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名人网 - 李敖和他的女人们

李敖和他的女人们章晓明　　　　　　　　　　于 June 04, 2005 at 15:26:03: 前言

　　2000年7月20日，被称为“独行侠”的台湾著名作家和批评家李敖身穿红夹克在中央电视台“海峡两岸”节目中闪亮登场，就两岸关系等问题发表谈话，这是李敖首次在中央电视台露面，因而引起广大观众的热烈关注，人们再次被李敖博学、敏锐、幽默以及那种“特立独行”的顽童气质所倾倒。

　　李敖在台湾笑做五十年，在大陆及全球华人界具有很高的知名度，他学贯中西，横睨一世，是台湾思想界和文化界最具争议的人物，曾两度入狱，其大起大落的人生经历充满了传奇色彩。

　　李敖才华盖世，其侠骨柔情、快意恩仇的性格，使他的一生更加血肉丰满、风流倜傥、多姿多彩。李敖的传奇一生总是与女人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据李敖在自传中的坦白，他爱过的女人就有十数人之多，伴随着他人生的各个时期。对好事和美女的冲动是李敖的天性。李敖曾说他这一生的“双龙抱”是抱不平和抱女人，可见，女人在李敖生命中的重要。因此，有人说李敖既是顽童，是战士，是文化基度山，是社会罗宾汉；他也是善霸，是情圣，是性开明的吹鼓手，是肉欲的受难者。

　　在人生的试炼中，李敖形成了他个人的爱情观。他崇尚一种没有悲哀和痛苦的“智者之爱”。他认为，男欢女爱是人生的最大快乐，这种快乐，是纯快乐，不该掺进别的，尤其不该掺进痛苦。在爱情上痛苦是一种眼光狭小的表示，一种心胸狭小的表示，一种发生了技术错误的表示，真正的第一流的人是不为爱情而痛苦的。与此同时，李敖还主张，高手处理爱情应不以做到极致为极致，即所谓“不爱那么多，只爱一点点”，作为基本的爱情态度。因为李敖确信的是：惟有恋得短暂，才能爱得永恒。

　　李敖的这种爱情哲学，使得他漂荡不定的人生有着不同的爱情体验，也使得他的灵魂在人性和理智的碰撞中陷入自身预设的怪圈中。

　　李敖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堂堂正正把性问题、性字眼、字观念带到文章里来的人，在他眼里，性是一种最原始、最有趣、最伟大的动力，是快乐可以到达的极致，他只信“性”而不信“命”，所谓“宣淫有理，我为卿狂”。但是我们又切不可把李敖误读成一个十足的崇肉贬灵的纵欲主义者，事实上李敖在追求肉体快乐的同时崇尚灵肉的高度合一，他厌恶和反对的是仍在“灵上肉下”里兜圈子的现代文明人。“灵不比肉高，肉不比灵低”，是李敖生命体验过程中对我们的昭示。

　　本书正是瞄准李敖一生中几个重要时期在灵肉的“真幻”之情的所遭遇的感情纠葛，以极具意味的爱情故事为主线，以跌宕起伏的生活遭际为副线，详细再现了李敖多姿多彩的情感世界和快意恩仇的传奇人生。作者曾系统地研究了李敖的思想、情感脉络和人性特质，同时最大可能地收集了海内外有关李敖的个人资料，并托请香港友人对当事人进行采访，在写作过程中，以尊重事实为原则，做到既不夸大也不掩饰，以还原给读者一个真实的李敖。由于李敖的爱情故事总是与他的生活遭际息息相关，所以读者在体味李敖情感故事的同时，可以看到李敖在台湾五十年的风雨路程及国民党统治下台湾知识分子的真实命运，也使读者们能更感性地把握到李敖思想和感情的脉搏，使人们看到一个更本质更人性的李敖。

　　三天前，一个秋后的雨天，作者特地走访了李敖在北京的故居——内务部街44号甲，和他就读过的新鲜胡同小学，内心顿生感慨，这里诞生过李敖许许多多的童年梦幻，这里有他铭心刻骨的初恋……五十年过去了，今是而昨非，然而，在这淅沥的雨中，我仿佛能够听到往事在呼啸的时间中的尖叫。

　　李敖的爱情故事是一个人的故事，也是一个时代的故事，它破译了人性的全面密码。

　　　　　　　　　　　　　　　　　　　　　　　　　　　　　　　　作者

　　　　　　　　　　　　　　　　　　　　　　　　　2000年9月5日于北京

第一章　少年初识愁滋味

鸽子与春宫画

　　1941年冬天的一个傍晚，一只灰褐色的鸽子掠过北京的天空，最后滑落在东城内务部街甲44号的大院里，小小的李敖惊奇地从屋内飞跑出来，一边大喊着 “鸽子鸽子”，一边胆怯地试着用手去捉。鸽子仿佛已疲惫至极，在地上一动不动，小小的身体上印出血痕——原来这是一只受伤的鸽子。李敖小心地把它抱在怀里，然后细步回到屋内，在家人的帮助下，用一块白布把鸽子的伤口包扎好，留在了身边。

　　这时李敖六岁。

　　李敖三岁的时候随着不愿做亡国奴的父亲出满洲，从哈尔滨来到北京。父亲李鼎彝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学养深厚，仙风道骨，曾做过东北大学讲师、哈尔滨吉林六中校长，撰写过《中国文学史》，后来成为中国第一个以行动抗日的团体——东北义勇军马占山将军的秘密盟员。

　　“九一八事变”后，李鼎彝举家迁入北京，先在法务部做科员，两年后被升为华北禁烟总局下太原禁烟局的局长。五岁的李敖跟随父亲从北京到太原度过了一年不到的时间又回到北京。

　　这次回北京，李敖还带来了他的一个忘年交——温茂林。温茂林是李敖家的男佣，他负责照顾小李敖的一切，整日与李敖形影不离。

　　温茂林人到中年，一派典型的中国淳朴农民的打扮，他的话不多，粗识文字，脾气憨厚而耿直，他的日常行为影响着小小年纪的李敖。

　　温茂林喜欢鸟，在太原的时候，温茂林家中就养了不少鸟，很受小李敖的喜爱，回北京后，李敖也学着养鸟。

　　当时北京城里的旧家少爷都常常出门卷着白袖子、提着鸟笼子、迈着八字脚走路。李敖太小，还不到这个水准，只养过几只小鸟，有一只百灵，会学十一种动物的叫声，这是李敖最喜欢的鸟。

　　温茂林虽识字不多却是画鸟的高手，他会画他饲养过的十多种不同类型的鸟，还会画一笔鸟，李敖大为惊叹，整天缠着茂林叔教他画鸟，在温茂林的影响下，李敖慢慢也学会了画一笔鸟。

　　李敖把温茂林画的鸟叫“温鸟”，自己画的叫“李鸟”。他把他画的一笔鸟贴得满屋子都是，还让父亲给他每幅画打分，父亲每次给他的画打分时嘴里都念念有词：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

　　“什么叫‘鸟倦飞而知还’，爸爸？”小李敖皱起眉头问。

　　“鸟飞累了就会想回家。”父亲摸着小李敖的头说。

　　“就像那只鸽子一样吗？”

　　“是，孩子！”

　　从此每当小李敖再画一笔鸟时，嘴里总是不停地念着这个句子。

　　那只受伤的鸽子，在李敖和茂林的精心护理下，伤养好了，活泼可爱，李敖把它放飞，可灵性的鸽子飞了一圈后又飞回来了，再也不愿飞走，从此便成了李敖家的一员。

　　然而好景不长，有一天，李敖家养的一只猫终于看中了这只可爱的小动物，飞扑过去，把它活活咬死了，全家人都被这残忍的厮杀震惊和悲伤，李敖更是寝食不安。

　　使李敖走出这悲伤阴影的是一幅别开生面的古画。

　　那一天，父亲把几只旧式茶碗放在桌子上，就出门了。李敖看到这些小巧精致的瓷器，有些好奇，他蹑手蹑脚地走过去，发现了茶碗四周画着光着身子的男人和女人，个个面容古典，身体肉质，器官突出，很是特别。他第一次看到这样的画面，便拿起茶碗把玩着，还直笑。就在这时，一声呵斥从对面传来：“这种东西，不准看！”

　　李敖抬头看到茂林声色俱厉地朝他走来，铁青着脸把那些茶碗全收起来了，并一个劲地朝李敖咦叨：

　　“记住没有，这种东西不能看！”

　　看到茂林气愤的样子，李敖也只好漠然地点点头。

　　十多年后，李敖回想起来，才知道他当时看的是瓷器上的一组春宫画。

不喜欢男老师

　　1942年，七岁的李敖进入北京新鲜胡同小学念一年级。

　　新鲜胡同小学位于新鲜胡同内，离李敖家不远。学校共分两部分，胡同路北，是分校，包括一二年级的操场；路南就是校本部，包括三至六年级、音乐教室、校长室。校本部有纵五排侧三排房子，第二三排最高，盖得最早，颇有巍峨的气象，那是三百年以上的房子了。它们原是明朝大宦魏忠贤的生祠，明思宗上台后，魏忠贤上吊死了，三百年后新鲜胡同小学便接受了这一生

　　李敖从小在家有些娇生惯养，胆子不大，听说家里人要送他上学总是露出不高兴的样子。但是别人家的孩子都上学了，自己呆在家里有什么意思呢？李敖只好硬着头皮由茂林陪伴着走进学校，再让茂林站在窗外陪读，李敖一边听老师讲课，一边望着窗外的茂林，真正是一心两用。

　　一年级级任老师是一位姓师的女老师，白白的面庞，大大的眼睛，她戴着没边的眼镜，说话的声音又好听又和气，小李敖觉得她很好看，看着她很是舒服，当老师教他们读“天亮了”，李敖一边大声读，一边仔细地看她的眼睛和脸。

　　大概是由于有了好看的女老师的缘故，李敖慢慢地习惯了学校的生活，他再也不要茂林陪在窗外了。

　　李敖习惯了女老师，便不愿意任何一个男老师任他的级任老师。

　　二年级的时候，李敖的级任老师是位姓崔的男老师，那是一个非常刻板的人，沉默寡言，永远总是一袭旧“阴丹士林”蓝布长袍。

　　崔老师进教室后先不说话，而是拿出鸡毛样子，清除讲台桌椅，他清除得很慢很慢，包括每一条桌面下的边，都不放过。他清除的过程通常一言不发，同学们看着他也是一言不发，等他慢条斯理地清除完后，他小小的眼睛便不着边际地环顾教室一遍，给人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接着便从他的嗓子里发出一种嗓哑的，浑浊的，总之是十分难听的声音，这表示讲课开始了。

　　李敖非常不喜欢这位老师，眼前的这张可恶的脸与那位师老师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于是上课时他有意低着头不看前面，当老师提问时，他也有意不答，甚至在桌下做小动作。

　　大概是这位崔老师发现了李敖对他的不屑，有一次居然在课堂堂上大骂李敖，骂了半天后对李敖狠狠地说：“你给我出去！

　　崔老师没上李敖班几天课得了肺病，不久就死了。

　　代他们班课的是一位女老师姓许，许老师虽不如师老师好看，可是温柔和蔼、幽默风趣。许老师的到来使全班重又恢复了活泼的气氛。

　　李敖的图画课很好，他画得汽车总是得到许老师的夸奖。有一次，许老师让李敖上黑板做图画示范，李敖画好后，许老师激动地把李敖拥在怀里，小小的李敖贴着许老师温暖的身子差点流出泪来。

　　三年级时，李敖改到校本部上课，这里有两个特色，一个是音乐课有音乐教室，一个是开始学日文。

　　音乐教室的主持人是一位资深的杨老师，杨老师前额又秃又大，人很精神，接起风琴来更是精神十足，他负责讲些简单的乐理知识，而唱歌则由另一位刚来学校不久的女老师教唱。

　　女老师姓柳，个儿不高，瘦瘦的，小巧玲珑的样子，但嗓音却很是迷人，平时听她说话也很舒服，小李敖暗自庆幸又来了一个让他喜欢的女老师。

　　李敖学的第一首歌是《飞》，歌词是“飞飞飞蝶飞飞飞，飞到鸳鸯天芳草地，飞飞飞蝶飞飞飞。”此歌共三句，反复唱，曲调很优美。

　　接着学的是刘半农和赵元任的《好大的西北风》。李敖人迷地听着柳老师动情地示唱：

　　　　　　　　　　好大的西北风啊，飞到一座树林里。

　　　　　　　　　　它叫树林跳舞啊，一二三四呼呼呼。

　　　　　　　　　　它对树林大声说：现在已经不早了，

　　　　　　　　　　大家都要用些劲儿，一二三四呼呼呼。

　　外面天寒地冻，可教室里却热烘烘的，同学们都沉浸在歌的海洋里，李敖则沉浸在美妙的旋律和他温暖的想像之中。

神秘的初恋

　　1945年，抗战胜利了，这时李敖十岁，他按部就班进入小学四年级。

　　四年级在人生的旅程中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顿号，然而对于李敖来说，却非同寻常，因为他有了一次神秘而难忘的初恋。

　　新鲜胡同小学有纵五排侧三排房子，四年级的三个班就在这纵五排的第二排，三教室挨在一块。每当下课，同学们便不分班级彼此，在教室门口打打搞搞，说说笑笑。抗战胜利后，同学们虽说年幼，可内心总是充满着喜悦，学校的气氛自然不同了。

　　李敖班有一个明星般的人物，与李敖有八拜之交，此人叫詹永杰，他长得一副圆圆的脸，一双大而亮的眼睛，一张薄薄的嘴唇更是能说会道，他会背《国父遗嘱》、会唱《义勇军进行曲》，是四年级的一个特殊人物。他还发动同学捉弄一个叫齐凤鸣的大块头，说齐风鸣欺负同学，动辄动手打同学，现在抗战胜利了，我们要随抗战八年，一起胜利才对。

　　李敖因在二年级的时候被齐凤鸣欺负过，一听说要报复齐凤鸣，第一个响应，同学们群起而攻之，齐斗齐凤鸣。于是每当下课，齐凤鸣总是成为众矢之的，受到同学们的嘲笑和捉弄，有时还会吃上不知来自何处的“暗箭”。

　　有一次，李敖和同学们正在兴高采烈地捉弄齐凤鸣的时候，突然发现一个佼好的身影从他身边走过，他转过头来一直看到她走进隔壁教室。

　　李敖一下子愣住了，是自己忽略了她，还是他就从来没有见过这个小女生。就在李敖冥想之中，他又看到小女生从教室里出来，倚窗而立，面带微笑，看着一群同学打闹说笑。

　　李敖看到她有着长长的脸，高高的鼻子，眼睛不大但晶莹剔透，充满灵气，她的神态温和，的确是个十分可爱的小女生。

　　看到这个小女生，李敖好几次想走过去跟她说话，可是他还是胆怯了。

　　小时候的李敖道学得很，大概在他四五岁的时候，家里一部分房子分租给一家房客，房客中有个小女儿，大家叫她小林。小林活泼可爱，大人们常逗笑说李敖和小林是小夫妻。当时李敖虽然年幼无知，但特恐人们这样取笑他。当人们有意逗他时，他便立刻大发脾气，甚至会破口大骂。姐姐们知道他的这一弱点，一旦吵起架来，便故意说李敖是“小妹丈夫”来气他。小李敖急得无奈，便用大爷亲戚的儿子大连（一个极顽皮又厚皮的小男孩）来报复，称姐姐是“大连太太”。有时，李敖和姐姐们如有什么谈判协议，为遵守诺言起见，双方都以“大连太太”、“小妹丈夫”做赌咒。可见，小小年纪的李敖尽管天生对异性有一种天然的依恋，可是在某个时候又是如此道学和腼腆——道学得连茂林吃饭时与女佣说话都忌讳，腼腆得见一个有好感的小女生也会欲言又止。

　　自从发现了隔壁班的小女生，小李敖有些魂不守舍起来，下课了，他再也不去捉弄齐凤鸣了，而是静静地靠在一棵树下，等着她的出现。

　　小女生每每打他教室门前经过，他的心跳便会加快，静静以目光迎送，像做贼似的，生怕同学们发现他的秘密。而小女生无数次从他面前经过则无数次地忽略了他，这让小李敖内心饱受失落。

　　时间一天天的过去了，令李敖兴奋的是，五年级的时候，小女生和李敖都分到五丙班，老师排座位，一度还把他们排在一起。

　　李敖了解到，这位小女生名字叫张敏英，北京人，聪明伶俐，功课很好，还能写一手好字。

　　李敖与张敏英同班，接触的机会越来越多，慢慢地，李敖跟她熟识了。下课的时候，他们常常会不经意地走到一起，李敖主动与她说话，可终是词不达意，每当这时，张敏英总是机灵地一笑。

　　张敏英笑起来非常好看，雪白整齐的牙齿镶在桃红的嘴唇中间，恰到好处，真像是一位小天使。李敖梦中的天使的微笑就是张敏英这样的微笑，而当李敖也相应一笑时，样子就大相径庭了，所以有一段时间李敖常常在家中对着镜子施以灿烂的微笑，但最后都变成了苦笑。

　　学校实行童子军护校，童子军在校门口站岗的时候，张敏英和李敖曾经在一个组。李敖看到她穿着女童军的制服，姿态优美，心动不已，但仍抑制住心的驿动，目不斜视，立好姿态，以保持与女童军的一致。

　　有一次，走在放学的路上，李敖看到了一脸不快乐的张敏英，便走过去问个究竟。这下可好，随着李敖的一问，张敏英竟哇哇大哭起来。

　　这是李敖第一次看到张敏英如此伤心地哭，一下子没了主意，不知如何是好，同学们走过来，责备李敖欺负小女生，可李敖全当没听见，只是一个劲地问她哭个究竟。问来问去，问了半天，才知道她原来考试没考好。

　　“我上一年级的时候还交过白卷呢！那有什么？第二年我全是一百分！”李敖劝慰道。

　　“你算术没考好，可是你的画画得好啊！你的语文不是一百分吗？还有，你的字写得好呀，你的歌唱得好呀，你站岗的姿态很美呀，你——你——”

　　李敖费尽口舌、变着法地安慰着张敏英，直到张敏英停止抽泣为止。

　　张敏英不哭了，李敖反生一种爱怜般的酸楚，他捧起她的小脸，看她的泪眼，看着她楚楚可怜的样子，内心更生关爱之情。

　　从这以后，张敏英成了李敖的好朋友，两人在一起的时候也越来越多了。李敖做图书馆长的时候，张敏英成了他的副手。

　　有一次，张敏英犯了一个小小的错误，李敖开玩笑地拉住她的小手，在她手心上轻打了一下，张敏英马上装得很疼的样子，李敖立即感到幸福的旋晕。

　　张敏英的确让李敖喜欢，虽然那时李敖还小，但他真正在小小年纪便尝到了暗恋的滋味，这是他真正的初恋。

　　1948年，李敖十三岁，他和张敏英小学毕业了。在毕业前夕，李敖的姥姥突然去世，家有重丧，小李敖随家人急回东北老家，没有来得及跟同学们告别，从此他和张敏英及其他同学都在意料之外没有再见。同学们或许不会想到一年后，李敖已离开大陆去了台湾。

　　直到四十年后，小学同学章棣随中央交响乐团到台湾，给李敖带来了同窗詹永杰的问讯，而当李敖侧面打听张敏英的情况时，却始终没有答案，也许章棣不愿把答案告诉李敖，这让李敖黯然神伤。而李敖后来在追忆这一段经历时的动情表白更是让人唏嘘不已：

　　“对张敏英，我从来没有表示出我对她的情爱，我把一切都遮盖住了，我不知道她是否知道她是我魂牵梦萦心底的情人，我一直把她视同我的初恋情人，虽然这次初恋，实在没有什么实绩可寻，但它一直在我心底，充满了美丽的回忆。我一生忧患，所存美丽的回忆无多，但是对张敏英的每一件事，都是令我最感温馨、最感神往的。人生一世，能有这样清纯的、单一的回忆而不掺杂任何俗情与尘网，询属罕见，而它却是罕见中的极品。我一生中的许多经历，都不想重过。但是如果时光倒流、少年可再，我梦魂所依，除此而外，却无复他求。——只为了她是我第一个小女生、只为了他是我永恒的小情人，只为了那一段少年奇情，只为了那一场春梦无痕的初恋，我愿在时光倒流中停止，在停止中死去，我并不希冀她做我的朱丽叶，但我若能长眠在她怀里，我就宁愿不活十三岁以后的我了。”

第二章　青春舞曲

伤感的记忆

　　1949年5月12日，西边的太阳已经落山了，李敖一家九口躺在难民船中兴轮的甲板上，从上海漂到了台湾。

　　李敖的中学时代是在台湾中部城市台中度过的。

　　那时的李家处在一种穷困和忧愁之中，虽然父亲在省立台中一中中文科有了一份工作，但他要医治常年气喘病，母亲又开刀，从大陆带来的一点点黄金不久便变卖殆尽，好在父亲的单位在新北里的存德卷十三号为他们安排了一栋宿舍，总算把家安了下来。

