。

2007年,四川省内民工转移增加约49万人,回乡创业新增5.9万人,全省农民工回乡创办的企业累计已达42485个。这一年,陈卫红与成都各超市接上了头,开始将自己种的红苕尖直接输往城市,种植创业进入发力期。据方兴镇党委副书记秦雪松介绍,方兴镇外出打工者此时已回流了近一半。

金融海啸

百万民工回乡干活

此时,回乡已10个年头的陈卫红,手中的种植业经营面积已超过1000亩,解决就业近500人,年利润超200万元。

王红琼说,返乡高潮发生在2008年。

如同冯小刚在影视界吹响的《集结号》,这一年对中国来说是灾难的集结:南方冰灾,汶川地震,随后是席卷全球的金融海啸。

金融海啸来袭,沿海外向型中小企业频频倒闭,没倒闭的企业也纷纷裁员或减产。当时在中山市某塑胶厂上班的黄娟回忆,200多人的厂子最少时只剩下30多人,“因为与主管关系好,我没有被裁。”在宁波宏泰轴承厂上班的王丽君遇到了类似的情况,“300多人的厂子到年底只有50多人上班,而且都是上一天停两天。”四川民工随即吹响“回乡集结号”,根据四川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当时摸底调查的数据,截止到2008年12月26日,四川因金融危机返乡的农民工达到92.96万人。

返乡潮对成都各郊县的影响也不尽相同。在金堂,当年返乡人数超过4万。王红琼回忆,有些在外打工10多年的竹篙人也纷纷回乡。而在新津,当年返乡人数只有440人。新津就业局综合科科长胡淞解释,新津早在西部大开发之初就确立了“民营立县”的战略,民工每年都在回流,到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时,新津在省外打工的人数仅有1076人,故冲击不大。

“金融危机对我的生意没有影响”,这一年,陈卫红开始大规模扩产,种植面积从数十亩扩展到数百亩。

这年9月23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汶川地震灾后重建规划,提出三年内斥资1万亿元完成灾后重建。其后,四川省政府颁布《关于促进农民工稳定就业切实解决失业返乡农民工有关问题的意见》、《关于加快推进承接产业转移工作的意见》等文件,立足灾后重建与产业转移的劳动力开发战略开始在四川实施。

四川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郭虹分析,劳动力本质上说是一种经济要素,随市场变化流动。“这1万亿砸进去能产生多少就业岗位?沿海金融危机又使多少人失去工作?这一拉一推就加速了川籍民工的回流。”据《四川年鉴》记载,2009年,四川省内劳务输出达960.99万人,增长130万,承接地主要是成都。

而国家统计局农民工统计监测调查数据也显示,农民工外出务工目的地在中西部地区的比重持续增大:2009年在东部地区务工的外出农民工为9076万人,比上年下降8.9%;在中部地区务工的为2477万人,增长33 .2%;而在西部地区务工的则有2940万人,增长35.8%.

2009年,沿海再现“民工荒”。仍在中山的黄娟,基本工资也从900元涨到1300元,“就算这样,我们厂里当时还是缺工50人左右”。

2009年初,新津县为安置失业回乡农民,在方兴镇成立“返乡农民工万亩创业园”,陈卫红是首批进驻的创业者之一。目前该创业园已入驻回乡创业者143人,回流劳力2000多人。此时,回乡已10个年头的陈卫红,经营的种植业已涵盖红苕尖和葡萄两大类,面积超过1000亩,解决就业将近500人,年利润超过200万元。方兴镇党委副书记秦雪松说,方兴镇已鲜有农民外出打工。

与之类似,金堂竹篙打工仔回乡创业园内的企业也在金融危机后大规模扩容,王红琼厂里的工人就在那时超过了100人。目前,竹篙打工仔创业园内的鞋、衣类企业已达16家,回流劳力3000多人。

产业转移

回乡创业园内也缺工

四川省社科院副院长郭晓鸣去年在金堂的一次调研中发现,竹篙回乡创业园内企业用工缺口已达30%.

然而,王红琼的工厂也开始遭遇沿海中小企业同样的困境———缺工,目前,她的锦州制衣厂内有20多台机车闲置,缺工40—50人,这在竹篙已司空见惯,另一家制衣厂的老板冯昌玲说,她的工厂打算年底扩产,需工超过百人,但现在只有20多人。四川省社科院副院长郭晓鸣去年在金堂的一次调研中发现,竹篙回乡创业园内企业用工缺口已达30%.

2011年3月,竹篙回乡创业园发生质变,政府拟升级建立工业园区,让回乡者集群入驻。首期占地1平方公里,签约企业20多家,已进入到征地阶段。竹篙镇党委委员龚斌说,园区建成后,竹篙用工量将倍增。

“我的农场也很缺人啊”,据陈卫红介绍,目前新津方兴镇的土地已基本完成流转,“每个农场都需要上百人,本地哪有这么多劳力啊?”

2010年11月,成都市启动人才“回引工程”,由分管副市长带队,率领人力、财政、就业等部门以及部分区(市)县组团到上海、江苏等地,招募川籍民工回乡就业、创业。2010年12月6日,金堂县在《东莞日报》第7版登出整版广告,重点推介以竹篙为中心的回乡创业园区,吸引金堂民工回流。随后,新津也派出专门小组到贵州遵义、陕西汉中等地招工。

一时间,成都“抢工”成风。郭虹透露:“成都各单位及各郊县如此兴师动众,主要还是为富士康等大企业招工。”或许是受到1万亿大蛋糕的诱惑,富士康、仁宝、纬创等世界500强企业纷纷入驻成都。成都市人社局去年年底的数据显示,2011年成都各重大项目将提供40万个工作岗位,单是富士康一家的计划用工数就达25万。

富士康成都项目拟投资50亿美元,全部投产后每年的总产值将达到2000多亿元,是四川全省此前电子信息产业总产值的1.6倍。四川省政府在与富士康谈判之时已做出了帮助其招工的承诺。

今年春节前,四川省政府紧急召开“富士康招工指标分配会议”,18个地级市、3个自治州的4544个乡镇、239个街道办事处均领到分工指标。金堂县的指标为800人,新津县的指标为1700多人,通江县则需帮富士康招到2550人。

如今在成都人群聚集的车站、人力资源市场等地,依然随处可见富士康的招工告示。在成都最大的劳务市场———锦江区人力资源市场内,富士康的招工点多达8个。保安敬长应说,现在几乎招不到人,“但今年春节期间,我们每天都有3个招工指标,很多农民都选择了留下”。这是四川历史上首次举全省之力为企业招工。根据成都人社局最新发布的数据,去年7月至今,全市共为富士康输送普工(含实习生)13421人;全省为富士康招工则达11万人。

郭虹说,政府过度干预打破了市场要素的平衡流动,川籍民工正在“迅猛”回流。但由于四川目前尚没有回流民工的统计口径,具体数据还无法判定。

然而,成都各工厂的人力资源部门对此已有体会。“我们厂里的工人90%都有外出打工的经历”,成都乾盛门业有限公司招聘负责人刘先生说,“今年从广东回来的就有20多个”。这一点也得到成都德宝强化木地板公司招聘主管的认同,“如今在人才市场找工作的基本都是回流民工”。

与之相比,珠三角、长三角等沿海城市企业的境况就大相径庭了。2011年春节后,沿海再次爆出“倒闭潮”,东莞、佛山等地的市长甚至表示,当前形势比2008年更糟糕。根据国家统计局东莞调查队2011年6月21日发布的抽样报告,近半数被调查企业二季度订单量和销售额同比减少将近四成,企业缺工严重。

2011年4月,黄娟所在的中山这家工厂因效益不佳倒闭,她随即回到成都。在成都各个招聘点,黄娟都看到1500—2000元左右的工资待遇,“不比广东低”。而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调研数据,早在2009年,东部地区的工资水平就只比西部地区高5%了。

尽管机遇众多,没读完小学的黄娟却遭遇了求职的尴尬,“连卖场服务员都要求高中学历,我真的后悔自己当初没多读些书,这么大的成都竟没有自己的容身之处?”最终,黄娟在茶楼找到一份服务员的工作,月薪1200元,包吃住。“先干着吧,实在不行就再回广东打工。”给黄娟添茶的时候,她会用手轻轻敲着桌面,这个从广东学来的礼节已然成为黄娟的习惯。

黄娟说,她还是想赚够本钱自主创业,“当然,我还希望自己的孩子好好读书,不要像我一样走打工这条路。”

样本意义

中国农民工30年的迁移,成都是个绕不开的名字。上世纪80年代末,当各地民工潮涌而出并被冠以“盲流”之名时,成都郊县的农民已在政府的组织下规范输出。过了10年,当各地政府纷纷将劳务输出列为经济增长点之时,成都郊县民工已开始在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召唤下自主回流。如今,成都又树起了“民工争夺战”的大旗,开始通过政府介入,引导民工返乡。离与归,皆成历史,只是这回归比离乡更值得玩味。

四川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郭虹说,民工本质上是一种市场要素,因市场变化而流动。从1999年西部大开发战略正式确立开始,成都逐渐成长为西南经济中心,劳动力市场洼地效应显现。利之所趋,回流成势。到2008年,沿海外向型经济在金融危机中萎靡,民工避害,近百万川籍民工返乡。此民工回流之学理也;史莫不有理,亦莫不含情。随着民工外流的增加,空巢老人、留守儿童成了外出打工者解不开的心结。叶落归根,离久还乡,此民工回流之人情也。

然而,凡事皆悲欣交集。在成都的回流者中,有人成功创业,风光无限;也有人遭遇困境,四处游走。郭虹说,引导回流无可厚非,但也要顾及回流者的需求,“就业培训、创业贷款等配套亟待完善”。

这也是探究成都民工回流的意义所在,情与理,悲与喜,既是历史,亦关乎未来。

大事记

1994年

春运期间

“民工流”三个字首次登上《人民日报》。消息说当年铁路春运旅客人次已达2.1亿。

7月5日

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首次将计划经济时代的劳动政策上升到法律规范的层次,一定程度上起到了规范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劳动关系和维护劳动者权益的作用。

11月17日

劳动部颁布《农村劳动力跨省流动就业管理暂行规定》,其中第5条对用人单位跨省招用农村劳动力作了严格限制。只有经劳动就业服务机构核准,本地劳动力无法满足需求时,才可考虑。

11月25日

国务院专门召开了春运期间组织外来工有序流动工作会议,规定春节后一个月内暂停招收外地新民工。

12月6日

针对拖欠农民工工资及日益突出的劳资矛盾问题,劳动部出台《工资支付暂行规定》。整理:汪建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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