　　台中一中是一所台湾本省人居多的学校，师资力量很好，学习风气很浓，李敖在这里读到高三休学为止，历时五年。

　　在这所学校里最使李敖难忘的是两位老师：一个是男老师严侨，一个是女老师牟琴。此两人都是坚贞不屈的共产党员，前者洒脱，后者向感，这两点都是令李敖暗羡不已的。

　　严侨是福建福州人，严复的长孙，他有一股魔力似的迷人气质，温和、洒脱、多才、爱喝酒，在学校里充分展现出一种近乎疯狂的气概。

　　严侨教李敖数学，由于他张狂好辩，讲起数学，常常别出心裁，大而化之，许多机械的题目，他自己干脆不做，反倒自己坐在学生的座位上，让数学极好的同学站到黑板前去做。

　　上课聊天更是严侨的一绝，数学课常是变成历史课、故事会。严侨对同学们说：“我不习惯刻板的教学法，我要把你们的思想搅动起来！”

　　有一次，为了证明他说的理论正确，他与同学们打赌说：“如果我说错了，我就把我的名字倒写！”说着就用极熟练的笔划，把自己的名字倒写在黑板上，虽然是倒字，可写得十分漂亮，同学们鼓掌以表敬意。

　　李敖愈来愈喜欢严侨，他花了几天的时间写了一封长信交给了严侨，信中细述了自己的成长历程，抒写了对现实的看法以及对国民党的厌恶。严侨看到信后，对李敖颇为钦佩，并有所劝慰，从此他们的师生关系就非同一般了。

　　严侨有两个如花似玉的妹妹，大妹严悼云嫁给了辜振甫，小妹严停云（女作家华严）嫁给叶明勋。

　　李敖非常喜欢严停云，称严停云是风流绝代的女人，每每在严侨面前流露出少年向往之心，而严侨看在眼里也只能当作一个少年的梦呓。

　　李敖最暗羡的一位老师就是牟琴，她是山东人，是学校里最年轻艳丽的女人，她皮肤柔嫩皎白，身段匀称丰满，十分性感动人。牟琴老师的艳丽在学校是公认的，无论她出现在校园的什么地方，总会引来无数爱慕的目光。

　　牟琴老师虽不教李敖学科，但她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全部的性感早已在李敖的灵魂里留下深深的辙迹。李敖是一个天生就有暗恋情结的人，更何况青春当年，意气风发。

　　有一个星期天，李敖在街上看到车琴老师去一家缝纫店裁衣服，他远远跟在她身后，牟老师进了缝纫店，他就在对面的一个小杂货店看，她量好衣服出来，他继续跟着她进了一家百货店。

　　牟老师笑着问李敖：“你为什么跟着我？”

　　李敖说不出什么，只是红着脸一个劲地叫着“牟老师！牟老师！”

　　牟老师说：“你喜欢——我？”

　　李敖抬起头看了一下牟老师，又不好意思地低下头：“牟老师！牟老师！”

　　牟老师抚摸着李敖的头，很温柔地说：“没事儿了，你回家吧！”

　　回到家，李敖一个人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发呆，他的眼中还浮现着牟老师好看的背影。

　　让李敖震惊的是，一个星期后牟琴和他男友被捕了。

　　台中一中，像其他学校一样，不时有所谓共产党、“匪谍”被捕，不知什么时候，牟老师也成了“匪谍”。

　　牟琴老师和男友被抓是在一个深夜，据说牟琴老师很惨，她是被两个大汉从屋内架出来的，好像是从床上拖下来的，她披头散发，穿着花短裤，就被推上了车。

　　第二天李敖知道牟琴和他男友抓走的消息，伤心地流下了眼泪。

　　自从台中一中许多老师被捕后，严侨的酒好像愈喝愈多了，严侨喝的酒是烟酒公卖局出品的最劣质的米酒，他喝酒的方式是粗犷的，没有情调，没有小菜，一瓶酒打开后，他便咕嘟咕嘟地一饮而尽。严侨喝得虽多，但李敖从没见过他有泥醉的现象，他只是喝得兴奋的时候背些古诗词聊以自慰。

　　有一天，严侨和李敖在一起，喝醉了酒后突然哭了起来，在感情稍微平静后，对李敖说：“我相信国民党没能耐把中国救活，他们不论怎样改造，也是无可救药的，他们的根儿已经烂了，十多年来，我把自己投入一个个新的运动，我和一些青年人冒险、吃苦，为了给国家带来一个新远景，所以我做了共产党，我志愿偷渡过来……”

　　严侨还说了什么，李敖已记不得了，但令李敖想不到的是，就在他离开严侨家不久，严侨就被捕了。

　　第二天的中午，父亲从台中一中回来时说到严侨被捕的事，李敖马上想起了严师母和她的孩子。

　　李敖来到严侨家，见严师母一脸愁云，心情很沉重，但面对实际问题李敖却是一筹莫展。

　　严侨有三个孩子，大的才三岁，小的尚在吃奶，全家的生计全靠严侨，日子本来就紧巴巴的，如今严侨被捕，这一家大小可怎么办？

　　李敖想起了严停云和辜振甫的老婆严悼云，提议让严师母北上投亲，特别希望辜振甫能出面帮忙。严师母无奈之下，只好带着孩子去了台北。

　　多年以后，李敖在台大听到两个心胆俱裂的消息：

　　——牟琴被放出，但已被折磨得神志恍惚，年华销尽了；

　　——严侨不幸死在了“火烧岛”。

女生：君若

　　李敖从初二到高一，因为中文好，在学校参加多次演讲、辩论。论文比赛。初二时得过全台中市第四届语文演说竞赛初中组第二名；高一时参加台中市论文赛、本校论文赛，都获第一名因此李敖当时在台中一中颇有名气。

　　李敖走在路上时常有些不相识的同学与他打招呼，女生们对她则是莞尔一笑，而李敖并不在意。

　　有一次，李敖放学回家，在市中的一群女生中遇到一个十分清纯脱俗的女生，他被她不大的眼中透视出来的灵光所吸引。

　　市中在台中的南部，住在新北里的市中同学大多是从一中西边一条小路向南折一段路而到达，李敖上学路线与市中的同学有相当一段路是相同的。

　　李敖的家离学校只有二十分钟的路程，可自从李敖发现了这个女生后，一段不长的路总要走上半小时甚至更长，他就是希望能在有限的路途中再次与她相逢，因为他断定她就住在离他家不远的地方。

　　奇怪的是，李敖越是想见她，她便越不出现。李敖在路上漫不经心地走着，终于第四天才在一群嘻嘻哈哈的女生中发现了她。

　　他听到同学们称她“罗”，他一下子记住了这个名字。

　　“罗”的确住在李敖不远的存信巷，她真名叫罗君若，李敖还了解到她的家里不富裕，父母在家开一小杂货店，每逢星期日，全家在思恩堂做礼拜。她在市中读书，比他低一级，是个极聪明的女生。

　　尽管李敖很容易见到她，但总是没有说话的机会。

　　有一天，李敖在放学的路上看到君若和几个女生，突然大喊一声：“罗”，引来女生们的一阵哄笑。

　　李敖也笑了，脸红红的，比李敖脸更红更好看的则是惊梦中的君若，她停住了脚步，含羞看着李敖，但是不说一句话。

　　同学们停住了笑声，看着惊慌中的君若，不约而同地学着李敖的腔调大声喊了一声“罗”后便扬长而去。

　　就这样，君若和李敖算是相识了，以后每每相遇，彼此都有意多扫对方几眼，但是从来不说一句话，颇有一种一切皆在不言中的神秘和圣洁。

　　李敖在他的日记中沉吟道：

　　　　　　　　　　　　多情总难免，恋爱我岂敢，

　　　　　　　　　　　　心地要纯洁，爱情要遥远。

　　1953年李敖十八岁，开始念高三，可他只念了十几天，就对制式教育不能容忍，他总觉得他所经历的中学教育赶不上他在北京时的残余记忆。

　　在他的残余记忆里，北京的中学生不像台湾这样呆板、肤浅、缺乏常识与灵性。在高一时他就写出了一篇四千字的文章《杜威的教育思想及其他》，对杜威那种进步教育有着强烈的憧憬。于是他向父亲提出休学，在家准备以同等学力资格去考大学。

　　时任一中中文科主任的父亲很是知道李敖的脾气，经劝说无效后，只好无奈地对李敖说：“儿子，你要休学，你就休吧！”。接着他又跑到学校对教务主任说：“我那宝贝儿子不要念书啦！你给他办休学手续吧！”

　　李敖休学在家轻松自如几日，可是，原来教过他数学的黄钟老师还是不肯放过他，他和李敖的父亲合通起来硬是要李敖去他家补习。李敖违抗不过，只好每天硬着头皮到永安街一巷接受黄钟的恶补。

　　李敖休学后与君若见面的机会越来越少了，每每得闲下来总是想起君若，每当想起她那清纯的面容，那羞涩的笑，便不由神伤起来。在无奈之中，李敖只好求助于纸和笔。白天他温习功课；晚上，夜深人静，便是他情思纷飞的时候。

　　李敖是写情书的高手，娓娓说来，情深意切，感人肺腑。每次写信时最后都要附上几句小诗，以表达自己对爱情的感受。

　　他的遐想四首分四次交给君若：

　　秋水何茫茫，明月何皎皎，

　　“记得绿罗裙，处处怜芳草。”（遐想之一）

　　歪思令我老，惆怅弱此身，

　　深情将无我，不再动冰心。（遐想之二）

　　独生对秋水，不敢念伊人，

　　岁月催我老，落魄一流民。（遐想之三）

　　独坐对秋水，怆然怀古今，

　　岁月催我老，灰尽少年心。（遐想之四）

　　李敖几乎是每日一书，写好后叠成一个小纸鸢，第二天等在君若放学的路上默默交给她，他们从来不说一句话，令人匪夷所思。

台大“金童玉女”

　　1954年李敖以同等学力参加大专联招，第一志愿填了台大中文系，但因几分之差，却误入台大法学院法律专修科。

　　原来法律专修科在报名简章中列入台大各科系之一，李敖不明就里，在圈选的一大堆志愿中，也顺便填了它，不料放榜之日，才知自己“误入歧途”。

　　李敖到法学院后，不能每天给君若送情书，便托在市中念书的大妹转交。这时李敖的情书特点是大胆谈天说地，每封信都很长，有一封信长达八十三页纸，已无法叠成纸鸢，只好封进一只特大的信封里。

　　李敖保持着这份虚幻的爱情，多少可以安慰一下当时因人法学院而带来的糟糕心情，但终究没法使他坦然面对这一切。

　　他本来志在学文，不在弄法，只因几分之差，没考人文学院，心仍不甘，于是决定重考。但台大学生不能重考本校，得先自动退学才成。李敖一怒之下，鼓足勇气，自动退学了。

　　李敖在家继续温习，由胡家伦老师为他恶补数学，第二年李敖终于考人台湾大学文学院历史系。

　　李敖忙于进文学院，不想与君若的联系一下子中断了，他几次回台中，却没有见到君若。就在李敖恫然若失的时候，家中噩耗传来，父亲因脑溢血去世了。

　　父亲是李敖二十岁生日的第二天死的，晚上死在家里。第二天，他得到“父病速归”的电报后，赶返台中。因为天热，父亲已经人棺，棺盖已钉，未能让李敖见上最后一面，李敖为之懊悔不迭。

　　李敖的父亲是一个好教师，人缘极好，公祭的那天，场面很大，台中市市长、市议会议长以下有两千人参加。这两千人不但目睹了李敖父亲走向火葬场，而且还目睹了李敖表演了一次触犯众怒的丧礼改革。

　　李敖当时受胡适的影响很大，坚持不按传统的办法办丧事：不烧纸，不诵经，不拿哭丧棒，甚至当众不掉一滴泪。

　　李敖的国文老师鄙曾荫对李敖说：“你读书明理，按古礼，

＠不能这样干吧！”

　　李敖说：“按古礼，按《易经》是‘丧期无数’；按《墨子》是我母亲要殉葬；按《礼记》是我父亲不能火葬……今天要真行古礼，更不得了了。”

　　在场的人听到李敖的话都无比惊讶，于是当时流传的一个说法是：李敖把他老子气死了！

　　父亲去世后，李敖意外收到了君若的一封信，得知君若已考人台大理学院化学系。

　　君若的简短的书信给处于丧父之痛的李敖以极大的安慰，于是一段冷却了的感情重又复燃。李敖知道君若住在台大女生宿舍，但他并没有立即去找她，而是继续采取鸿雁传书的方式，表达心迹，直到有一天君若主动打破了这种格局。

　　那一天，君若约李敖深夜到校园的一个小树林里相见，李敖一袭长袍，人夜赶去的时候，君若已等候多久。

　　李敖轻手轻脚来到君若的身边，一下子把她紧紧拥在怀里，君若也拥紧了他，然后慢慢抬起头来，眼睛噙着泪光。李敖深情地一边亲吻着她暧暖的唇，一边叫着“罗！罗！”

　　君若无声，浑身有些哆嗦，用温热的唇回应着他。

　　从那以后，李敖和君若进入了热恋状态，校园里到处都留下了他们爱情的身影，碧潭泛舟、傅国过夜、图书馆双人双出……

　　李敖到台大后先借住在同学李善培父亲的善导寺的地下室内，与李善培的哥哥李天培同宿。

　　善导寺是日本人盖的古庙，地下室内有个骨灰间，阴森可怕，李敖就住在骨灰间的隔壁，管理骨灰的职员还常常告诉李敖说，夜里某个骨灰缸有动静了，闹鬼了。李敖虽然不怕，但由于地下室骨灰缸太多，而住的人又太少，所以他感到他完全被鬼包围。

　　李善培的父亲李子宽本是个老革命党，做过孙中山的秘书，被蒋介石关过后归顺蒋介石，垂老主持中国佛教会。老居士有一个习惯就是早起，起来后就查勤，看谁起得晚。

　　有一次早上李子宽掀李敖的蚊帐，见李敖未起，不但未起，还在手淫，便大骂李天培。李天培代李敖受过，噙泪不敢言，李敖颇不自安。另一位老居士看不过去，便说：“子宽啊，这是在佛堂！”李子宽这才猛惊，立刻停骂。

　　李敖住在善导寺一段时间后，觉得诸多不便，便搬到温州街七十三号台大第一宿舍与同学陆啸钊同挤一张床。

　　学生宿舍里住着好几个男生，大家都知道李敖和君若在谈恋爱，于是一有空便拿李敖开起心来。

　　有一天，陈鼓应问李敖：“你和君若小姐接吻的时候，手放在她胸部还是屁股？”

　　李敖说：“都不是，我的两只手捧着书啊。”

　　同学们对李敖的回答很是失望。

　　陈鼓应说：“原来你是用学问吓人家呀，用学问逼得小姑娘和你接吻。”

　　翁崧然又说：“李敖，你们接吻的时候，下面流设流出来呀？”

　　李敖见翁崧然问得那么下流，便骂道：“流，流你妈的头呀！”

　　陆啸钊说：“李敖早已在夜里流尽了，哪来流呀，我的被子都被他流成世界地图了。”

　　陆啸钊说着，还捧着被子给大家看，大家一看，都大笑起来。

　　李敖说：“陆啸钊，你自己弄的，还他妈赖到老子头上。”

　　陆啸钊说：“是啊，是要赖到你的头上，是从你的小头流出来的呗。”

　　李敖说：“我来的时候，你的被子已经快变成世界地图了，只不过缺过大洋洲，我帮你补上罢了。”

　　大家一听都笑了。

　　这时陈又亮从外面进来，看到大家哄笑一团，也不放过机会，便加入了进来。

　　陈又亮神秘地说：“我刚才在校园里看到罗君若小姐到校医务所去了，一会儿看到她捧着一个盒子出来，可不知怎么搞的，她一不小心，盒子掉在地上，东西洒了一地，你们猜，我看到什么了？”

　　同学们都睁大眼睛，异口同声地问：“看到什么了？”

　　陈又亮说：“我看到了洒得满地的避孕套。”

　　同学们一听又是哄笑起来。

　　李敖说：“陈又亮，你就是长着嘴说人，你年龄最小，可到处留情，弄得满校园都是你的情人。”

　　陈又亮说：“我现在一看到过去的老情人，就对他们的男友感谢万分——所有的老帮子都归他们，所有的新技嫩叶都归我。”

　　陆啸钊说：“你哪有什么新枝嫩叶哟，你的情人总是比你大，就像你妈，你是满校园的情人，满校园的妈。”

　　李敖说：“陈又亮天生就有‘恋母情结’

　　陈又亮说：“这有什么不好，一边叫床，一边叫妈。”

　　这时坐在上床的李耀祖接下话来问李敖：“君若小姐叫起床来好不好听？”

　　李敖烦了，用手指着大伙，严肃地说：“各位，现在停止，现在不许再拿君若来作话题了。”

　　李耀祖说：“李敖，你好小器，台大最棒的妞被你泡走了，现在连说都不让说了，你也太过分了。”

　　李敖说：“我现在声明，不许再说了，我有权利保护她不受你们臭嘴的侵犯！”

　　李耀祖说：“我不说她的名字行不行？我只学叫，行不行？”

　　李敖说：“不行！你再多嘴，老子把你拉下来！”

　　李耀祖不听，躺在床上，做着动作和鬼脸，一边学叫床。

　　李敖猛地把李耀祖从床上掀下来，两人扭作一团。

　　同学们看到他们玩真格的了，纷纷上去劝阻，可越劝他们扭抱得越紧。

　　这时陈又亮突然大叫起来：“你们踢到我睾丸了！我的疝气病被你们踢出来了！”说着便捂住下部，哇哇直叫。

　　李敖和李耀祖见此情景，马上停止武斗，他们把陈又亮扶到床上。

　　躺在床上的陈又亮一边捂着下体呻吟，一边偷偷看着李敖和李耀祖，见两人相安无事了，突然破涕为笑。

　　李敖为了能够租房和解决他和君若的生活及学习费用，开始勤工俭学，为台大各单位送报。送报纸这活儿，需要天不亮就起床，然后骑车到火车站附近贩报地以现金批来报纸，就地折好套好，赶回到台大，再一一分发。每当李敖把报纸送到女生宿舍的时候，君若总是等候在门口，双手奉上亲自准备的热牛奶。同学们看到这对小情侣，没有不羡慕的。

　　台大虽然思想开放，但男女学生同居还是严格限制的，李敖和君若暂时无钱租房，只好偶尔偷偷混进公共浴室，苟且一番。

　　台北的公共浴室池，内有房间，只要交了很少的过夜费，便可以在里面睡觉。李敖和君若提心吊胆地去过一次，戏水，缱绻，玩得十分痛快。

　　后来他们有了一些积蓄，才是偷偷在校外租了一间小房子，算是有了一个爱的小窝。

　　恋人们的亲密终觉得没有个够，当君若上大学二年级的时候，听说化工系的李远哲（后来得过诺贝尔化学奖）要转进化学系，她便借这个机会说服系里让她转系，于是她干脆从化学系转进了历史系，与李敖同班了。

君若的离去

　　君若到了历史系与李敖同班后，一度成了全校最羡慕的小情侣。

　　李敖是大名鼎鼎的才子，君若不仅美貌如花，而且才情并茂。早在考大学时，君若的作文得了九十分，台大中文系主任台静农曾对李敖说，那届的作文以罗君若的文章得分最高，他们原以为李敖所作，哪知出自李敖的女友之手，可见君若中文的功力。君着写给李敖的情书更是行文精美，神采飞扬，君若曾送给李敖一个本子，那是因为中学时没钱买书，竟整本抄下了朱光潜的《给青年的十二封信》，她的字迹秀丽，章法严谨。她读英文诗，三四遍即能背诵。李敖曾对他的同学说，在他所认识的女生中，君若论眼神、才气、聪敏、慧黠，无人能出其右。

　　李敖与君若同居一段时间后，特别是恋爱关系向家庭公开后，两人开始出现了龈龌，继而导致分手，这是人们万万没有想

　　开始出现裂痕只是因为生活中的一些小事情，当某些冲突扩散到君若家后，问题便复杂化起来。而李敖的信仰和穷困，构成了他们分手的主因。

　　了解李敖的人都知道，李敖是个无神主义者，他从不信宗教，并且态度坚决，从李敖为家父送葬便可知一二，他不会为了自己的信念而改变自己的，而君若一家都是虔诚的基督徒，李敖没有蒋介石等人的本领可以为女人改变他的信仰，于是君若的父母兄妹全家起来反对君若和李敖的恋情，宗教问题便是突出的借口。

　　而李敖本来家境不好，自家父去世后，家庭负担越来越重，他有兄妹四个，没有一个有经济能力的，尽管李敖有很多变通的本领，但毕竟还是个穷小子，也看不出将来有什么大的作为，这对开小店的君若的家人来说，对李敖现状甚是不满意。

　　君若有一次曾对李敖说，1949年刚来台湾时，家里一贫如洗，妈妈做了一双布鞋，叫她沿街去卖，她看到一位高大的先生，很胆怯地上前问他可要看看这双鞋，不料他大吼一声，表示不耐，吓得她哭着回来。还有一次君若的一辆自行车丢了，她悲伤至极，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还给我吧，请你！》，发表在香港出版的《今日世界》杂志上，文章哀婉凄楚。

　　因此家庭的困苦，使君若家人加深了反对异端李敖的敌忾。

　　“爸爸妈妈已经向我交底了，怎么办呢？”君若对李敖说。

　　“你会向他们妥协吗？”李敖说。

　　“我不会向世俗妥协，但——”

　　“你的意思是会唯你父母命是从？”李敖有些激动。

　　“我——李敖，让我们待以时日吧，我会想办法说服他们的。”

　　君若尽管这么说，李敖还是看出了她心中的胆怯，为了鼓励君若，争取爱情，李敖和君若联合写了一封信给君若的父母，但遭到了他们的谩骂和羞辱。

　　李敖并没有泄气，他和君若一起回台中，请求君若父母的宽容和成全。

　　君若的母亲一见李敖便说：“全台中都知道你是个能说会道的才子，全台湾都知道你是个能把父亲气死的‘英雄’，你是才子也好，英雄也好，我们家的小庙容不得你这个大菩萨，请你放过君若吧！

　　李敖说：“伯母所言不无讽刺挖苦，这个暂且不论，有两点，我想澄清一下：第一，我没有气死我的父亲，我爱我的父母，左右邻居有目共睹；第二，我和君若是真心相爱的，这一点你可以让君若自己说。我不是才子，也不是你说的那个不孝的‘英雄’，但我是一个有上进心的人，一个善良的人。”

　　君若的母亲说：“你说你是孝子，你老子死的时候，你连纸都不烧，头也不磕，泪没一滴，你是正常的人吗？全台湾找不到第二个；你和君若谈恋爱得到了谁的准许？君若是个不懂事的女孩，单纯得很，处处不设防，被人骗了也不知道。再说她知道什么叫爱？等你们真过上日子，后悔就来不及了。”

　　君若对母亲说：“妈，我是爱他的！

　　君若话音刚落，父亲便朝君若吼起来：“说话不害羞，爱爱爱，你让这小子拿什么爱？”

　　君若听父亲这么一吼，委屈得哭起来，母亲见君若一哭，马上伤心起来：“李敖，都是你的出现，才弄得我们家鸡犬不宁，你还想怎么样？！

　　李敖说：“让君若伤心的是你们，她本来很快活，很幸福，是你们扼杀了她的爱情！”

　　君若的父亲轻视地瞄了一下李敖，在屋子里踱着步，对李敖说：“年轻人，别用爱情来吓我们，我们什么样的爱情没有见过，爱情这东西就像一件好看的外衣，谁都想披一下，年轻人尤其如此，肚里灌了点墨水的更是喜欢把它套在嘴上，好像很高雅，好像很时髦，好像很风流，可是爱情不是靠说的，而是要有实力！有实力，知道吗？”

　　李敖说：“你说的实力就是指钱吗？可钱也不是万能的呀！”

　　君若的父亲反问道：“谁说万能的了？可是得有呀？我们君若后半身不能再过以前那种日子了，为卖一双鞋，满世界的叫卖。”

　　李敖说：“那是你们做的事，别的不敢说，但我敢肯定不会让君若受这种委屈的。”

　　君若的父亲不高兴地说：“李敖，你自己是个穷光蛋竟然还嘲笑我们穷！就是因为我们不富裕，才不愿让君若重受二遍苦。再说了，你能肯定什么？你以为你读了大学就会怎么样了，从古到今，穷秀才多的是。”

　　李敖还想说什么，君若的母亲打断了他，说：“别再说了，我告诉你，李敖，你将来阔到了做总统，我们也不上你门；你将来穷得讨了饭，讨到我们家门口，请你多走一步！你请走吧！”

　　李敖见君若父母都把话说绝，再说什么也无用，起身便走，君若追到门口想喊住李敖，被母亲拉回，李敖只听到身后重重的关门声。

　　李敖走后，君若的父亲发现李敖和君若有一对石印，便把有君若名字的那一方印磨掉名字后命令君若还给李敖。

　　而君若的母亲——这位基督教徒，居然用一种极下作的手法，对李敖实施巫术咒骂，她一面用筷子杵着碗里的元宵歇斯底里叫着：“李敖早死！李敖短命！”

　　李敖终于对自己失去了信心。

　　分手是在一个晴朗的夜晚，外面月牙弯弯，屋内烛光如豆，李敖和君若长时间地依偎在窗前，他们就像刚开始认识时一样，什么也不说。他们或许都在遥望着台中，都在怀想着台中的那条放学必经的小路、小路上同学们的嘻笑和惊鸿一瞥。

　　天亮了，当他们分手的那一刻，君若把她身上一条贴身的内裤送给了李敖。

咪咪：一只娇媚的“李子”

　　君若的离去使李敖遭遇到有生以来最大的困境，他太年轻，他有些不能自拔，他不想再回教室了，他想离开台大。

　　一天夜里，他吃了一瓶安眠药倒在了床上，正在生死之际，翁松燃发现了床边的药瓶，知道了事情的严重，便强行把他拉到医院去洗肠，这才救活了李敖的一条命。

　　李敖后来曾这样说过：“男女关系好像一起上山，我认为上山时候，可以在一起，到了山顶，就该离开，不要一起下山，不要一起走下坡路。男女之间最高的技巧是不一起走下坡路，应该在感情有余味的时候，先把关系结束。”

　　李敖的这段话不知是否因为他和君若的关系有感而发。

　　李敖“死”过一次，他不想再死了，为了度过当时最大的困惑，他采取了一种宿命的办法——李代桃僵。即赶紧以新的情人取代旧的，桃子没了，赶紧找李子代替吧。可是李子又在何处？

　　这期间李敖挑逗过不少女生，但用他的话说“灵则灵矣，乏肉可陈”。再说那个时代的女生不多，思想也不开放，像李敖这种整天一袭长袍，既不去教堂，也不会跳舞的死硬派，想找个像君若这样理想的女友谈何容易。

　　这样，转眼三年就过去了，李敖望穿秋水，也没有等到可心的情人。

　　消沉之中的李敖，想起了他崇敬的胡适，他三天两头去胡适那里，与他谈古论今，这才稍稍使自己平静下来。

　　胡适是李敖父亲的老师，然而他们的相识则与父亲没有什么关系。李敖在北京上小学的时候就知道胡适的大名，在初中时，他从老师陈正澄那儿借到一本《胡适文选》，从此深受胡适的影响。1952年10月1日，李敖在台中车站寄了一封两千字的长信给他，那时李敖才十七岁。1954年，台大的《这一代》杂志拉李敖写稿，李敖写了一篇《从读〈胡适文存〉说起》，文章写好后因某种顾忌没有用，还给了李敖，两年后在台大的《大学》杂志刊登出来。刊登后一年，君若提议说：“何不寄给《自由中国》？他们一定登！”于是经李敖删改后由君若代为抄写，寄给《自由中国》发表了。一年后胡适从美国回来，约李敖一见，对李敖说：“李先生，连我自己都忘记了、丢光了的著作，你居然都能找得到！你简直比我胡适之还了解胡适之！”这样李敖和胡适便成了熟人，两人再加上殷海光老师，他们成了忘年交。

　　李敖没法把自己的尴尬处境和孤独的心境向胡适叙说，他从胡适那里获得的一切足以冲淡他内心的痛苦。

　　大学快毕业的时候，迷惑中的李敖突然恋上了本班的一个有英国血统的“咪咪”小姐。

　　身高一米七○、身材窈窕、皮肤白皙的咪咪，出生于名望之家，举止优雅，性格外向，艳丽风骚，有一次李敖看到她手执线装本仁寿版《二十五史》，觉得古籍红颜，正好辉映，一时让他情不能禁。

　　具有火一般激情的咪咪尽管生于大家闺秀，但对李敖毫不排斥，喜欢历史和文学的她被李敖的出众才华所吸引，因此双双坠入爱河。

　　尽管两个人都热情似火，但在校园内仍保持着低调，除了彼此偶有秘密约会，承鱼水之欢，更多的则是以情书的方式叙说缠绵之爱。情书差不多每日一封，彼来我往，乐此不疲。

　　受到爱情滋润的李敖身心得到不少缓解，精神面貌也有一些变化。然而李敖的内心却是依然迷茫，这或许是咪咪所不曾想到的。

　　大学时期的李敖是个在各方面都称得上是“最”字的大学生，但那也是他过得最吃力的四年，原因是“世俗的我“和“理想的我”不断冲突。在内心深处，他高蹈自负，以超人自勉自许；但现实中，他没有足够的力量完全摆脱内心的困惑，那四年的时光，其实是李敖最不满意的阶段，他缺乏令人折服的友情。缺乏稳定的爱情、缺乏经济能力。那是他一生中精神上最不能随心所欲的阶段，比中学时期，尤有过之。

　　这不，李敖已经五天没有给咪咪写信了，咪咪不明白发生了什么，每当下课，李敖飞快地走出教室，一个人不知去了哪里。

　　就在咪咪百般埋怨的时候，李敖突然给了她一封信：亲爱的咪咪：

　　一连五天没有写信给你，我知道你一定感到很奇怪，奇怪我为什么“懒”起来了。其实真是见你的鬼，我才不懒呢，五天来我每天都勤于反省——反省我在女孩子面前是否吃了败仗？是否被那诡计多端的小丫头洗了脑？

　　反省的结果，我，李敖，悲哀地失望了，我想不到我竞有些动摇，于是我大叫一声，往后便倒，倒在床上，活像那只满面病容的猫儿，但疼的并不是右“腿”，而是那征服咪咪的雄心。

　　这几天来我出奇地沉默，不愿跟别人交往，我感到很疲倦，在尘俗场中我周旋得太久了，我渴望休息，于是我也“唯心”起来，神游着六合以外的幻境，在那里没有唐碌之往来碍我耳目，也没有俗场中人来扰我心灵，在孤岛上只有你——那最能了解我的小东西！

　　我们同看日出，看月华，看闪烁的繁星，看苍茫的云海；我们同听鸟语，听虫鸣，听晚风的呼啸，听Ariel的歌声，我们在生死线外如醉如醒，在万花丛里长眠不醒。大千世界里再也没有别人，只有你和我；你我眼中再也没有别人，只有我和你，当里程碑如荒家一般的林立，死亡的驿站终于出现在我们的面前，远远的尘土扬起，跑来了喘息的灰色马，带我们驰向那广漠的无何有之乡。宇宙从此消失了你我的足迹，消失了咪咪的美丽，和她那海一般的目光。

　　　　　　　　　　　　　　　　　　　　　　　　　　　　　敖

　　　　　　　　　　　　　　　　　　　　　　　　　　于西洋近古史课上

　　李敖和咪咪的恋情是短暂的，毕业前他们分手了，分手之日，李敖把咪咪的来信全部还给了她，他们没有多说什么，只是让咪咪茫然的是她一直以为她是可以救李敖的。

第三章　山居岁月

从“四席小屋”到“碧潭山楼”

　　1961年2月，李敖结束了两年的军旅生涯，先乘军舰从澎湖抵高雄，再辗转到台中。在家中呆了几天后，便带着母亲送他的二百元钱和三妹送他的一张火车票来到了台北。

　　台北在喧嚣的人流中变得陌生，只不过两年的时间，李敖踏上这片土地已不是从前读大学的心情了。

　　他几经周折才在新生南路三段六十巷一号租到一间陋巷小屋，小屋月租二百二十元，有四个榻榻米大，于是他订名为“四席小屋”。

　　李敖一直想有一间自己的房子，这下终于达成了心愿。小屋开门就是陋巷，出巷则是李敖十分熟悉的台大。

　　其时，台大正值春暖花开的季节，李敖走进校园，顿有人是物非之感。过去的老朋友、老情人都远走高飞，李敖不自觉地从嘴里冒出两句诗来：

　　　　　　　　　　　　　　委蜕大难求净土

　　　　　　　　　　　　　　伤心最是近高楼

　　李敖在一年半的军旅生涯中，心之所系在一个叫Rosa的女生身上，她是台大外文系的学生，毕业前一个月他们才相识，李敖很快就被她的优雅和美丽打动，然而还是太晚了，毕业后他们便各奔了东西。由于对她单恋，李敖在军队中用英文写了一篇文章给她，她回信说：“你的文笔是美的，颇动人的，读了你的这篇散文，我甚佩服你的想像力及羡慕你的灵感。既然写作是你的癖好，替我写一篇散文如何？作何用？恕不奉告，让我提议一个你很感兴趣的题目——红玫瑰。我相信你定能写出令人废寝忘食之杰作来。”李敖真为她写了，后来她用笔名发表在《台大四十八年外文系同学通讯》里。李敖收到Rosa的信一连高兴了好几个月。

　　二月的最后一天，李敖在他的信笺上对Rosa说：“一年前二月的最后一天，我在生产力中心看到你。一年后，我又回来了。我的心绪好像我们衣服的颜色——我真有隔世之感！”

　　李敖写好这里，马上感到心中被一种什么东西堵着，很是压抑。他在小屋里来回踱步，然后又回到桌前，李敖接着写：

　　“我又回到台大，当一个清闲的小差使，一个人租间小房，勉强可研究自己想研究的，我相信我没被社会的暗潮卷去，我还是我，很沉着，很平淡，对过去并不后悔，只是不想再过旧日的生活。故人的高飞远扬也好，因风飘堕也罢，都不能动摇我今日的信仰，我仍旧狂猖，仍旧傲慢，仍旧关心你、喜欢你，可是我恐怕不会再给你任何一次受窘的遭遇。别的女孩子我也不会再动脑筋，我久已生疏此事，也愿意继续生疏下去。没有浪花，只有长远的怀念与余韵……”

　　当李敖写完这些，天已经快亮了，他沿着陋巷转了一圈，然后回到房间，扒在那封信笺上睡着了。

　　“四席小屋”虽好，但每晚老鼠都要在天花板上“出操”，搅得李敖难以入睡。而白天，街坊里人来人往，左邻右舍的老太们、少奶奶及儿童们扎成堆，叽叽喳喳，让李敖不堪其扰。

　　李敖在这里熬了四个月后，终于决定远离尘世，找一块的地方居住。

　　6月份，李敖在离台北不远的新店安了一个新家，这个家在新店狮头路十七号，订名为“碧潭山楼”。

　　所谓山楼，其实很简陋，不但通过陋巷，且要通过臭菜场与臭河沟，房子比原来台北的大一些，夜无老鼠在头上奔驰。

　　新竹是李敖生命中的一个重要驿站，在迁居新竹前，李敖的许多朋友都猜测他熬不住乡间的那种寂寞，不出一个月就会回到台北。可是李敖没有被他们说中，在这个有着陶渊明桃源色彩的地方，李敖独自一人徜徉在山水间，或人夜泛舟碧潭，或看一场廉价的电影，极得孤寂之乐。

　　李敖自勉自己走向狄阿杰尼斯式的“犬儒主义”的生涯，自强不息，但却倾向息交绝游，尤其跟女人的关系，他始终未能脱离修道院式的矛盾与困境。7月29日，李敖在日记中写道——

　　昨夜独泛看月出，急得呕疾，午后新汉（友人）得电，惊慌前来，马戈（友人）亦“掩喜”而至。今晚—人皆有约，皆跟小娘子快活去了……夜来房东又是麻将一桌，陶李（房东的小男孩）睡去，小得安宁，我无法答复我的自问，我无法否定女人与人生的意义，理论上我无法自圆，但在实际上，我至少可以“这样活下去”，虽然没有女人，可是还可以活得很景气，技术上既然没有什么困难，我反倒喜欢起孟大中那句话来：“要那么快乐干吗？”这句话真有它的份量，何况为了获得女人的肉体，不快乐的代价不是记忆犹新吗？唉，算了，算了，还是一个人过吧……

　　李敖这种修道院式的自律方式，其实是禁不住试炼的，尽管当时为台大历史研究所的考试正陷入紧张的准备阶段，但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他总是心心念念，追忆着往日的旧梦，他想得最多的还是君若，当时为了回避君若，他放弃了报考“研究所”，现在一想到“研究所”三个字，马上就有一种莫名的冲动—— 对女人的冲动或者是对君若的冲动。

　　1961年8月18日，李敖考上了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两个月后的一个夜晚，李敖终于铺开纸笔，给君若写了一封难以寄出的信：

　　“我喜欢很多女人，可是我从来不追她们，因为她们的美丽太多，性灵太少，而这‘太少’两个字，在我的语意里又接近‘没有’，因此我懒得想她们，她们骂我李敖‘情书满天飞’，可是飞来飞去，也飞不到她们头顶上。我喜欢你，为了你有一种少有的气质，这种气质我无法表达，也飞不去她们的头顶上。

　　“三四年来，与其说我每一次看到你，不如说我每一次都感受到你。你像一个蒙着面纱的小女巫，轻轻地，静静地，不用声音不用暗示，更不用你那 ‘从不看我的眼睛’，你只是像雾一般地沉默，雾一般地冷落，雾一般地移过我身边，没人知道雾里带走了什么，我骄傲依然，怪异仍旧，我什么都没失去——只除了我的心。”

初识王尚勤

　　李敖考上研究所后，一度仍然住在新店，虽然新店山居给了他许多退伍以来的新经历，但一个老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就是穷困。

　　为了解决生计问题，他应邀给姚从吾教师做台湾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助理。

　　姚从吾是李敖在台大的老师，长得满口乱牙，他曾是河南大学的校长，从德国留学回来后任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到台湾后在台大历史系任教。姚从吾原名姚士鳌，由于他一副中原农民的造型，学生们戏呼为“姚土鳖”，他深为忌讳便改为现在的名字。李敖在台大时曾选过姚从吾的“辽金元史”课，开始并不喜欢姚从吾。姚从吾总是挺着一个大肚子，讲课时最喜欢用手不停地去揉搓。他已满头白发，但喜欢跟同学们称兄道弟。李敖曾说，姚从吾年纪一大把了，被他称为兄弟多倒楣呀！不过，姚从吾知识渊博，学养深厚，课的确上得捧，令李敖佩服不已。而李敖的聪明多才，也使姚从吾另眼相看，他们便成了忘年交。后来姚从吾主持成立台湾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后，便主动把李敖拉到自己麾下。

　　由于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成立不久，一切还没有完全上轨道，助理人员发薪要拖上一阵子，李敖开始还能挺住，后来就有些忍不住了，就像他的情欲一样，是经不起炼就的。

　　1962年2月24日，老天安排李敖和王尚勤在“中央研究院”的公车上相遇。

　　王尚勤是台大农经系四年级的学生，清纯美丽，善良温和，尽管他们是第一次见面，但冥冥之中彼此已经有一种默契。

　　而令李敖意外的是，王尚勤竟是他的台大校友王尚义的妹妹。

　　王尚义是台大医学院的学生，和李敖很熟，是李敖并不太投机的朋友。尚义天资聪颖，多才多艺，但性格柔弱，多愁善感，既信耶稣又信佛，没有原则性，与李敖的性格有些格格不人。李敖认为他太多浮动，太好虚荣，“多其不应多之愁，感其不必感之感”。但尽管如此，两人还是颇多交往。李敖记得有一次他和王尚义在杭州南路吃午饭，店中收音机里正播出新上市的歌曲《小桃红》，歌中唱道：“叫一声小桃红，就使我想起从前……”回肠荡气，哀婉动听，王尚义若有所思，为之击节，李敖看到他如痴如醉的样子，心想尚义的心真是温柔得可以。

　　几天后，李敖约王尚勤到新店“碧潭山楼”他的居所小坐，尚勤如期而至，她是李敖山居九个半月中唯一一位与他单独在一起的女人。虽然她学的是农经，但她平时所学已遍及文史哲各个领域，这是李敖万万没有想到的。

　　“美人读史是一种什么情境？”李敖感慨地问尚勤。

　　“望断云行无去处，梦回明月生春浦。”尚勤答道。

　　李敖说：“怕是少年不识愁滋味，为赋新诗强说愁吧。”

　　尚勤瞥了李敖一眼，说：“你总是随时随地表现出对女性的歧视，女人读史自成境界。”

　　李敖说：“我指的是美女，不是说的女人，女人读史自有境界，美人则不同，我没看到美女自成境界的。”

　　尚勤听出李敖话中有话，没再争辩下去。

　　李敖又问：“美人读哲学是一种什么境界？”

　　尚勤说：“我不会再上你的当了，你的赞美充满歧视。”

　　“我没有，我的确没有，我只是以一种你能接受的方式赞美你罢了。”李敖接着又问：“美人学哲学是一种什么境界？”

　　“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尚勤说。

　　“不，这是读书的最高境界。美人学哲学，只怕是‘闲登小阁看新晴’‘多情却被无情恼’吧。”

　　尚勤一听又上了李敖的语言圈套，便狠狠地在李敖的胳膊上捏了一把，李敖把她拉入怀中。

　　尚勤的来到给了李敖新的活力，然而老问题又一次更现实地摆在了李敖的面前，那就是穷困。

　　李敖终于忍不住了，他直接写信给胡适提出抗议，因为胡适是姚从吾的老师，也是科学发展委员会的负责人。

　　李敖在信中说：我们做助理的人与教授和领甲乙种补助的先生们不同，他们有教授、讲师的本薪，可是我们助理就不同了，每月唯一的一千元的本薪迟迟不发，对“专任”两字是一种讽刺，并且由于我个人不好意思再向姚先生借钱，使我三条裤子进了当铺，最后还不得不向您唠叨诉苦，这是制度的漏洞还是人谋的不臧我不清楚，说句自私的话，我只不过是不希望“三无先生”在我头顶上发生而已。

　　胡适收到李敖的信后，马上回了一封信，他说：“现在送上一千元的支票一张，是给你‘赎当’救急的，你千万不要推辞，正如你送我许多不易得来的书，我从来不推辞一样。”

　　李敖收到胡适的信和一千元后，非常高兴，因为李敖早已身无分文了。李敖决定把这一千元做为借贷，等缓过一阵子再还给胡适。

　　李敖身上有了一些小钞，便惦记着请王尚勤再一次来新店小叙，王尚勤也很高兴，在碧潭山楼，他们买了一些小菜，度过了一个令人难忘的夜晚。

　　第二天，李敖给胡适回信，表示对他的感谢，信中还细述了自己的身世，其中包括自己与严侨的关系和在严侨被捕后、死去后，如何受到胡适自由主义的影响，从而在思想上得到新的境界。

　　李敖在信中说：“‘严侨事件’是我生命里第一次受震撼的事件，他的离去使我有很长一阵子心灰意懒；‘严侨事件’是对我的一个总结，它刺激我，使我重新给我自己结一次帐。那时候的‘李敖思想’是一个大杂烩，那时候的我，做过全台湾三民主义论文比赛的得奖人，台中市祝寿论文的冠军，以及钱穆的忠实读者。

　　“你既然这么好心帮我一个大忙，那么就让我把它作为一项借款，用它救一下急，周转一下，缓一口气，我决定在明年三月十二日还你，‘你千万不要推辞’，这样办，又不过分贪财，又不过分猖介，又没有利息，又穿上裤子，这是再好没有了。如果‘谢谢’两个字能表达我的感动，我一定毫不迟疑地用它来表达；如果我不用这种字眼，请你允许我寻找另外一种表达的方式。”

　　一个月后，李敖收到胡适的一封信，信中告诉了李敖一个意想不到的消息：严侨没有死，已经恢复自由了，现在台北私立育英中学教书。胡适最后还说“我盼望这个消息可以给你一点安慰。”

　　李敖高兴极了，王尚勤第一次看到李敖为一个朋友的得救而如此振奋，因而深受感动。

　　李敖随即通过华严的关系得到了严侨的地址，当天下午他决定去看看严侨。严侨当时住在新生北路的陋巷里，严侨见到李敖，马上跑过去，抱住了他，泪水忍不住脱眶而出。

　　这一天正好是李敖在《文星》杂志发表著名的《老年人和棒子》一文。

　　李敖把这期样本带去给严侨，严侨认真地看了李敖的文章，然后严肃地说：“李敖，我真的不要你这样写下去，这样写下去，你早晚要去那个地方！你千万不要像我一样！”

　　李敖明白严侨完全是出于对学生的关怀，可是李敖想，我不这样写，难道我要说假话，做一个伪君子不成？我李敖生来就是这样一块铁板板了。

　　谈到严师母，严侨告诉李敖，他被捕后，严师母北上投亲所遭遇到的人间冷眼，辜振甫竟不对严师母和三个小孩援之以手，还把家门关上。严师母无法，为了全家活命，只好把老大老二送到孤儿院，把老三寄养给人，自己则跑去给外国人当女佣。李敖听到这个凄凉的故事，泪水模糊了双眼。

　　李敖告别严侨后回到新店，他看到王尚勤也来了，很是安慰，他紧紧拥住了尚勤，亲吻着她，对她说：“尚勤，我想回台北！”

　　尚勤说：“好啊，住在台北可以方便工作。”

　　李敖说：‘可是我又舍不得这里呀！”

　　尚勤说：“那你就还住在新店。”

　　李敖指着尚勤的鼻子说：“可是我又舍不得你呀！”

　　尚勤笑着叹了一口气说：“那怎么办？你就两不放弃吧！”

　　李敖的确舍不得新店，乡居两年，是他二十七年来最淡泊。最宁静的日子。他说：“这段和自然接近的生活给了我深刻思考的机会，在青山里、在绿水边、在吊桥上，我曾细想来我该走哪一条路，怎么走这条路。多少次，在太阳下山的时候，我坐在姚从吾先生的身边，望着他那脸上的皱纹与稀疏的白发，看着他编织成功的白首校书的图画，我忍不住油然而生敬意，也忍不住油然而生茫然……”

　　1962年3月，李敖终于迁回到台北，新店“碧潭山楼”的房子和简单家居都移给了同学陈鼓应。

“哼哈二将”

　　1962年旧年将至的时候，姚从吾老师托人给李敖送来了一千元，并附了一封信。两天后又转来了文献会陶希圣转来的邀请李敖参加文献会编辑事务工作月津贴一千元。

　　陶希圣是文献会的主持人，北大毕业并在北大教过书，与姚从吾老师交情不错，姚从吾老师见李敖生计困难，便把李敖介绍给陶希圣。陶希圣听说李敖的名字，立即表示欢迎。而由于陶希圣是国民党中的红人，李敖曾给了他一顶汉奸的帽子，因而对姚从吾的引荐颇为踌躇。李敖的老师吴相湘则说：“文献会并不是陶希圣一个人，罗家伦也是主持人之一，你若去主要是整理辛亥革命史，跟陶希圣的身份没什么相干的。”李敖这才答应去文献会工作一段时间。

　　巧的是，李敖去文献会见陶希圣的时候，正好他在《文星》第52期上发表《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李敖在这篇文章中点名攻击了陶希圣；而在这之前，李敖在《文星》引期上发表的《播种者胡适》引起岛内文化的哗然；再加上从前的《老年人和棒子》，已使李敖成了一块文化靶子。因此，姚从吾在信中嘱咐他：“若过于放肆，不但树敌太多，亦恐于工作有碍。”

　　李敖一去文献会，心中便有所准备，就是要防被陶希圣拉他。果然，陶希圣一见李敖，便对其备极礼遇，还主动把他的卧室让给李敖住，李敖婉言以谢。

　　李敖搬到台北后暂住在杭州南路的文献会楼上的一个由办公室隔出来的小房子里，他的卧室家什简单但别具一格，一幅挂在墙上的大幅裸女照成了点睛之笔。

　　有一次，罗家伦和陶希圣来到李敖房间参观，两人踏进门见到墙上的一丝不挂的美女，露出十分古怪的表情。陶希圣“哼”了一声，罗家伦“哈”了一声，便旋即退出，再也不敢进门。李敖看到他们道貌安然的样子，便称他们两位为“哼哈二将”。

　　“哼哈二将”实在是少见多怪了，他不知道李敖是个独立特行的人，对美色的鉴赏也自成格调。

　　早在大学时期，李敖就常去台北市衡阳路文星书店，一天在大门门框背后，看到一幅画，是华特奥托的《夏日即景》，画中一裸体少女，伸出一足，在溪边试水，其人其景十分和谐。李敖被这画迷住了，他从来没有见到过这么大又这么美的裸体少女，可是他是个穷学生，当时价钱连问都不敢问，只能每次去多看几眼。不久这幅画卖出去了，李敖若有所失，心中十分挂念，从未忘记过。四五年后友人萧孟能说可以托人买到这幅画，李敖一听喜上眉梢，萧孟能干脆买来送给了李敖。

　　李敖住在“四席小屋”的时候，一天在逛衡阳路地摊的时候，看到《花花公子》杂志中间招页的大幅彩色裸照，便开始收藏起《花花公子》杂志来，最中意的就是挂在家中的这张裸照。照片中女孩的名字叫Judi Moterey，照片上的美女在白瓷砖砌的露天式浴池的泡沫之中，泡沫以上看到部分大腿，再向上看，则是可爱的小屁股，她的乳房不大，乳头被泡沫所遮，尤呈含蓄之美。她的发型是梳起来的，脸蛋娇小而秀气。这幅照片一直陪伴着李敖，李敖跟她神交，对其意淫，梦里寻她千面度。

　　李敖除了对女人的高度鉴赏力外，对艺术的鉴赏力也极高，这是一般人所不知道的。他这种高格调在台湾这个俗气无比的孤岛上，显得十分突出。李敖称台湾这个鬼岛本是中国的化外之区，又一变成为日本的化外之区，再一变成为国民党的伪政府的逋逃之区，集合了所有不搭调的所谓“艺术”，不但不能“出新”，也不能“推陈”。

　　李敖到台北后，与王尚勤的联系越来越多，尚勤到文献会李敖的卧室来得很少，但由于卧室挨着办公室，又有“哼哈二将”窥视，进出也十分不方便，尚勤来过两次后就没再来过。他们常约于溜冰场、电影院、公园和小河边，俨然是一对情真意切的小夫妻。

同居之后

　　李敖在文献会住了两个月，搬到了安东街231号3楼居住，这里的条件自然比文献会的条件好多了，李敖和王尚勤在这时同居了。

　　李敖打进文献会起，就没听过姚从吾老师的嘱咐。他继续在《文星》上发表《胡适先生走进了地狱》、《我要继续给病人看看病》等不合时宜的文章，与胡秋原的矛盾激化。

　　胡秋原早年参加共产党，抗战时加入国民党做中央委员并办党报。

　　李敖认为，胡秋原是一个反复无常的人，政治上不可靠，有一种“幻想的被迫害症”，总觉得有人在背后打击他。而胡秋原则认为李敖仗着自己的才气，对许多事不明真相就乱放炮，乱骂一气，乱扣帽子，对他的人格是一种侮辱。于是，胡秋原著文反驳李敖。

　　为了表明自己的观点，李敖在《文星》第60期发表了《胡秋原的真面目》一文，对胡秋原进行了反击。

　　王尚勤看到李敖陷在了文献会和胡秋原风波的漩涡中，提醒李敖说：“文献会非久留之地，陶希圣大有利用你的企图。”

　　果然，不久胡秋原开始控告李敖，李敖离开了文献会。

　　胡秋原告李敖的官司断断续续，绵延十三年，连李敖都觉得枯燥无味极了。

　　李敖深陷在官司中，王尚勤辅佐前后，使李敖在精神上获得巨大安慰。然而不久尚勤也陷入突如其来的丧兄之痛之中。

　　王尚义在台大医学院学医七年，临毕业前不幸得了晚期肝癌，毕业之日，即是他的死亡之期。

　　尚义临终前，李敖和尚勤去看他，尚义多愁善感的脸上露出临终前的恐惧和悲哀，美国女传教士在他身边劝他重信耶稣，他居然点头同意了。

　　尚义死后，李敖反思尚义的一生，感叹地对尚勤说：“尚义是希腊古典悲剧人物，他的悲剧，乃是他根本就是一个软性人物，一个弱者，但我始终不明白，这么善良、这么有才华的青年人，为什么不把自己打造成一个男子汉呢？——在一个时代里，只该有一种表现，那就是战斗的表现，男子汉的表现，可惜尚义不懂这些，从这些阳刚的角度看，尚义的早夭，无宁对他是好的，否则他活得愈久，就愈能沦为‘男琼瑶’，这样多要命！”

　　李敖为尚义之死感而作诗如下：

　　又信基督又信佛，口似黄莲心似婆，

　　自古失败在尝试，可知传法有果陀。

　　自从胡秋原的官司告一段落后，王尚勤因准备毕业论文，住在学校时候多了，后来干脆不跟李敖联系了，李敖感到有些蹊跷，但他想大概是尚勤临近毕业的缘故。

　　尚勤是李敖情感和灵性的寄托，李敖发现一旦尚勤一天没来电话，或不在身边，他的思维都会凝固。

　　他给尚勤写信：“亲爱的小女人，你不来我的灵性就没有了，什么也不会有了。”

　　可是一连等了好几天，尚勤也没有出现在李敖面前，也没有给李敖回信。

　　李敖百思不得其解，他来到农经院尚勤的寝室，看到尚勤脸色十分难看，同学们也以一种别样的表情看着他，李敖心里直犯嘀咕，吃不准到底出了什么事。

　　等同学们走出寝室，尚勤对李敖说：“李敖，知道吗？我不想成为你的小‘李子’！”说着便跑了出去。

　　李敖心里明白了几分，准是尚勤听到了一些闲言闲语，他想向尚勤解释，打电话约她出来面谈，可尚勤一直以毕业忙而拒绝。李敖当天回家写下一首十分凄婉的诗寄给尚勤：

　　　　　　　　　　　　　　夜色昏沉残梦迷，

　　　　　　　　　　　　　　残梦袭我醒来迟，

　　　　　　　　　　　　　　花开不易花谢早，

　　　　　　　　　　　　　　旧欢如水哪堪拾。

　　李敖对尚勤有些失望，他没想到只是一些流言就使尚勤如此不能承受，但是为了心中的爱，他还是再次给尚勤写信，想在她毕业前送给她：

　　“我进入你的生命里，如果能跟别的男人有一点点不同，那就是我当你四年大学的尾声时候，在你身上打下了烙印。你离开这个世界以前，也许会有一段时间来回想你早年的风流艳迹，你会回想起许多男人，你会想到我，回想到我在你生命中所占的地位——那时候，我大概死掉很久了！

　　“我时常想，我在你一生中，该占什么地位？对你的人生态度，会不会有重大的影响？这种影响，像一个小守护神，深深地支配着你，没有别的男人可以替代。在我的眼里，你是最能倾向我的观点的人。你能这样，并不是你智慧的反射，而是你灵光的一闪。你用这种灵光去照射一个不很简单的男人，赤裸的仰在他的赤裸底下，让他因吮吸你而得到生命的意义，使他更有光彩，更有个性，更像一个撒旦的化身。

　　“魔鬼在蹂躏小圣徒的过程中，使小圣徒也尝试着认识人生。我希望我能慢慢影响你，震撼你，使你不单只做一个piaymate，还要做一个“没有阳具的小异端”——纵浪大化，放流形骸，跟随真正的亚当去偷真正的禁果。”

　　尚勤收到李敖的信，一直没有及时给他回信，一是忙于毕业，一是心里还在对李敖犯嘀咕。她还拒绝了6月15日的毕业典礼上李敖为她拍照。

　　6月22日是尚勤的生日，尚勤终于在这个节日来临的时候向李敖“投降”了，因为她知道她其实是爱李敖的。

　　李敖得知尚勤有回心转意的迹象，在尚勤生日之前不断要求为她祝寿。他给王尚勤写信说：“亲爱的阴历的小寿星，美而廉的那丑八怪拍着她那大胸脯说：保证蛋糕在明天午后两点半送到。星期五晚上九点整，在教学门前恭候你——让我们按照新历法来过生日。”

　　接着李敖又说：“我的情妇：明天下午五点半见到你的时候，希望小寿星打扮得像个新娘子，花枝招展，浅笑戏颦，不亦快哉？”

　　生日办得热热闹闹，尚勤也开心，两个小情人之间的情感危机终于在一个特定的气氛中化解了。

花莲湾的美女

　　尚勤毕业后分到了花莲农校任教，后又到海星女中。

　　离别是在九月初，临行前，李敖到机场送她，大概是彼此心中都有一番难以诉说的情绪，在候机室内两人都沉默了好长时间，当广播里通知准备登机的时候，尚勤问李敖：“你会到花莲来看我吗？”

　　李敖捧着她的脸开玩笑说：“如果我到花莲一定是跟花莲市市长比赛。”

　　尚勤笑笑，没有眼泪，因为她的女同学刘鹤已代她哭出声来。

　　花莲位于台湾的东部花莲湾，临近太平洋，是一座美丽而宁静的城市。尚勤到花莲后，李敖一度又陷入情感的焦虑之中，好在李敖天生就是写情书的高手，于是差不多每天都面东而视，情涌笔端。

　　尚勤才走了三天，给了李敖一封信，李敖就有些耐不住了，他写信给尚勤说：“怎么直到现在还不见你的第二封信，是不是已经勾到了一个新欢啦？想到你没有带草帽去，所以‘吾家有女初长成’中的那种以帽子勾人的方法你不会用，所以我比较放心。”

　　李敖又说：“可是花莲一定有草帽店，如果有，我倒真希望花莲再着一次火，除了你的房子和你的教室，其他一切都烧掉——尤其是草帽店、咖啡室。”

　　李敖还告诉尚勤在花莲有他朋友杨尔琳，有什么急事可以随时找他帮助，但李敖说杨尔琳是他的“密探”，随时监视她的行动，可不能做对不起李敖的事哟。

　　杨尔琳政大政治系毕业，是李敖的中学同学，现在花莲中学教书。尚勤一到花莲，李敖就写信给杨尔琳，托这位仗义汉子酌情照顾尚勤。

　　杨尔琳按照李敖的信嘱，便去看望王尚勤。农校在花莲的最南端，杨尔琳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找到了学校，可是认错了人，错把刘鹤小姐当成了王尚勤。刘鹤告诉杨尔琳，王尚勤刚转到了海星女中。

　　杨尔琳又马不停蹄地赶到花莲市最北端的海星女中。海星女中由于是女子学校，门可不容易进，门卫对杨尔琳进行漫无边际的严格审查，杨尔琳又好话说尽，总算冲破重重门禁，可到校园一打听，所得到的答复是王尚勤小姐到市区去了。

　　杨尔琳以为尚勤去了同学刘鹤那里；又折回农校刘鹤处，可刘鹤说尚勤根本没来过。杨尔琳失望之极，他又一次赶到海星女中，可仍然没有见到王尚勤的影子，这时天已经黑了。

　　杨尔琳在心中埋怨李敖给他派了这么个苦差使，他不得不给李敖写信说，“看来你的媳妇只有等你来找才有幸一见了！”

　　杨尔琳还告诉李敖：“大台风将来，海浪高过二层楼，但是请放心，海女校舍坚如堡垒，修女们又热诚感人，纵使十个波密拉来决碰不到王尚勤一根毫毛！”

　　李敖收到杨尔琳的来信心里有些宽慰，因为他最担心的台风不会威胁到尚勤，但尚勤的具体情况却不清楚，又使自己不免牵挂起来。

　　他去信杨尔琳，希望能代他见到尚勤一面，以澄清情况。

　　几天后杨尔琳几经周折，终于在海星女中见到了王尚勤，为了能更多地获得尚勤在海星女中的情况，杨尔琳不厌其烦地问这问那，临走时，王尚勤笑着对杨尔琳说：“你真不愧为李敖的密探啊！”

　　杨尔琳给李敖写信说：“尚勤小姐给我戴上一顶帽子，说我是‘密探头子’。这顶帽子戴在头上可真不轻，我什么时候成了密探？而且还是头子？阁下耍人真不浅。”

　　李敖读信后，忍不住笑了起来，自言自语地说：“让你见了美人，戴顶帽子算是便宜你了！”

　　王尚勤在花莲，按杨尔莲的话说是全花莲的第一号美人，这让李敖既骄傲，又担心。他甚至神经质地幻想花莲全是他妈的采花贼，尚勤会随时面临着劫色的危险。于是数次飞到花莲，劝说尚勤跟他回台北算了。

　　尚勤说：“李敖你原来也是个小气鬼，简直是神经过敏，大概是给自己的花心所害的，自己整天想偷别的女人，总以为别的男人都像自己一样。”

　　李敖不好再往深处解释，只好在心底骂自己是个卑鄙而悲哀的男人。

　　冬天来了，天气转冷，李敖想到尚勤一床被何以度冬，便在台北买了一床太空被给尚勤寄去。第二天他给尚勤去了一信，此信可称是李敖情书中的经典之作：

　　我寄去的是双人被（单人被太小，不适合“小姑独处”。为一个漂亮的女人睡在被窝里春情大动，咬牙切齿，哼呀乱叫，滚来滚去，绝非单人被所能遮盖，故非双人被不可），但是被并不意谓你可在花莲勾引一个野男人来享用！如果一定要两人合睡，那么枕边人一定得限于跟你同性恋爱的老修女！或者是一个省运会的选手，不过，我想，她的脚巴丫子一定比老修女臭！为了不上当起见，最好你先请WORY肥皂的鉴定人——刘鹤先闻闻看（让老修女和短跑家坐在升旗台上，唱过歌后由刘鹤当场试验）。

　　太空被藏有小型的“录音机”，你找不到。专门收听是否有男人的声音。你到台北后，我检查棉被，如果声音是先“啊”后“哼”，那一定是偷人了；如果是先“哼”后“啊”，那一定是一个人了；如果是不“哼”也不“啊”或不“啊”也不“哼”，那一定是不假外宿，到花莲市区去开旅馆去了。总之你小心着吧！

私生女出生

　　尚勤在花莲整整工作了六个月，终于在1963年3月辞职了，回到台北与李敖同居。

　　这时李敖也自动从历史研究所休学，在家写作。9月1日，李敖第一本专著《传统下的独白》出版。

　　李敖的作品集出版，使王尚勤想到哥哥的临终嘱咐。

　　尚义一生多才多艺，但由于经济及其他原因，至死没有出过个人集子，他死前特希望他生前的好友能在他死后把他的遗著整理出版。尚义的朋友们经过一番努力后表示毫无办法，事件推给了尚勤。

　　李敖并不欣赏王尚义的作品，他认为王尚义的书对青年人有坏的影响，且写得也不成熟，但他还是勉为其难，为他出版了一个专著。

　　专著刚出版不久，王尚义感情线上的朋友又找到尚勤，请尚勤出面催李敖设法出版尚义的另一本集子《狂流》。

　　《狂流》一稿，尚义在世时李敖就看过，并为出版之事奔走过，但由于作品质量等问题，努力未成正果，这次尚勤把这个老问题重新提出来，李敖感到很是为难，表示暂时不出为宜。尚勤一气之下把稿子拿到一家小印刷厂去排，校样打出后，一塌糊涂，连尚勤都觉得既好气又好笑。

　　李敖看到尚勤如此执意，不得不出面将稿子转到自由太平洋文化公司的印刷厂重新排版，并力促自由太平洋文化公司以公司的名义出版，自由太平洋公司碍于李敖的情面，只好勉为其难。可是书还没有出版，王尚勤就出国了。

　　这是一个夏天的夜晚，与李敖厮守了一年多的尚勤向李敖提出了现实的问题：“宝宝（尚勤对李敖的昵称），我们结婚吧！”

　　李敖深情望着尚勤，然后冷静地摇了摇头。

　　“为什么？你不爱我？”尚勤焦急地问。

　　李敖又挤了摇头说：“不是的，你应该知道，我多么爱你！”

　　“那——？”

　　李敖把尚勤拥在怀里，深情地说：“尚勤，我在台湾凶多吉少，难免牢狱之灾，我的处境是不适合结婚成家的。”

　　“即使你坐牢我也会等你的，你答应跟我结婚。”

　　“不，尚勤，我没有权利让你受累，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尚勤没有再说什么，尚勤是个通情达理的人，她明白了李敖的话中的真义，她知道李敖的性格，她想这样劝他是没有用处的。

　　她抑起脸说对李敖说：“宝宝，如果我们不能结婚，我想到美国留学。”

　　李敖点点头说：“那就放洋吧！”

　　尚勤到美国后不久，才发现自己已经有了身孕，李敖被越洋电话里的这个消息惊住了。

　　他问尚勤：“能不能在美国把孩子打掉？”

　　尚勤说：“在美国有困难。”

　　李敖说：“那就生下来吧！”

　　尚勤说：“我生下她，你会爱她吗？”

　　李敖说：“让你生下她，会不爱她？”

　　1964年李敖和尚勤的女儿在美国出生了，尚勤在孩子的出生表上填上父亲李敖的名字，孩子取名Hedy lee，中文名小文。

　　陈鼓应知道小文在美国出生后，对李敖打趣说：“你这个女儿在美国出生，就是美国人了，你的目的，是二十年后，可以以‘美国人的爸爸’身份去美国。”

　　李敖哈哈大笑道：“李敖这么有远见吗？有本领把计划定到二十年后吗？二十年太长了吧？变化太多了吧？我靠小文去美国，还不如靠老蒋回大陆呢！”

　　陈鼓应笑笑说：“你以为我是说你的‘大头’有远见啊？我是说你的‘小头’哪！”

　　李敖说：“如今许多家长做‘小留学生’之梦，他们的‘大头’其实真不如李敖的‘小头’远见呢！鼓应老兄，真深知我‘小头’者，在这一点上，你真是先知呢！”

　　李文长到两岁后，尚勤把她送到台湾，希望留在她父母那里，以一年为期。这时候尚勤在美国已经有了男朋友了。

　　王尚勤在美国结婚后，李敖觉得孩子跟着外公外婆，会很不方便，便决定自己接回来，这时已过了一年的约定，大概是孩子的外公外婆喜欢外孙女，坚持不肯放人。

　　有一次，李敖约尚勤的母亲带小文看电影，电影散场时，在人丛中他和小文有计划地消失了，接着由李敖的弟弟一面通知小文的外婆“小文已被接回她爸爸那里了”，一面照料外婆安全返家。

　　当天晚上，小文的外公向警察局报警，说有人抢了孩子。当警察查明原来孩子是到她爸爸家的时候，只好放手不管了。小文的外公气得在电话中大骂李敖：

　　“你是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

　　李敖后来记述这段经历时说：“李文的外公河南土话中党字发平声而不发厌声，听来每逢党字出口，都是男高音，闻之尤觉恐怖。因为他老先生是河南省专员出身，他在家乡，官拜少将，为了革命，生杀予夺，不在话下。为了革命的需要，连他的小舅子都被当成共产党杀掉，其凶残性格、其大义灭亲气派，由此可见。逃到台湾后，王少将落魄，下放做台北县南港成德国小校长，大材小用矣！他一直以‘共产党’作眼中钉标准。他在台湾，如果有河南专员万分之一的权力，我早就被当成共产党杀掉了。多年以后，国民党伪政府开放探亲了，大陆共产党也宣布不咎既往了，有人问他何不回去看看？他摇头说：‘共产党饶我，可是被杀的人的家里，若有人出来，给我难看，这张老脸怎么兜得住？’”当然这是后话。

第四章　“文星”：花开花落几度春……

与刘秀嫚有关的花边新闻

　　《文星》是萧孟能、朱婉坚夫妇1957年在台北文星书店的基础上创办的杂志。1961年李敖在该刊物上发表《老年人和棒子》，颇得主编陈立峰的赏识，陈立峰又把萧孟能介绍给了李敖。萧太太朱婉坚，李敖也早就认识了。

　　1963年7月，陈立峰推荐李敖为《文星》主编，李敖不肯接任，后来陈立峰离职，萧孟能恳求李敖帮忙，李敖这才出山。

　　9月份，由文星出版的《传统下的独白》出版后，“中国小姐”、中国广播公司主持节目的刘秀嫚小姐特别约李敖做一次采访，这是李敖第一次走进录音室。

　　刘秀嫚长得甜甜的，清秀的脸庞，白里透红，身材瘦不露骨，是一等的可人。

　　李敖见到刘秀鳗便忍不住先开上几句玩笑，乐得刘小姐先仰后合，采访录先成了谈笑录。

　　在录音室，刘小姐的铅笔掉在地上，李敖手勤眼快，弯腰捡笔时，猛然看到刘小姐的小腿修长而白皙，非常迷人，是他看到的少有的美腿。李敖想，小腿尚且如此，大腿便可想而知了，于是便毫不客气地亲吻了她的小腿。

　　刘秀嫚只觉小腿被轻轻了扎了一下，马上想到李敖那张骂人的嘴，那张既讨厌又温柔的嘴，便佯装不知，继续做她的节目。

　　令李敖意外的是，就和刘秀嫚录了一次音，报上已出现了李敖和刘秀嫚谈恋爱的花边新闻。

　　1964年10月3日，《中华日报》上发表了洪敬思的《从绚丽归平淡——刘秀嫚弃虚荣》的报道，报道这样说：（传说她跟李敖在闹恋爱）七月初在选举第四届中国小姐会场，我问她这是不是真的？她微微地笑了笑，既不否认，也不承认。到底是不是真的，只有等将来发展来证明了。

　　媒体的捕风捉影还缘于李敖曾在一篇文章中对刘秀嫚的赞美，李敖在那篇文章中戏称她是“最使我着迷的美人儿”。

　　一个是大美人——“中国小姐”；一个是大作家——“文化太保”，两人的花边新闻足实使报纸的发行量大增。

　　1965年7月，台湾发生了两件与他们有关的大事：一件是从7月2日开始的《秀嫚信箱》，由刘秀嫚执笔发表在《中华日报》；一件是7月5日开始的《上下古今谈》由李敖执笔，发表在《台湾日报》。

　　刘秀嫚在《中华日报》的专栏，断断续续，发展得很不顺利，后来渐渐销声匿迹了。李敖很是为她可惜。李敖说，“秀嫚信箱”它真正的意义不单是信箱的执笔人写些什么，同样重要或更重要的，是信箱执笔人以她的身份和地位向人们宣示些什么。这是“普通人说”与“刘秀嫚说”的分际，刘秀嫚的重要就在这里，而她的苦恼也就在这里。刘秀嫚为什么苦恼，李敖没有跟她个别谈话的机会，但他猜想最主要的原因，是她文章的训练不够、思考问题训练不够，因此她执笔写文章和回答问题，只是普普通通的老生常谈而已。

　　李敖认为，刘秀嫚今日的路只有一条，就是下决心不再陪世俗来串假场面、下决心走她自己的觉醒生活。即使做个“女叛徒”，也在所情愿。

　　李敖还幽默地提出他和刘秀嫚角色转换的设想，李敖说：“在目前的现状下，我李敖虽然仍天下横溢、斗志不衰，可是毕竟因三年来树敌太多，相对的增加不少敌意和阻力，也增加了不少对我有成见的傻瓜。所以同一句话，不出自别人之口而出自我李敖之口，外面的反应就多少有点不同。常常是一句真理，因为是我李敖说的，有些傻瓜就是赌气，可是这句真理，不由我李敖说出而改由刘秀嫚说出的时候，它的‘说眼力’就会比我强得多了。”

　　李敖说：“美人在这个世界上，跟五十分上下厘米的电线一样，是阻力最少的物体。基于这样一种认识，我开始凝结我的妙想是：刘秀嫚若能写出李敖这样的奇文，那多好！她的美丽若加上我的天才，那多好！我情愿挖空我的脑袋，把我的天才全部送给她，叫他妈的上帝彻底做一个不公平的上帝：一方面使美女兼做才女；一方面使‘文化太保’变成‘文化白痴’。”

　　《上下古今谈》一共写了五十四天，到8月27日停止了。李敖马上写信给《台湾日报》总编夏晓华先生，推荐刘秀嫚掌握这一方天地。他希望夏晓华用不错的礼遇，正式邀请刘秀嫚来主持这一专栏。

　　媒体对李敖和刘秀嫚的“花边”妙作随着《秀嫚信箱》和《上下古今谈》的消失而沉寂了下来。随后刘秀嫚才正式向媒体宣布：李敖喜欢她但并没有追求过她。

一只空谷中的“夜蒙”

　　《文星》杂志社附近有一个咖啡馆，装饰典雅，生意兴隆，

　　李敖常在这里用餐或会谈。

　　老板娘是一位漂亮的年轻女人，长得清秀匀称。眼睛不算大但如出水芙蓉，顾盼生辉；嘴唇丰满，给人一种一看就想吻它的冲动。

　　这位多情的少妇，名叫谷莺，原籍上海，为了解决娘家经济困难，嫁给了一个流氓丈夫，婚姻很不如意，是一个现代式的“怨妇”。

　　李敖到咖啡馆来的次数多了以后，对谷莺产生了很好的感觉。李敖坐在咖啡馆里最喜欢远远地偷看她的小腿，而她坐在那边，一腿盘在另一腿上，小腿呈现得更为诱人。

　　李敖的窥看慢慢引起了谷莺的注意，谷莺问李敖：“我觉得你喝咖啡的时候都比别人有滋有味，是不是你的品味很特别？”

　　李敖说：“咖啡和品味，对于一个喝咖啡的人来说都是第一，品味很好的人得有好咖啡，咖啡再好得有会品的人。”

　　谷莺说：“可是为什么有的人品了咖啡却连咖啡杯也要品呢？”

　　李敖说：“这个人一定是个盖世无双的人。”

　　谷莺眯着朦胧的眼睛笑笑，露了两排好看的牙齿，她说：“你品出咖啡的味道是什么？”

　　“忧伤。”

　　谷莺听到这两个字，心猛地动了一下，她或许从来没听到人说过咖啡是这样一种味道。她认真地打量着李敖好长时间，然后用一种梦一般的发音缓缓地对李敖说：“你是一个懂咖啡的人。”

　　李敖不但品出了咖啡，也品出了谷莺的活，就像谷莺读出李敖的弦外之音似的，终于有一天李敖把谷莺约到了家里。

　　那是春天，万物吐芽，台北的天空短暂地飘着丝丝的小雨。在计程车上，谷莺把旗袍散开，李敖看到了露出丝袜上端的大腿，那是李敖最喜欢的部分。

　　后来李敖在《大腿上的丝绸之路》一文中记述了这次的印象：用吊袜带时代的女人，她们在内裤与丝袜之间，就是吊袜带发生作用那一段，大腿是裸露的。冬夜时分，与美女夜游，坐在车上，伸手去摸那一段大腿，虽约翰复生，亦将别着福音，以告来者。”

　　李敖在文中描绘的大腿就是谷莺的大腿。谷莺大腿有丝袜时令他神往，丝袜脱下来时令他销魂，李敖感慨道：美腿当前，人生还有什么比这更值得看的呢？

　　李敖对跟他上床的女人有五个条件：瘦、高、白、秀、幼。“瘦”不是皮包骨，而且瘦不露骨，李敖绝对忍受不了胖。由此可推，他也不喜欢大乳房的女人，他说大奶总给人笨笨的感觉。

　　他也不喜欢大屁股的女人，因为大屁股女人给人的感觉是野蛮。

　　李敖把谷莺带到安东街231号他的住处，少妇美丽的肉体令他十分震撼。李敖称她“肉得匀称”，可说是他雅好“瘦不露骨”女人的一个例外了。

　　在李敖那张大床上，谷莺让李敖充分占有了她，当她从床上下来的时候，李敖发现了她满眼泪水。

　　“为什么会这样？是什么让你如此伤心？”李敖抱紧她的头问道。

　　“是咖啡、欲望、你和一个女人的身世。”谷莺说。

　　“咖啡要品，欲望得发泄，女人的身世可以改变。”李敖“别说了，别说了！”谷莺把李敖抱得更紧，她说，“我知怎么做，我知道……”

　　谷莺慢慢坐起来，穿好衣服，当她走到门口的时候，忽又转过身来，在李敖的唇上吻了一下，然后从包里拿出一张照片给李敖，暗示从此永别。

　　谷莺以泪洗面使李敖离开，让李敖有些伤心，几天以后，他的脑子里还是谷莺的美好身影。或许是一种同情，或许是一种复杂的爱恋，李敖在咖啡馆里见到谷莺总是欲言又止，而谷莺更是尽最大的可能回避着李敖。

　　李敖无奈，只好认可了眼前的现实，他想他不会再到咖啡馆里折磨她了，在最后一次去咖啡馆的时候，他交给了谷莺一封信：

　　你记得希腊神话里《夜莺》的故事么？“夜莺”本是一个公主（名叫Philomela），被一个她不喜欢的男人占有，最后，她逃掉了，那个男人在后面捉她，她便受天上神仙的保护，变成了“夜莺”。

　　当我想到你的身世，看到你的名字，你知道我做何感想？我仿佛看到一只最可爱的空谷中的夜莺，在找不到保护她的神仙。

　　我不是夜莺眼中的神仙，我是魔鬼。

　　当你用眼泪使我走开，我觉得我不该再加深你的难题，虽然在难题下面，我会加上一个问号。

　　我痛苦地觉得人间对你太残忍，在你刚对人生睁开眼睛，你已被环境捆住了手脚，别人强迫你背上十字架，你无法再挣扎——你背上了它。

　　别人只会从你身上取去食物或给你食物，但是他们不能取去或给你“生命的意义”。在你一生中，也许只有我的出现没，才会有这种意义。

　　答应我不要再哭，我也答应你。当你我发现人生的苦痛是那么当然，我们该知道眼泪不是应付它们的最好标记。

　　如果此后你有什么快乐要人与你共赏，有什么烦恼要人同你分担，如果你愿意，请你记得我。

　　你永远别忘记：有一个肉体暂时离开你的人，他的心灵却在你身边，他随时等你叫他为你做点事。

　　在多年以后，你会看到我的一部小说，在那里面，你会真正找到你自己。

　　李敖与谷莺的私通是他平生第一次与有夫之妇私通，这“奸夫”的身份李敖以后还有过一次，仅两次而已。两次私通对象的丈夫他都不认识，他便没有什么道德故障。

　　李敖另外一个做“奸夫”的假设条件就是，“私通”如果有利用权势、伤害别人或影响公众利益之处，他也不会做的。按李敖的道德标准，他不会跟朋友的老婆有任何不够朋友的事，这也是后来柏杨栽诬李敖与他太太艾玫有染而令李敖愤怒的原因。

海蒂：梦与现实的碰撞

　　李敖说他跟女人的关系可分为四大类：第一类是跟他有性交关系的；第二类是没有性交关系但有肌肤之亲的；第三类只是相识但却长入他梦的，所谓梦，主要是白日梦式意淫；第四类是双方完全不认识的，比如电影、照片、画中的虚幻的女人。

　　这四类关系中的女人其实有时也是可以转换的，有的女人就第三类渐转成了第一类。

　　吴海蒂就是这样的一个女人。

　　李敖第一次见吴海蒂是在三年前的台大校园，那天她跟一个很有些风度的男子坐着三轮车从研究所旁经过，李敖一眼便识出了这个绝佳的美人，但美人旁边的男子却让李敖有些怯而止步，李敖设想那男子很可能是美人的未婚夫。

　　海蒂是李敖见到的最漂亮的女子，面庞清秀，皮肤白皙，身材窈窕，气质高贵。这样的女子自然最易长入李敖之梦。

　　1964年5月初，李敖改租水源路19号的“水源大楼”三楼，这里离商场“君子行”很近，日常的李敖一般都到这里买东西。

　　有一次，李敖在“君子行”的人群中终于发现了现实中的海蒂，她穿着细花短裙，手执小拎包，步履轻盈，神情矜持，俨然一副名媛作派。和海蒂在一起的是“北洋军阀”唐天喜的女儿唐静琴。唐静琴跟李敖相识，看到李敖后便出于礼节把吴海蒂介绍给李敖相识，让李敖想不到的是唐静琴原来是海蒂的干妈，更让他吃惊的是，海蒂，这个梦一般的女人若干天后便在他那现实的床上，软语婉转，极尽娇媚。

　　海蒂是苏州人，香港英文书院毕业，她父亲是三十年代中国全国运动会的风云人物，母亲则是一个酒鬼。海蒂其时在NACC（美国海军情报中心）当秘书，那时她的未婚夫（台大与海蒂坐在三轮车上的男子）去美国，她被官方限制，暂时不能出境，只好留在台湾。

　　李敖和海蒂相识后便马上有了几次甜蜜的幽会，那时正逢李敖盛年，《文星》盛世，台湾文坛大有李敖天下之势，美丽的海蒂便在李敖的感情上寻找到了寄托。

　　自“君子行”相识后的第二天，李敖和海蒂便有了第一次约会。

　　“男人的眼睛有一种俗，它把男女关系都简单化了，情欲化了，这是不是男人独有的劣根？”海蒂说。

　　“男人眼中的俗或许还是一种审美，一个男人心里的俗才是真正的可怕，男女关系真是够简单的了，就是唯美的关系。恋爱是如此，结婚是如此，离婚也是如此。”李敖说。

　　“审美岂可解释一切？”海蒂说。

　　“我们习惯上讲真善美，‘真’是科学哲学的问题，‘善’是伦理经济学社会学的问题，‘美’才是美学艺术的问题。凡是涉及到真善的问题，我认为女人都不适合去追求，你只要做一次选择法就够了，如果‘真善美’三者不可兼得，一定要女人选三分之一，全世界所有的女人，都会宁愿不做真女人，不做善女人，而要做一个美的女人。”

　　“你是意思，女人只有美和丑，没有好和坏了？”海蒂说。

　　“女人宁愿是个假女人，坏女人，也要是个美的女人，女人的本质是唯美的。你想想，一个女人若在追求美之外，还要追求真和善，还要替天行道，还要大义灭亲，一定会发生可怕的错误。”

　　海蒂听李敖说得头头是道，便问道：“你对女人好有研究，你有没有专门研究过男人？”

　　“凡是人我都会去研究，男人我也研究，要研究男人我就研究我自己。”

　　海蒂说：“你的口气好大，好像只有你是真的男人。”

　　李敖说：“我要让你看看什么是真的男人。别以为你碰到或跑开的那些男人是男人，他们全不是，他们只不过是‘雄性的动物’而已。我要修正你二十多年来对男人的定义，我看到你跟那些假的男人在一起时，我好难受。为什么十足的女人不碰到百分之百的男人？我要彻底追究这个答案。我要从你身上得到这个答案。不要笑我自负、很神气，你碰到我，你会失败的。”

　　海蒂的确是失败了，几天以后，在水源大楼李敖的家中，一个女人的全部的美在李敖美学的眼中玫瑰般绽放，一个女人全部的羞涩在情欲的互动中落花流水，她溶化成了蝴蝶、水和梦……

　　她喃喃自语——

　　“我变成蝴蝶的吗？为什么我会飞？”

　　“我变成水了吗？为什么我会流？”

　　“现在是在梦中吗？为什么这么飘飘然？”

　　当海蒂到水源大楼去了一次后，世间的男人在她眼中全消失了。他只记得李敖，只记得水源大楼那间小小的屋子。那里没有冰箱，没有冷气，只有永远不灭的爱情之火。

　　海蒂由于秀丽可人，气质非凡，很快被导演陆建业、崔小萍看中，他们正要拍摄琼瑶的电影《窗外》，便拉海蒂出演女主角。海蒂跟李敖商量后决定去试镜，哪知一试便成。海蒂主演的《窗外》在同行中受到好评，但由于该影片因纠纷未能放映，后来林青霞做女主角的《窗外》是第二次拍的。

　　海蒂因主演《窗外》已小有名气，在台湾也在名媛之列，李敖说她是天生具有名媛功夫的女人。

　　有一次在中央酒店吃饭，邻桌的涂咪咪，是中国小姐候选人，也是台湾名媛。咪咪为了表示“媛媛相惜”，特委同桌一人过来，向海蒂说：“涂咪咪问你好。”不料海蒂详做不知状，傲然回问：“谁是涂咪咪？”问话人一听一脸尴尬，立马走了。

　　李敖说，吴海蒂明明知道涂迷迷是谁，却佯做不知以折辱之，真所谓名媛功夫也！

　　可是名媛的功夫再怎么过人，碰上李敖也就只能甘拜下风了。

　　海蒂常常被李敖的调侃和嘲讽弄得哭笑不得，只得暗自叹喂：我真是注定要败在他手下的人。

　　有一次海蒂身有微疾，李敖问海蒂：“你的病好了吗？”

　　海蒂认真地说：“还没完全恢复呢。”

　　“你应该听我的话，若还不舒服，赶快去看医生。”李敖说着捧着一大堆报纸，说：“为了怕你碰到‘风流医生’，我特地拼命忙了一阵，剪了一堆 ‘女医生’的广告给你，希望你去送钞票。我现在傻想：我真不该学文史，我该学工医，那样的话，在你健康的时候，我是工程师；你生病的时候，我是医生，趁机 ‘风流一下’该多好！”

　　秋天的时候，李敖去了一趟台中，第二天就要回来了，可他还给海蒂写信调侃一番，以获一种甜蜜的满足。

　　李敖在信中说：“今天早上四点钟上床，想你才能睡，可是想多了又睡不着。我想到那条菲律宾做的三角裤，我又笑起来了！好大呀！你一定要活到一百岁，才能长到那么大的屁股！可是你活不到一百岁，你是‘红颜薄命’的。这一点，我会跟你密切合作——我也是短命的。并且，为了长个大屁股而活到一百岁，也大可不必，万一长得过了火，屁股大得连棺材都装不下，怎么办？那非得订做一个有曲线的棺材才成。至于你，我的美人儿，棺材上要设计一些图案，至少该在棺材上‘和’一把‘大三元’。这样的话，你即使‘红颜薄命’，也不会‘死不瞑目’了。”

　　海蒂在“水源大楼”三号那间没有冷气、没有电器的陋室里与李敖同居了一段时间后便去了美国。

　　当她抵美后，发现未婚夫背着她偷偷跟别的女人结婚了。海蒂在一阵伤心后，决定报复。她千方百计先把未婚夫抢了回来，结婚后又离婚，然后嫁给一位教授，算是草草安排了自己的命运。

燃烧吧！阿贞

　　“文星”时代，由于李敖大力提倡中国“全盘西化”，主张走现代化的道路，《文星》的自由、民主、开明、进步、战斗特色越来越鲜明，当局给了它十数条“罪状”，诸如：《文星》是“卖国”者；是汉奸；是“匪谍头子”；走《自由中国》的路；是叛乱，协助台湾独立；勾结国际奸人费正清；与中共隔海唱和；反对中国文化；煽动青年；反对国民党等等。就这样，《文星》成为《自由中国》杂志以后，当局眼中钉的递补者。

　　1965年8月31日，警备总部发布查禁命令，命令称：《文星》杂志第九十期张渊涛的《陈副总统和中共祸国文件的摄制》一文中，附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原文，有为共党宣传之处，触犯台湾省戒严期间新闻报纸、杂志、图书管制办法第二条第三款，应依法第七条之规定予以查禁，并扣押其出版品。

　　《文星》第九十期的查禁，只是一个动手的信号。12月26日下午，李敖正在家里忙着下一期的《文星》，萧孟能走进来，平静地说：“别忙了，休息休息吧，命令下来了，我们杂志被罚停刊了。”

　　李敖粗粗地叹了一口气，躺在沙发上，什么也没说。李敖能说什么？《文星》的停刊主要还是因为李敖的存在，他与国民党毫无渊源，不像萧孟能，萧孟能的老子萧同兹曾当过国民党“中央社”十八年的社长，现在是“总统府国策顾问”。

　　如果说李敖与国民党有间接的渊源那也是他遇到阿贞以后。

　　李敖离开“文星”后已经有了一些积蓄，便买下了“国泰信义公寓”一户大套房，总价十二万。李敖这户的东面两月是文星资料室，西面一户由陆啸钊买下，四户相通。在起造过程中，李敖发现房子盖得不老实，偷工减料，面积也不足，于是他单枪匹马找国泰信义公司理论。

　　国泰信义公司总板蔡万霖是个肥头肥脑的家伙，见李敖来了，很傲慢地对李敖说：“李先生，你知道我们蔡家兄弟是什么出身吗？”

　　李敖说：“你们是流氓出身。”

　　蔡万霖听到李敖单刀直入的口气，吓了一跳，愣愣地看着李敖。

　　李敖接着说：“蔡先生，你知道我李某人是什么出身吗？告诉你，我也是流氓出身的，不过我会写字，你不会，要不要打官司、上报纸，你看着办吧！”

　　蔡万霖看到李敖颇有来头，一下子软了下来，对李敖说：“李先生，你不要生气，我们施工中的确有些失误，你说怎么办吧，全照你的办。”

　　李敖说：“那只有赔偿了。”

　　蔡万霖说：“赔，赔，我们交涉一下，看该怎么赔，好吗？”

　　李敖在和蔡万霖理论时，发现他的旁边一个漂亮的女人一直盯着他，她就是阿贞。她是来找蔡万霖的老婆打牌的。

　　李敖临出门的时候，回眸了阿贞一眼，她借故出来，走到李敖身边，轻轻送给他一句话：“李先生，你的胆量过人。”

　　等李敖反应过来，阿贞已经走进了卫生间。

　　阿贞是国民党党营企业中兴公司头目的姨太太，30出头，有一头很漂亮的卷毛和一双抑郁的眼睛，五年前她在一种功利的驱动下，给人包了二奶，过着荣华富贵而冤怨寂寞的生活。

　　李敖和蔡万霖理论的全过程全在阿贞的视线里，他对李敖的勇气佩服极了，而不久以后他们又有一次意外的相遇。

　　那是一个朋友的酒会，在这个各路名流和贵夫人云集的盛宴上，他们隔着饭桌彼此都感应到了对方火热的心跳，当酒会结束的时候，阿贞走到李敖身边，轻声地说：“你把我的心看得直跳。”

　　李敖打趣地问：“你的心原来不跳吗？可你把我的心看软了呀！”

　　阿贞说：“我看你是想看你一张骂国民党的嘴长什么样子。”

　　李敖说：“我看你是想从国民党姨太太的眼睛里看到国民党的气数。”

　　阿贞说：“你真是文化人的嘴，你看到什么了？”

　　“我从你忧郁的眼中看到国民党的气数已尽。”

　　阿贞说：“你真是不怕死的人，我的先生在看我了。”

　　“我多么想他现在是只兔子，跑得越快越好。”李敖说。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阿贞看着李敖的眼间。

　　“当然知道，你等着吧，我会很快再看到你的！”

　　秋后的一个夜晚，阿贞佯称去玩牌，来到了信义路四段217巷16弄19号之三国泰信义公寓四楼李敖新居。

　　台北的夜很静，秋虫的鸣叫在城市的夜中显得孤单而空洞，阿贞的步子很轻，在上楼的过程中她感到自己的脚步和夜一样静得有些可怕。

　　“你的文章是不是太丑化国民党了？”阿贞坐在李敖书房的沙发上，她让李敖轻轻爱抚着她一头乌黑的长发。

　　“你不能丑化猪八戒，猪八戒就是猪八戒，我只是写出事实来而已。”李敖说。

　　“你对他们那么反感？”

　　“岂止是反感，还有恶感。”

　　阿贞笑笑，说：“你真是唱反调的专家。”

　　李敖说：“唱反调是我的正业，我若不唱反调，反倒是失职。干刽子手的，你不能说他是杀人犯，干刽子手的不杀人，反倒是失职，干监察委员的，你不能说他不忠厚，干监委的不揭人短，他反倒是失职，干我这一行的，职业特质就是唱反调。”

　　阿贞说：“我第一次看到这么有性格的人，所以那天在蔡万霖那里听到他们叫你李先生，我就在想，这么有胆量的人莫非是李敖？”

　　“李敖没什么了不起，他一生就是两个爱好，爱惹官司，爱女人。”李敖说。

　　“你爱的女人都是新女性？”

　　“新女性以愈来愈有性格而自豪，实际是她们无性也无格。”李敖吻着阿贞。

　　“你说得过分了，很多的新女性也是很感性，又很性感。”

　　“有感性无性感的女人，可以做女作家，有性感而无感性的女人，可做女明星，无感性无性感的女人，就可以做欧八桑了。有感性又性感的人，我想你可能是一个。”

　　阿贞笑笑，说：“我原来是这样，现在不是了，我已经没有多少感性了。”

　　“你会回到从前，是的，你会，你会……”李敖把阿贞抱紧，吻着她长长的脖子。

　　阿贞的呼吸在加快，她轻轻地对李敖说：“冷，我感到冷……我感到我冷却的一切都在复活，让我活在今天吧！”

　　李敖动情地说：“亲爱的，今晚，你就是我的小国宾。我要让你再次燃烧……”

　　床上的阿贞动情而忧郁，她是李傲见识过的一个别样的女人。冷而艳，妖而狂，令李敖心旌摇动，渴望不已。

　　第二天清早，李敖把阿贞送走，回来后，他把没有说尽的话写成一封信悄悄悄给了阿贞：

　　在回家的路上，你说你冷得发抖，因为那种冷气“不正常”。我引申你的意思，说：“不正常从五年以前就开始了！”想想看，亲爱的，还有什么生活方式、什么遭遇，会比你这五年来的一切更“不正常”呢？

　　也许你愿意知道，对这种“不正常”的感受，“局外人”如我，比起“当事人”如你，也许并不轻了许多。当我想到社会对你的不公平——太早太早就开始的不公平，我的痛苦，不会比你更少。恰像那神话中被关在古塔里的小女神，想拯救她的人，在某些方面，可能比她还着急。

　　请想想我的话，亲爱的阿贞，打起精神，努力去过一种新生活，选取一种新生活方式，剪断过去的幽光魅影，不要对人生失望。

　　其实，想开点说，人生又是什么？人生就像你昨天晚上送我的那支Salem香烟，它一定要经过不断的燃烧，才能有意义，正如那古诗中的蜡烛和春蚕，它们一定在成灰和丝尽以后，才算“徒劳”完毕。从死亡的终点站来回溯人生，一切似乎都是“徒劳无功”的；但是你若换一种角度，也许你会发现，正因为一切都要成友丝尽，所以把握眼前，争取现在，才是真正有意义的事。寒冷的过去所已做的和渺茫的未来所将做的，都不因我们的肯定或否认而有所改变，对变化无常的生命，我们能够控制的，实在还太少太少。正因为人生如此飘零不定，“活在今天”对于我们，才显得比其他生活方式更值得选择。我们不该忽略这种选择。

　　昨天你上楼后，我一夜没睡好，我预感到你不只是我梦里面的人，你从这个梦里走出来，变得更真实、更美、更楚楚动人，使我在成灰丝尽以前，永远难忘。早上“七点钟”快到了，我认为我的信到你那儿比我的人到你那儿更好。也许下一次——如果你允许我有下一次的话——我不会送一封信到你那儿了，我会送一些“火柴盒”，使你“燃烧”。

　　李敖与阿贞的一夜风流，李敖解释说：“这不是‘偷人老婆’，而是‘偷人姨太太’、‘偷国民党大员的姨太太’”。这也算李敖与国民党有了间接的渊源了。

蒋芸：迷人的江南美女

　　1967年春，《文星》被迫改组，总编辑请的是军方人物胡汝森上校。在官方的压力下，文星开始“从良”，编起与政治无关的字典来。他们还成立编辑小组，政治大学中文系的女生蒋芸是组员之一。

　　蒋芸两年前就是一个颇有才气的校园女作家了，曾投稿《文星》批评李敖，与李敖缘悭一面，如今这个李敖的反对者一下子了李敖的隔壁上起班来。

　　蒋芸是苏州人，不但才情出众，也是一个典型的江南美女，因为她太漂亮迷人，所以李敖第一眼见她的时候，马上升起一种爱怜之心。

　　李敖是在无意中成为汽车阶层的，文星改组后，李敖自感文星炭发可危，为自谋生计方便，打算买辆机车，不料买机车分期付款要两个房保，买汽车开支票只要一个房保，李敖想请萧孟能为他做保，但萧孟能借故推脱，李敖只有信义公寓母亲名下的一个房保，其他别无房保，所以买下三百六十CC的凯莉小汽车，这辆身价连计程车都不如的小汽车开起来却方便得很，到处可停，与凯迪拉克无异。

　　那天李敖在下班的路上就是开着他的这辆凯莉小汽车无意中遇到蒋芸的，蒋芸站在一条十字路口，似乎在等谁，李敖走上前去：“蒋小姐要去哪里？”

　　蒋芸见是李敖，笑了笑说：“我也不知道。”

　　“你是在等我吗？”

　　蒋芸惊愕地看着李敖，然而煞有介事地说：“我是在等你吗？对，对，我是在等你。”

　　李敖说：“那就请上车吧。”

　　蒋芸上了车才知道，她也不知道要去哪里，于是李敖带着她兜了一阵风后，把她送回了学校。

　　第二天早晨，李敖约蒋芸中午到东门“美而廉”餐厅吃饭，她同意了，可是快到中午的时候，她又临时决定不去了。

　　李敖好失望，可他还是开车来到东门，在“美而廉”门前，李敖无意中看到蒋芸站在对面行人道上朝这边张望，在看他来了没来。李敖心里暗暗骂道：这个鬼丫头！

　　蒋芸看到李敖，满意地笑了一下，李敖也相视而笑，两人无言地走进餐厅。

　　“想不到你还来了！”蒋芸说。

　　“因为我知道你会来所以才来！”李敖说。

　　这两句开场白显得很无聊，很生硬，不过这顿饭吃得很愉快，比李敖当初想像的要好，蒋芸还喝了一杯啤酒，脸上泛出红晕，谈兴很高。他们从文学谈到历史，从艺术谈到政治，似乎有议论不完的话题。

　　吃完饭，蒋芸让李敖找些旧俄作家的书给她看，她尤其想看果戈理的作品。李敖回家准备了一些果戈理的书，《外套》就准备了两个版本，下午本想带给蒋芸，可由于萧孟能来找他商量编辑部的事，而没法送去。

　　第二天，李敖把准备好的书籍送给蒋芸，可在路上，小“凯莉”和别人撞了车，他的车左边的灯被撞得回了进去，保险杠折损，左前轮撞坏，左门撞弯，上面玻璃纷飞，而李敖的左肘和头部都受了轻伤，同车的美国CM的特务Miles膝部撞出血来。

　　出事的原因是由于李敖开车太快，正好碰上了对面来的开快车的司机。李敖看到自己刚买不久的车被撞成这样，自己又多处受了伤，却毫不惊慌，再看看果戈理的书还在车内没被撞飞，更是有一种喜出望外的兴奋。Miles看李敖出事后谈笑自若，当场给他拍了几张照片，说要洗出来送人，让人看看台湾“文化太保”的镇定工夫。

　　出事后，一个警察闻讯赶到，他查看了双方的身份证，当看到李敖的身份证时，兴奋地说：“哈，你就是李敖！我们有拘票，正要抓你呢，快跟我来吧！

　　李敖说：“跟你来可以，不过你们要抓我，却等到我撞车时才找到我，未免太迟了吧？”

　　警察说：“是太迟了，但毕竟抓到了，你不要凭侥幸心理，认为警察都是白吃饭的。”

　　李敖被带到了警局，那位警察让他坐在外面等候，他进去向上司报功去了。

　　李敖坐在那里不尴不尬地等着，可一会儿只见那位警察就折回来了，他满脸通红，向李敖鞠了一躬，连连说：“李先生，抱歉，抱歉，弄错了，弄错了，请李先生包涵包涵，实在对不起！

　　原来李敖在《文星》九十八期有一篇文章攻击司法黑暗，惹得“司法行政部门”的所谓领导者大怒，叫检察官以“妨害公务罪”起诉李敖，检察官把传票发到文星书店，传李敖不到，以为李敖故意抗传，所以发布命令只要见到李敖即拘，而检察官早已找到了李敖，但警察却不知道，以至弄巧成拙，成为笑谈。

　　李敖把书送给蒋芸时说：“好险哟，差点送了命，都是因为你！

　　蒋芸说：“怎么是为了我呢？”

　　李敖说：“因为当时我脑子里全是你的影子，我想买一架漂亮的台灯送给你，结果开了小差。”

　　蒋芸有些感动，但佯装镇静，她只偷偷膘了李敖一眼，然后说了一句：“你大概是在看别的女人吧！”

　　李敖紧接着一句：“认识了你，还看什么别人，你可以使别人‘花容失色’。奥德丽说她的一个鼻子就可以抵得上一打整个的女人，你呢？你的一个鼻尖……”

　　蒋芸说：“好话不要钱买呀，不知道你跟多少女人这样说过，说出来这么顺溜！

　　李敖说：“前天下雨，我怕你淋着，特地从街上赶回，挂了一把伞在报箱上，还附了一信，可是我没想到你走得那么早，所以等到五点十分，我又把伞和信收了回来。”

　　蒋芸这下可是很认真地听着李敖说话了，她明亮的眸子一闪一闪，注目了李敖好一会儿，才说：“你别说了。”

　　李敖说：“我不说，你到我家，我们慢慢说。”

　　那是一个星期天的下午，蒋芸如约而至，她进门的第一个动作让李敖十分意外，她拿起李敖的烟斗仔细观赏，还把它擦拭得很干净。然后他们坐在柔软的沙发上交谈，延续着前些天的话题。

　　这一天蒋芸在李敖家呆了很长时间，第一次接受了李敖的亲吻，她宛如一个梦中的少女，说着许多“飘在云里”的话，令李敖神魂颠倒。

　　第三天，李敖在信纸上给蒋芸留下这些话：“英国女诗人，写她爱的境界是‘灵魂’所能达到的‘高、广、深’，我年纪越大，越感到用‘深’来爱人是一种什么味道。我喜欢的两句古诗是：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

　　李敖与蒋芸的恋情已初见端倪，但为避免不必要的麻烦，他们约定每星期只见一次面，平时不许串办公室，李敖嘴上答应，可此情难禁，他差不多每天都要给蒋芸写信或电话，信写得有些肉麻，充满着对蒋芸肉欲的思念和渴望。蒋芸大概是为了给李敖洗脑，给李敖准备了一些可“净化灵魂”的书，一本是《欲之上》，叮咛李敖不要那样喜欢肉欲；另一本是《小白驴与我》鼓舞李敖要继续长保重心。

　　1967年3月的最后一天，李敖在通读了蒋芸给他提供的书后，给蒋芸写了信说：“还有什么能比得过看你‘谈笑风生’？享受跟你在一起的快乐？跟你在一起的时候，一切除了蒋芸以外的事都云散烟消，你会觉得你飘在云里，浮在水上，飘浮之间，你会感到生命与原始，色彩与天籁，你不再Dirt，在她轻盈的笑谈中，你已被洗练——你是一头‘小白驴’。”

“欲之上”与“欲之中”

　　4月份，蒋芸不再在《文星》编字典了，不再成为李敖的上班邻居了。分别的那一天，李敖送了一支钢笔和一支原子笔给蒋芸，并不无感伤地对她说：“钢笔，我已替你装好你喜欢的墨水；原子笔，我代你换成红色，虽然用红笔写信的日子已经消逝，但以备不时之需，也是好的。”

　　蒋芸接过李敖的钢笔和原子笔，亲吻了他后离开。

　　蒋芸离开文星后，单纯做她的大学生去了，李敖与她见面也不如以前方便了，除了每个星期天见面外，李敖与她的联系只有靠书信了，可是书信只能解决李敖的一部分问题，他要的是一个活生生的蒋芸。

　　一个星期天，吴申叔来电话请李敖吃饭，正好蒋芸也在，于是他拉着蒋芸一块去了。

　　吴申叔是李敖文星初期的朋友，他的父亲是大名鼎鼎的国民党元老吴忠信，吴忠信早年的风光远在蒋介石之上，他在民国元年就做上首都警察总监，肇和军舰起义，他是参谋长。吴申叔是学文艺的，他拍了一部名叫《海浦春潮》的电影，可不知怎么回事，伪国防部总政治部就是不让他这部片子过关，弄得他一身是债，他在走投无路之时便找到时任“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的“经国哥哥”，可“经国哥哥”不予理睬，于是他改用晚一辈的身份，重新提出陈情，可仍没有下文，吴申叔感到了吴蒋两家已今非昔比。吴申叔曾感叹地对李敖说：“李敖兄，最令我不服气的一点是，没有我们吴家替他们打天下，哪有蒋家的天下！如今他们有了天下，却连场电影都不准我们拍，这算什么公理？！

　　李敖和蒋芸来到吴申叔家，发现客人还有《蒋介石传》的英文作者熊式一、京剧名角李湘芬、国民党将军林文奎等。

　　李敖把小蒋芸介绍给吴申叔，申叔诡秘地一笑，对李敖说：“你小子每次都给我带来惊讶！

　　熊式一一见蒋芸，马上从沙发上站起来，张着一口大嘴对李敖说：“李敖啊，你的文章写得那么好，是不是因为有漂亮女人的缘故啊，你瞧，这么漂亮的小姐坐在你旁边，每天得有多少灵感呀。

　　李敖因对熊式一在《蒋介石传》中马屁十足，很不喜欢他，于是便说：“未必有女人才有灵感，我的灵感是来自女人，你的灵感则来自蒋介石的一具僵尸。

　　熊式一听到李敖这么一说，脸色有些不对劲，沉默了。

　　吴申叔说：“李敖，你说着说着就会来劲，还是省点力气吧。

　　李敖说：“申叔，我不像你有‘原罪’，我不怕，国民党能怎么样我？

　　吴申叔严肃地说：“可你现在有蒋芸呀，这就是你的‘原罪’

　　李敖看了蒋芸一眼，把她的手紧紧地握住。

　　李湘芬对李敖说：“我小时候在老师梅兰芳家里看到年轻时的胡适，现在看到你，觉得你真像那个时候的他。

　　李敖说：“想不到老师离开我们已经四年了，那时我在新竹的时候，他借给我一千元，我说一年后还他，可是没等到一年，他就去世了。

　　林文奎对李敖说：“我第一次看你的文章就是写胡适，多年来每当我读李先生的文章就会想到你写胡适的那篇，真是奇怪了，大概是那篇东西给我的震撼太大了。”

　　林文奎说起胡适来津津乐道，说着说着从包里拿出一本影集来，里面有他和胡适的一张合影，但是李敖在影集里发现了一张Bonnie与家人的一个合影。

　　Bonnie是李敖在台大最后喜欢的一个同班同学，毕业前夕，他才注意到她是那样的迷人，可是太迟了，Bonnie已名花有主，毕业后就结婚了。

　　李敖听说Bonnie是林文奎的干女儿，不禁一阵唏嘘。

　　第二天，一场大雨袭击了台北，李敖想到蒋芸上学可能会被淋雨，便马上驱车来到杭州南路，又绕到南门市场，转了两次，都没有见有蒋芸的影子。李敖想到蒋芸曾经说过，她最喜欢雨中漫步，可在这么大的雨中漫步能有什么诗意呢。李敖没有找到蒋芸，估计已经到校。

　　中午他打电话对蒋芸说：“知道你喜欢被雨淋，像查泰莱夫人一样，可是我不准，我不要你在大雨中的诗意，如果你实在想淋，还是到我那浴室里来吧，在淋浴喷头下面，任你诗意去吧。”

　　蒋芸说：“可是我才不会上你的当呢，不会到你那淋浴喷头下的。”

　　“我答应不偷看你洗澡，因为我只要听，就很满足了。”“外面还下着雨呢，你可要好好听啊！”

　　电话耳机里传来蒋芸银铃般的笑声。

　　李敖知道这丫头在捉弄他，接着很温柔地问：

　　“想我吗？”

　　蒋芸不说话。

　　李敖说：“还敢再嘴硬说不想我吗？我不像你那么虚伪，我干脆承认我好想你好想你，我的‘姨太太’（指汽车）也好想你好想你哟，你的眼镜，你的桥牌，你的‘欲之上’，都还在‘姨太太’那里。”

　　4月25日是李敖的生日，这一天，李敖一大早就收到了蒋芸送来的自制的生日卡片，还把她的小照暗嵌其中。晚上蒋芸来到李敖家，亲自为李敖做生日，让李敖足实享受了寿星的幸福。

　　李敖便以生日为借口，要蒋芸和他进浴室听流水的声音，蒋芸答应了可坚持不肯全脱，在浴室中，她像个古典的“女奴”，为李敖擦洗身子。李敖发现她显然有意漏洗了什么，故意提醒她，她便背过脸去，轻轻地为他擦洗个遍。

　　蒋芸不愧为是女作家，她显然喜爱“少女情怀总是诗”的境界，并且徜徉其中，愈久愈好，她可以为李敖擦洗身子，可以把她的头发剪下来送给他，可以接受他的爱抚，可是总是坚守着最后一道防线，而对李敖这种一直喜欢她肉体而倘祥在她身上的人来说，显然是有些落差。

　　一次李敖因过度的亲热，蒋芸气愤而走，给李敖一个深刻的教训。李敖称这是蒋芸对他最严重的惩罚。

　　在“欲之中”和“欲之上”的搏斗中，李敖总算遇到一个对手，他似乎不想蒋芸生气而别，以致让他失魂落魄地满世界地找。

　　可蒋芸还是把李敖宠坏了，后来蒋芸毕业去了宜兰，每当李敖走进浴室便会想到蒋芸为他洗身的动人情景，以致黯然神伤起来。他给蒋芸写信说：“真的，你真的把我宠坏了，我一个人已经不肯再洗澡。从前天以来，我一直轻飘飘的，你知道我一直盼望什么？我盼望时光倒流，盼望欢乐长驻，盼望历史重演，盼望永远跟你在浴室里，永远不出来。被你宠，被你照顾，是一种幸福，我不需要看那场‘幸福’，因为我自己，不是别人，正是‘幸福’的剧中人。”

死去从你身上

　　蒋芸去了宜兰以后，他和李敖的关系始终是若即若离。李敖曾两次去宜兰找她，说服她调入台北，都被她拒绝了，李敖不得不感叹：

　　“唯美女与小人和热带鱼为难养也”。

　　1968年初，李敖为柏杨案奔波，有一段时间与蒋芸失去了联系。就在这时，蒋芸一个人默默去了香港。

　　蒋芸在离台前，来到了台北与李敖告别，而李敖此时去了高雄，当李敖从高雄回来，看到蒋芸贴在门上的字条后，悲欣交集，懊悔不已。

　　5月，李敖看到了身居香港的蒋芸写的一篇回忆录，文中历数她的情人，在“号外”一节写到了李敖：

　　我在街上碰到你，你问我要去哪里，我说，我还不知道。

　　你问我是不是在等你，你在车上闪着很多开玩笑的表情，没想到我竞认真的点起头来，我说是的，我喃喃地说是的，我在等你，号外。

　　我从来不曾肯定什么，就像我不能肯定我的等待从什么时候开始，我惟一能肯定的是：我是等你的。

　　刚认识你的时候，你笑着问我，你该排在第几号？我笑着，我的笑代表了我的惊愕，我想了一下才说，你排在十三号吧，或许我曾给了你为男孩编号的感觉；我没问你，也没认真的解释。你呵呵地笑了两声，你说你连十三号都不是，你是号外。对吗？

　　我开心地笑起来，我不要说不对，从此，我便认真的对自己喊起你号外来。

　　我喜欢同你说话，喜欢同你开玩笑，喜欢听你说笑话，可是，这只是我喜欢而已，你的回应是淡淡的，有时候我对自己说，号外也许一点也不喜欢我吧！号外一定会喜欢陪我在风中散步，号外也不会和我在雨中撑一把伞，号外多么不同。但这种不同是当然的，因为他不喜欢我。

　　号外，你一定也有近乎很着迷的时候，只是，我遇到你的时候嫌晚了一些，而对我来说，遇到你却是太早了一些，那时，我还不懂得抓住一点点自以为是的爱情，虽然，那种爱情也没什么用！

　　我应该有很多作的记忆，但是，我抬起眼睛，觉得一切都很茫然。我站在阳光照不到的地方，阳光和你一起消失，我实在该走近你，但我还是不走近你的好，我怕听到梦碎裂的声音，梦的破碎在无形中我还经受得起，我怕我还要固执一个没有回复的爱情，我又望见你的年轻在阳光底下焕发着，我轻轻地闭上眼睛，我让心一阵接一阵地抽着痛，你让我懂得什么叫心痛。

　　号外，如果我对你有过幻想、有过渴望，那么让我的幻想。我的渴望就这样死去，死去从你身上，让我的爱情连同我的幻想、我的渴望一同埋葬在你身上。

　　一个月后，蒋芸从香港返台度假，在一个远离尘世的地方，她把自己的肉体和情感真的埋葬在李敖的身上了。

　　那天，一场热带风暴刚刚掠过台湾，天气刚刚转晴，蒋芸一下飞机便对李敖说：“我实在该走近你。”

　　李敖看到多日不见的美人，听到美人动情的话语，怔怔地看着迷人的蒋芸，他想起了第一次见到她的情景，他在心里说过，他要和这个心爱的女人一起死去，在精神的高度和肉体的快乐中死去。他慢慢走近蒋芸，用手轻捧起蒋芸的脸，然后紧紧地把她拥在怀里。

　　他们依偎着，上了汽车，一起来到了阳明山。

　　在新苔芳36号的日式温泉旅馆中，他们走进温泉浴中，泉水从他们动人的身体上哗哗流过，不过这次蒋芸对李敖已毫无遮隔，他们沉浸在童话般的幸福中，那流水仿佛就是雨的节奏，那是蒋芸最喜欢听的声音，那动听的声音从他们的肉体中穿过，洗濯着灵魂。

第五章　“匪谍”与“天使”

“天使”小蕾的出现

　　由李敖主持的《文星》1965年底被封杀，一年后尽管文星“改组”，但文星的命运似乎是指日可亡。

　　1966年，当局大规模地查禁李敖的作品，不管是文星出版的，还是李敖自己出版的，都在封杀之列。同时，由于胡秋原。徐高阮的陷害，李敖被警备总部约谈，当局俨然把李敖当成一个十足的“匪谍”了，大有置其死地而后快的意思。

　　文星被封杀后，《纽约时报》请李敖写新闻稿，李敖需要一位出色的英译者，李敖便和萧孟能去找梁实秋帮助，谈了两个小时，梁实秋还是表示为难。

　　萧孟能说：“梁实秋这点小忙都不肯帮，真与文星对他的尊敬不太相称了。”

　　李敖说：“梁实秋是个明哲保身的人，在台湾是个乖得要死的人，他是被国民党害怕了。”

　　李敖认识梁实秋是在李敖发表《老年人与棒子》一文之后，李敖和他聊了好多次，证实自己那篇文章的论断是正确的。梁实秋在1929年与胡适、罗隆基合著《人权论集》，靠着胡适，也对国民党有太岁头上动土的文章，后来又以民社党党员身份对国民党不无失敬之处，后来沦落到台湾，自然不敢造次。

　　梁实秋虽然在台湾安分守己却也被国民党猜疑过，有一次梁实秋诉李敖，他家曾被特务搜查过一次，理由是美国新闻处丢了一台打字机，有人说是梁实秋偷了。梁实秋说，我是大学教授，总不至于去偷美国新闻处的打字机吧！可是特务拿出一张平面图，对梁实秋说，没弄错，就是你家。他们到处翻箱倒柜，可什么也没搜到。为此梁实秋写信给吴国桢抗议，可是一直没有下文。李敖对梁实秋说，国民党对你这番戏弄无非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在查你跟民社党的关系，第二个目的是警告你要识相，在台湾，知识分子有头有脸而非国民党如梁实秋者毕竟不多，现在大家到台湾来了，对老子们要客气一点。

　　梁实秋惹的麻烦真不少，他译的《沉思录》，作者是二世纪的罗马皇帝，中文译名中玛克斯，国民党官方误认为“玛克斯”是十九世纪马克思，给了梁实秋不少麻烦。后来还为一件事梁实秋被告到了蒋介石那里，幸亏他提出毛泽东在延安抨击他的文艺谈话，才得过关。梁实秋真是被国民党害怕了。

　　李敖和萧孟能从梁实秋家出来，在中山南路分手了。李敖驱车经过敦化南路的时候，在等计程车的人群中看到了鹤立鸡群的一个女生，天使一般的小蕾闯进了李敖的生活。

　　小蕾大名叫鲁肇岚，当时才19岁，身高一米七○，长发披肩，清纯可爱，是李敖的崇拜者。她正从高雄女中毕业来台北念铭传商专。

　　小蕾的出现足实使李敖有些措手不及，当时尽管他的名声越来越响，处境却越来越困难。国民党对李敖的秋前算账和秋后算账一直没有停止，从“文星”出版的《传统下的独白》到自行出版的《闽变研究与文星讼案》，全被查禁。

　　这时李敖看到光靠笔杆难以维生，便宣布出版《李敖告别文坛十书》，得款做本钱，改行去卖牛肉面。

　　卖面大业，后来格于环境，李敖只变成了“理论家”，实业转由别人代劳，直到他们再格于环境，做垮为止。

　　而《李敖告别文坛十书》在装订过程中遭遇当局禁令，装订厂四面警卫重重，当局宣布《李敖告别文坛十书》中，《乌鸦又叫了》、《两性问题及其他》、《李敖写的信》、《也有情书》、《孙悟空和我》、《不要叫吧》等六本书全被查禁；《妈离不了你》、《传统下的再白》、《大学后期日记甲集》、《大学后期日记乙集》在涂掉蝴蝶页及封底后，则可酌情发行。在这种无奈的情况下，李敖只好同意，只给四本书读者也好。

　　牛肉面店垮了后，李敖的维生之业，就是贩卖旧电器。

　　那时候美军顾问团在台北，市面上品质好的冰箱冷气等电器，台湾不能生产，都靠顾问团用过的二手货。李敖和李世君合作，化名“OK李”，整天登英文报广告，收来旧家电，然后转卖。

　　李敖转卖旧电器赚来的钱，一方面维持生活开支，一方面义助殷海光。

　　殷海光原台湾大学的教授，后来担任《自由中国》总编，内秀而木讷，深受国民党的排挤，却与李敖过从甚密。《自由中国》因雷震事件而被迫停刊后，殷海光渐形索寞，不久就得了胃癌住院。

　　那是1967年的春天，李敖和小蕾在“美而廉”餐厅碰到郁郁寡欢的殷海光。过后小蕾对李敖说：“我感到殷老师浑身都充满了一种死亡的气息。”

　　李敖说：“他被国民党害惨了，本来就寡欢而木讷。”

　　小蕾说：“可我看不出他木讷，他只是气色不好，听说他爱书成癖。”李敖说：“一个高级知识分子读书读到这种份上，未尝不是研究悲剧。关于殷海光的故事多着呢，有一次他看一本Aristotle（西里士多德）的著作，他女儿殷文丽过来，他就教文丽念Aristotle这个词，没想到文丽正在换牙，没有门牙，念到toile时，口水应声而出，喷到书上，殷海光大叫‘哎呀哎呀’，急忙掏手帕擦口水，多好笑啊！还有，殷海光一生中只打过四次电话，有一次他太太把他带到电话旁，教他如何打，替他把电话号码拨好了，对方说话，才递给他，殷海光拿起听筒，满头大汗，打完电话，要昏倒的样子。”

　　小蕾说：“殷老师原来如此可爱啊！

　　李敖接着说：“太可爱的人，有时就是容易被人利用。《自由中国》停刊后，殷海光对国民党的厌恶更深了，一个人只要同他骂国民党，他便轻易相信这个人。有一次台肥六厂图书室请我讲演，我认为来者不善拒绝了，他们就改请殷海光，我劝殷海光别去，可是他还是去了，他讲完后，一个人走过来，向他大骂国民党，两人立即投机起来，后来那人登门拜访他，他把《自由中国》编辑胡虚一介绍给那人，你猜那是个什么人，原来是个卧底的，害得胡虚一身陷黑牢。”

　　小言说：“殷老师是个善良的人，你去打听打听，这个书呆子会不会病了都不知道去看医生。”

　　小蕾的话引起了李敖的警觉，他从友人陈平景那里侧面了解到殷海光有胃病。他问陈平景为什么不叫段海光去医院？陈平景说，殷海光和太大都不肯，说除去贵族医院，他不要在公立医院应诊。

　　李敖马上写了一封信给殷海光，说已约好一家贵族医院，一定得去就诊。于是，殷海光在李敖的安排下到台湾著名的胃科大夫李承泌处就诊，其一切费用由李敖筹措。

　　李敖的远大胸怀及舍己为人的品行，使小蕾深受感动，在李敖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她以一个女孩特有的细心和温存，给李敖很大的精神鼓舞。

　　李敖除了卖电器以外，也不失掉靠学问一时谋生的路子。

　　有一天电影导演李翰祥给李敖打来电话：“李先生，我现在正要拍一部唐伯虎的戏，我知道古代有一部《唐伯虎千金花舫缘》的剧本，你博闻强记，知道不知道这剧本收在哪部书里？”

　　李敖说：“董康辑的《盛明杂剧》里有啊。”

　　李翰祥对李敖的渊博大为吃惊，说：“哪里有《盛明杂剧》呢？”

　　李敖记得“中央研究院”史语室有，但他故意不说，只是说：“《盛明杂剧》是武进董氏诵芬室刊本，台湾很难找哟，我试试看吧。”

　　第二天，李翰祥约见李敖，问李敖有没有找到。李敖说：“我可以找到《唐伯虎千金花肪缘》，但是要一百美金。”

　　李翰祥说：“李敖，我知道你现在缺钱，可才几页的东西，要一百美金？”

　　李敖笑笑说：“李导啊，知识值钱哪！你拿这知识，可以编剧本卖大钱，别人提供知识，怎可以卖小钱？”

　　李翰祥听了觉得说得有理，于是便付了李敖一百美金。

　　李敖拿了钱，满心欢喜，马上就要走。李翰祥说：“钱我都付了，你现在去拿剧本吧！

　　李敖说：“现在我可得去接小情人小蕾了，明天给你吧。”

　　李翰祥听说李敖刚认识个小情人，便提出和他一块去。于是李翰祥坐着李敖的车到铭传商专门口等小蕾下课。

　　下课铃声响了，远远地小蕾和同学们走来，李翰祥不愧是导演，一眼就断定哪个女孩是小蕾。李翰祥见到天使一般的小蕾，激动地对小蕾说：“我看到一个琼瑶电影的名主角！就是你，你愿意在我的电影里任主角吗？”

　　小蕾看了看李翰祥，摇了摇头。

　　李翰祥很失望，抱怨李敖说：“台湾电影为什么难以走向世界，因为女主角都被李先生挖来做了情人。”

　　李敖笑而不语。

　　送走李翰祥后，李敖问小蕾：“为什么不拍电影？”

　　小蕾说：“我拍了电影就没有时间和你在一起了。”

　　李敖感动得来了一个急刹车，把小蕾紧紧抱住。

　　李敖拿了李翰祥一百美金的第二天，就发高烧住进了宏恩医院，小蕾停了一天课，专门侍候在李敖的身边。

　　李翰祥也到医院来看他，他一进来就四处找电插座，弄得李敖莫名其妙。

　　李翰祥说：“兄弟啊，我想到你问啊，我带来了幻灯机，放一些幻灯片给你解闷。”

　　幻灯片放出来了，内容全是洋汉子和金发美人的春宫。李敖说：“李导啊，你也真是想得出来，你是不是要启发小蕾去拍三级片呀？”

　　李翰祥说：“早知道有美人在，还用得着我用幻灯为你解闷啊？我真是多此一举。”

　　第二天下午李敖出院了，一结帐，全部费用四千元，折合美金正好一百元。

　　李敖对小蕾说：“傥来之财，来得容易去得快，不是好来也不是好走。等于唐伯虎先生代付了医药费！

　　李敖卖旧电器找买主多在演艺圈，演艺圈内购买力强，李敖平时结交的这类人也多，但演艺圈好赌之人很多，李敖也就因缘随之。

　　李敖一表人才，聪明透顶，赌艺自然精湛，所以赢多输少，但小蕾知道后，坚持反对李敖赌博。

　　李敖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我赌艺精湛，既应付了交际，对生活也不无大补，有何不可？”

　　小蕾说：“可是它就像毒品一样注射了你的生命，你的精神会慢慢垮掉。”

　　李敖说：“恰恰相反，赌徒在生命的搏斗中，意志会更加坚强。”

　　小蕾说：“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去赌吧，以你的聪明和智慧可以以此为生了。我的担心不就多余了吗？”

　　李敖看到小蕾不高兴的样子，便说：“好了，好了，我不赌了，我只不过是跟他们玩玩而已，我只是让他们买我的卖不掉旧电器而已，你不喜欢，我就不跟他们玩了。”

　　小蕾听李敖说不再赌了，脸上马上露出微笑，问李敖：“你没去看看殷老师？”

　　李敖说：“我看到殷海光躺在那里，心里就想，学哲学的人要看得开才是，怎能得了胃癌这种病？胃癌的原因虽多，但老是心情不好是原因之一，哲学家怎可以老是心情不好？哲学家得了胃癌，就好像神父得了梅毒，这样的人不可得这种病呀！不过，哲学家倒可以得梅毒，叔本华便是。但殷海光当然不会，他的胃癌，就是梅毒！

　　小蕾觉得李敖如此联想，颇为好玩，她说：“看来你还没有赌昏头，见到老师还有这样的联想。”

　　“赌，这种手艺啊……”李敖本想又发一通关于赌博的高论，见小蕾脸色变了，马上收起话题，说：“我们亲爱的殷海光老师一生与赌无缘，他说他最佩服熊十力，熊老先生最恨蒋介石，他骂蒋介石，一边骂，一边拿有蒋介石照片的报纸，揉成一团，在自己的生殖器下面擦，然后哈哈大笑，以化怒气。”

　　李敖正说着，电话铃响了，原来是李翰祥打来的邀赌电话，李敖看看小蕾，支吾其词，然后便挂了电话。

　　这时天色将晚，小蕾晚上有晚自修，要去学校。李敖把小蕾送到学校后，逢直向李翰祥家开去。

　　赌友等候已久，以为李敖不来了，个个唉声叹气，当李敖突然出现的时候，李翰祥大声呼道：“英雄终过了美人关。”

　　赌友中有李翰祥的经理，外号叫“刘必跟”，他不信邪，每张按哈之牌，必然跟进，以为这样可有奇迹出现，哪知结果是十打九输。这一次他输火了，开的支票不认帐，反倒把李敖和另一赌友蒋光超告上了法庭，说他们联手诈赌。

　　法官开庭调查时问李敖：“可有诈赌之事？”

　　李敖说：“凡诈赌的人，必然联手者交情很深，才有可能。可是我当天晚上才认识蒋光超，难道我们上辈子串通好？”

　　被告蒋光超也在旁证实：“从未谋面，当天晚上刚认识无误。”

　　法官便再问“刘必跟”：“你告李敖、蒋光超诈赌，有何证据？”

　　“刘必跟”说：“我那天记了日记，有我自己的日记为证。”

　　李敖说：“这叫什么证据！如果他日记里记我是匪谍，难道我就是匪谍？这种日记太可怕了！”

　　法官看看李敖，认为说得有理，对李敖点点头，问：“你会不会做假牌？”

　　“假牌实在不会做，但真牌打得极好。”李敖说着朝“刘必跟”一指，说：“这种人牌打得这么糟，凭真牌就可赢他，何须做假牌？！”

　　法官调查之下却毫无证据，无奈之下只好叫“刘必跟”撤诉，可《联合报》上还是登出了李敖和蒋光韶豪赌和诈赌的新闻。

　　蒋光超打电话给李敖，问报上登出这样有损名誉的新闻，你为什么不解释？

　　李敖说：“人家说我是‘匪谍’我都不解释，何况是‘赌徒’？”

　　小蕾从报上看到李敖赌博的新闻，十分生气，好几天也不见李敖。李敖去找她，她故意睁大眼睛，无比惊讶地说：“你就是那个报纸说的又会写书，又会赌钱的李敖啊？”

　　李敖听到小蕾用如此嘲讽的口气，心里很难过，他动情地说：“小蕾，到此为止吧，我们可承受的太多了，不要再彼此伤害了，我需要你！

　　小蕾第一次看到李敖如此认真和动情，她一下子原谅了他，她扑到李敖的身上说：“不知道为什么我不喜欢你去打牌。”

　　李敖把小蕾紧紧拥在怀里，说：“也许无人会信，国民党想趁机用诈赌罪整我，可因为连带到蒋光超，他们才不了了之。小蕾，我随时都处在危险之中，你怕吗？”

　　小蕾想了想，说：“我就是怕不能跟你在一起，别的我还不知道？”

　　李敖会心地笑了。

　　1968年1月25日下午，李敖和小蕾正在家中，突然听到隔壁有异动，开门一看，看到很多的便衣与警察把守着大门。

　　隔壁是《文星》资料室，原与李敖是相通的，李敖离《文星》杂志，这道门就被封死了。现在这伙人突闯到这里显然是突击搜查《文星》资料室。

　　而在这之前，当局首先开始在税务问题上面找《文星》的麻烦。希望能够查到逃税漏税的证据，用作借口，不料，《文星》早防这一着，税务机关追查之下，竟发现《文星》连卖一张报纸，都会自动开发票，也就别无他法，于是官方决定来硬的了。

　　《文星》资料室被查第三天，萧同兹座车开始被跟踪；第四天起，《文星》书店门口便衣多人驻守不去，情势发展至此，萧同兹感到“与人刃我，宁我自刃”，就写信上报，要求蒋介石准他停业。1968年3月31日，《文星》终于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寿终正寝了。

软禁

　　1970年，李敖开始被国民党软禁，前后长达十四个月之久，直到被捕，小蕾是这个时期李敖最大的安慰和事件的重要见证人。

　　李敖后来在狱中也说：“小蕾是最善良的少女，她从没有跟我发生争吵，她永远依偎在我身边，任我提议做我想做的任何事，她是我有生以来最怀念的女人。”

　　李敖遭遇软禁，除了他过去有多彩多姿的反当局的“黑底”外，与彭明敏的关系，便是一条导火线。

　　彭明敏在台大早李敖十年，李敖在台大法学院时候，他没有教过李敖，但是教过李敖的许多老同学。

　　李敖《传统下的独白》出版后，送给彭明敏一册，彭明敏回信说：“我一向爱读您的文章，且对您的许多见解，都很同感，希望将来有机会认识您。”后来彭明敏在台北致美楼请李敖吃饭，第一次正式见面，彭明敏表象上的博学有礼给李敖留下深刻的印象。

　　李敖被赶出《文星》后，做生意需要在银行开甲种户，领取支票，曾请萧孟能帮忙，萧孟能借故推脱，彭明敏知道后，慨然相助，使李敖顺利过关。以后李敖卖书为生，彭明敏也为李敖写信给洋人兜售。他还把亲植的非洲紫罗兰送给李敖，又送给小蕾一条他自养的小狗。

　　然而“博学多才”的彭明敏一生却被两样东西所累，一是“台独”思想，一是他的膨胀的性欲。尤其前者是李敖最为反感的，这也是李敖后来与彭明敏分道扬镳的原因之一。

　　1964年彭明敏给《文星》写稿不久就和谢聪敏、魏廷朝一起被捕了，被捕后不久，由其母代他向蒋介石写陈情书，才得以脱身。

　　李敖对彭明敏以向蒋介石“悔过”换取出狱的行为，曾表示不解，不想彭明敏说：“本来我是不肯悔过的，准备坐牢的，可是我一想到女人那一对奶，我就只好投降了。”

　　李敖说彭明敏不但“大头”不轨，连“小头”也不轨。就在彭案发生前，彭明敏还与台大法学院某名教授之妻乱搞关系，至于被他诱奸过的女同学、女艺员也有数十人之多。

　　1970年1月底，彭明敏偷渡至瑞典，不想李敖立即被软禁。

　　软禁当初，李敖被警备总部捕去约谈，又由特务陪同，放出找保。李敖走在街上，心想这种政治性的案子，谁敢保我？只好找一位德高望重的有名气的大人物保一保，方不致连累他。

　　当他路过梁实秋家门口时，他想到了梁实秋，可他一想到梁实秋连帮他翻译作品都不肯帮忙，便灰心起来，可是他又以为，人既放出找保，事情不大，对梁实秋来说也是举手之劳，于是便登门为请。

　　不料梁实秋在特务面前，婉为拒绝，他说：“你还是找别人保，实在找不到别人，我再保你。”

　　李敖只好失望地走了，在万般无奈之下，李敖最后找到了立委王兆民，王兆民答应了。

　　李敖回到家，可自由被严重限制，警察们不分昼夜，由专车一辆、专人若干，对李敖紧迫盯了起来。

　　当时李敖住的是四楼公寓的顶层，警察们就在楼下对面农家平房里租了两间房，车就停在门口，和李敖的车遥遥相对。每次李敖出门，他们就跟踪，后来小蕾也受到跟踪。

　　最早跟踪李敖的，是台北市警察局大安分局派出的警察，一开始是两人一组，李敖本来是性喜在家的人，被跟踪后，尤其懒得出门，只有小蕾每天来陪伴着他。

　　跟踪李敖的警察在他家门口缺少运动，感到很是无聊，他们打发时光的方法，是聊天、逗小孩子、看过路行人和抬头对李敖的四楼东张西望。

　　时间长了，李敖对他们的面孔也有些熟悉了，他把他们都起了外号。有一组外号叫“胖子”与“小子”的两个人，好像最坐立不安，在楼下百无聊赖，打着哈欠，东走两步，西走两步。李敖无聊的时候会在四楼隔着百叶窗，用望远镜偷看他们的一举一动。小蕾说，这叫反跟监。

　　一天晚上，楼下响起一阵很沉闷的撞车声，不一会儿有人来敲李敖的门，李敖打开门，看到“胖子”一脸的难为情。

　　按照他们的规定，跟监人是不准同被跟监人打交道的，但是“胖子”似乎遇到什么麻烦，他对李敖说：

　　“李先生，真是抱歉！真抱歉！来打扰你，您知道我是干什么的，我俩在下面，刚才一个去大便，一个去小便，正好没人在，小店的小孩顽皮，趁机跑到我们汽车里，发动马达学车，一下子就冲到你停在下边的车后面，撞坏了您的车……请把车钥匙给我们，我们保证为您修理好，保证修好，务必请李先生原谅！”

　　李敖笑了笑说：“没关系，没关系，等我下去看看。”

　　李敖下楼后，看到他的车屁股侧面被撞陷下去了，李敖看看“胖子”，又看看破了相的车，他想：这辆旧车既然被撞，索性来个大修特修大美容特美容一次吧！于是对“胖子”说：“没关系，没关系，明天再说吧，明天你请管区的警察来同我谈就是了。”

　　管区的警察叫罗翼飞，湖南人，跟李敖先前就有些熟。第二天他来到了李敖的家，对李敖说：“胖子让我来向你道歉，他想把车开走，修好后来送过来，你看这样行吗？”

　　李敖问罗翼飞：“车到底是怎么被撞的呢？”

　　罗翼飞说：“‘小子’不会开车，在楼下无聊，让‘胖子’叫他开，哪知一开就一档猛轰油门、高速起步，车就冲出来了，冲到了李大爷的车上。”

　　李敖脸涨得红红的，愤怒地说：“‘胖子’闯了祸，竟还想瞒天过海，他妈的太可恶，我要收拾收拾他们。这个车，我要自己修，我才不要他们去修呢，他们修，还不是找到附近老百姓的修车厂，吃老百姓的，修了也不会好好给钱，这怎么行！我要自己修。修多少钱，由他们照实赔我。”

　　罗翼飞听李敖这么一说，一脸的窘相，但他看到李敖如此坚持，只好请李敖开估价单给他。

　　过了一两天，罗翼飞又来了，说：“怎么李先生要整个全修啊？你的车只在屁股上碰坏了一点呀，他们说你在吃豆腐。”

　　李敖严肃地说：“我李先生不是吃豆腐，而是在吃刺猬，你回去告诉你们局长，识相点，快把钱送过来，要不然我就写信给你们上司。”

　　罗翼飞看到李敖这副不妥协的样子，又是一脸窘相，无奈之中，只好回去请局长。

　　分局局长来了，苦笑着对李敖说：“钱我们都带来了，只要李先生答应不要把真相说出去，我们找了一个替罪羊，如果达成协议就算和解了。”

　　李敖看看小蕾，小蕾示意地点点头，便在协议书中签了字。

　　第二天，倒霉的“胖子”调走了，“胖子”临走前对接替他的老郑说：“可要当心那李某人，那家伙阴险无比，撞车那天，他下楼，笑嘻嘻的，满口说没关系没关系，可是没了半天关系，却把我们警察咬住不放，直到赔了他一大把银子才松口。李某人拿了我们的钱全给他的小女友买花衣服去了。”

　　在被软禁的日子里，有一天“国际特赦协会”的秘书长马丁到台湾，提出要见李敖，便请谢聪敏和魏廷朝到李敖家来约请李敖。

　　李敖对来者说：“我李敖架子大得很，尤其是对洋鬼子更大，马丁如果真来帮助我们，就请他到我家来看我吧。”

　　谢聪敏和魏廷朝想了想，觉得李敖说得也有理，便约马丁到李敖家。

　　当时李敖虽然处境自顾不暇，但他还想为牢中的柏杨想点办法，于是便让小蕾给柏杨的太太艾玫打电话，艾玫一听有外国人可帮柏杨，很高兴，在电话中连说愿望来见马丁，可是他们等了半夜也没等到。

　　马丁到台湾，国民党对他又恨又怕，于是派三个人跟踪他，马丁上楼后，李敖说：“我们家对门变成了警察局了。”

　　大家自四楼往下望，只见下面各路跟踪人马大集合。

　　就在这次“行客拜坐客”的时候，李敖把一些被“跟监”的照片和泰源监狱名单交给了马丁，但他没交待马丁如何处理，马丁也没说如何处理，仿佛心照不宣似的。马丁的造访后来成了李敖的一个政治症结。

被盯梢的旅行

　　1970年7月，李敖被软禁期间，正值小蕾快要毕业，原本他们商量准备有一个毕业旅行，可由于软禁出现新的情况，李敖决定趁机再次报复警察一下。

　　18日上午，李敖对小蕾说：“听说上面有通知，从清晨五点起，增加一辆车跟监我，刚才我去找罗警员叫他转话给他分局长，如在下午两点前不撤走一辆车，我定给他们好看。”

　　“你怎么对付他们呢？”小蕾问。

　　“开车子兜着他们转，我已叫小八（李敖的弟弟）保养车去了，把油加满，大家斗着看好了。”

　　小蕾不想让李敖跟你们斗，她想这事已延续了四个月了，多一辆车固然很令人不快，再斗也不可能将车全部撤走，四个月都过来了，又何在乎这两天呢？再说等到两点，他们不撤车时再想办法也不迟。可是李敖的主意已定。

　　到了两点，他们发现警总的人一动也不动，李敖便决定秘密去台中，以甩开他们的盯梢。

　　李敖和小蕾佯装去买菜，然后从人头攒动的菜场门口坐的士直驶侨联宾馆，小八把车停候在宾馆门口，看到李敖和小蕾，忙打开车门，把他们推上车后打一辆出租消失了。李敖甩开了警察，与小蕾一起驱车向台中方向疾速驶去。

　　汽车开到台中的时候，已是深夜了，李敖发现小蕾已经很困了，便提议下车休息。李敖毕竟是台中人，这里的人都认识他，他们便在一个叫意文的客店睡下。客店里的床可真是鬼叫床，一躺下就鬼叫起来，弄得小蕾一个晚上也没睡好。

　　小蕾早上醒来的时候，李敖已洗好澡穿好衣，他知道小蕾没休息好让小蕾再睡一会儿，他便去看母亲。

　　可是不一会儿，李敖就回来，小蕾问：“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李敖说：“我怕有人已在家门口盯梢，所以半路上又折回了，我们还去市里看看吧。”

　　小蕾说：“要是在街上让他们盯上了就麻烦了。”

　　李敖说：“那正好，我们可以开着车跟他们兜了。”

　　清早的台中市十分宁静，许多商店都没有开门，他们在一家小胡同里看到一个正在开门的小书店便走了进去。

　　小蕾看到书架上摆放着李敖的书，心中颇为一惊。小蕾感慨地说：“随着时间的变迁简直不可预料，那时红极了的作家，现在流在市面上的书竟少得可怜，知道李敖的人也越来越少了。”

　　“知道李敖的人越多，跟踪的人也会越多，还是这样好嘛。”李敖说。

　　“看来我们真的甩开他们了，我们还不如去日月潭。顺便成全一下毕业旅行啊。”小蕾提议道。

　　李敖说：“这个主意好，好，吃了午饭就走。”

　　下午一点钟他们往日月潭方向开去了，一路风景真好，马路又平。一路上弯路太多，小蕾竟晕车了，一直想吐，幸好李敖准备了杨梅，小蕾一个接一个地吃，才止住了吐。

　　两点种的时候，小蕾终于看到了“日月潭”三个字，惊叫起来。李敖指着远处的白色建筑对小蕾说：“我们就住在那里好了。”

　　他们在湖边绕了一周，才找到了那白色的建筑，原来那是日月潭饭店。

　　他们住下后，便开着车出去，玩了孔雀园和游泳池，往回走的时候，小蕾看到一个穿中空装的女孩觉得很好奇，盯着她看了好一会儿。

　　“别盯住人家看，你看前面——”李敖用手拍了小蕾一下。

　　对面两个警察大步走来，经过他们车时，两人同时突然掉过头来。李敖轻声地说：“我们被他们找到了。”

　　小蕾以为李敖敏感，不以为然，但当他们的车经过警察局时，有两个警察站在路口，其中一个警察上前拦住了他们的车。

　　“请问你贵姓？”警察盯住李敖问。

　　“我姓李叫李敖，你们就是找我。”

　　“李敖？”

　　“对，你们不是在找我吗？”

　　警察有些不知所措的样子，对李敖说：“你下来跟我来一下。”

　　李敖和小蕾跟着警察去了警局里，局里的人把李敖和小蕾盘问了几句话，很轻松地说：“好，没事了，你们回吧！

　　李敖不解地看看小蕾，小蕾也看看李敖，觉得颇为蹊跷，好像天下本无事，庸人自忧之。

　　李敖和小蕾从局里出来后，便在街面上闲逛着，他们走进一家土产店，小蕾选了条大理石的项链和牛角梳子。老板笑眯眯地对小蕾说：“看见你们进警察局，知道你们是警察的朋友，特别算你们便宜。”

　　“不是朋友是通缉犯！”李敖一本正经地说。

　　“啊，你真风趣！啊，你真风趣！”

　　李敖也学着老板的样子：“啊，我不风趣！啊，我不风趣！”

　　老板笑笑，看着小音说：“啊小姐真漂亮！真漂亮！”

　　小蕾捂着嘴直笑。

　　他们回到旅馆，前台小姐以一种异常的目光仔细打量着李敖和小蕾，说：“身份证？”

　　李敖和小蕾掏出了身份证，小姐记下了什么，便让他们进了房。

　　第二天凌晨三点多，李敖就起了床，他站在窗前，凝望着天上桔红透黄的月亮。小蕾走到李敖身边，把头轻轻靠在李敖的肩上，李敖抚摸她的手，说：“小蕾，这些日子我让你受累了。”

　　小言说：“你看，窗外湖面静静的，有层薄薄的透明的雾笼罩着，真是很美。”

　　“小蕾，你本可以生活得更平静一点，更快乐一点，是吗？”李敖说。

　　“你看那天上的月亮，像一只晶莹的果盘，美得令人振颤，难怪到过日月潭的川端康成会说月是中国的好。”

　　“小蕾——”李敖还想说什么，可总是被小蕾抒情的思绪打断。李敖想到外面的花园里坐坐，这是他的习惯，在台北时也是这样，早早他就会坐在阳台上独自思索。

　　李敖打开门，却发现房门口坐着三个神情古怪的人，李敖看看他们，他们也看看李敖。

　　李敖明白了，他关上门对小言说：“我们被盯上了，外面都是便衣。”

　　天亮了，李敖和小蕾开着车去游湖，果然三个便衣开着一辆吉普车跟着。

　　来到湖边，李敖对跟踪的便衣说：“别跟了，我们中午就走。”

　　便衣戴着墨镜，看了看李敖，没说什么，他们看着李敖和小蕾上了游船。

　　开船的是一个十六岁左右的小孩，年纪虽小却像是个老船家了，小孩说这里没什么可游的，前面才是真正的日月潭，他可带他们去，只要随便给些钱。

　　李敖看着精明的小船家问道：“随便是多少呢？”

　　小孩说：“普遍就是三十了。”

　　李敖告诉小孩说：“我们是通缉犯。”

　　小孩摇摇头，李敖笑笑。

　　从湖尽头掉头回来时，李敖发现紧贴着他们的游船，有一条船跟着。小蕾说：“真周到，一个小湖能逃到哪里去？”

　　当李敖他们上岸回旅馆时，小蕾看见一个便衣带着那个船上的小孩往警局方向去了，小孩一边走，还一边朝小蕾招手。

　　回到旅馆后，柜台小姐拿了本盗印本的李敖著作，请李敖签字。小蕾赶忙整理完行李，准备回台北。

　　李敖以赛车的速度赶回台中，便衣的车更是疯了般地跟着。

　　到了台中，李敖对小蕾说：“你先坐车回台北，我在这儿与他们兜兜。”

　　小蕾想，如果她一走，李敖会与他们愈斗愈气，最后弄得不可收拾。小蕾说：“我们一起走。”

　　李敖无奈，便把车往乡下开，打算由南下的路，再转至海线，使便衣暂时摸不清他们究竟往哪儿。

　　可车开到员林时，他们看见界牌下有辆越野车，小蕾看到后面车上的人不停地跟那越野车上的人打着手势，小蕾明白了，他们是一伙的，也许每个站都有部随时跟踪他们的车子在准备着。

　　在乡下的士公路上，李敖把车子开到120码，第二天早晨，终于回到台北。

　　李敖和小蕾发现，跟踪他们的车又增加了一辆。李敖把车停在车站，让小蕾先回家，自己则坐计程车继续在台北市内兜他们。

　　小蕾回到家，行李还没放下，母亲便急切地说：“你走的第二天，管区的警察就来了，以前的任警察调走了。他们问我你去哪里了，我说也许是毕业旅行吧。警察问是不是跟那个姓李的一块走的。我说不知道，好像有不少人一起走的。那个问话的警察走到门口，又来了一个警察，拿出一张名片对我说，那个姓李的是个老油条啊！”。

　　小蕾说：“妈妈，我让你也受累了。”

　　母亲对小蕾说：“你小心啊，可见警察是不会放过李敖的了。”

　　小蕾说：“我明白，妈妈，李敖是什么样的人我是清楚的。”

　　母亲心疼地看着女儿也没再说什么。

　　便衣被李敖在市里兜了好几个小时，气急败坏拿着步话机向上级汇报说：“李敖坐着出租车耍我们，怎么办？”

　　上级无奈地说：“能怎么办？我们暂时又不能抓他，只能让他耍了。”

　　一直到中午，李敖实在玩累了，便付了司机三百元，让司机把他送到家。

　　当天下午，李敖和小蕾出现在荣星花园。荣星花园是台北市最漂亮的一座花园，小蕾在便衣的跟踪下旁若无人，与李敖徜徉于此，卿卿我我，谈笑风生，令便衣们内心艳羡不已。

　　荣星花园的美好景色及小蕾的美丽倩影从此便定格在李敖的脑海中。

情随事迁

　　1971年3月19日晚上，李敖和小蕾在家中，突然听到有敲门声。小蕾打开门，跟踪李敖的警局林业振组长走了进来。林组长低声地对李敖说：“处（保安处）里要请李先生现在去一趟，派黑轿车来了，就在楼下。”

　　林组长回头看了一下站在门口的小蕾，又对李敖补充了一句：“情况很麻烦，你要有心理准备。”

　　李敖坦然地点点头，对林业振说：“请你在门口等我，我收拾一下就出来。”

　　林业振退出屋，李敖暗示小蕾把门关上，然后走进卧室，把早已准备好的一包十万元现金交给小蕾，并还给她一包照片——小蕾二十岁时李敖为她拍的裸照。

　　李敖对小蕾说：“这些现金你留着备用，照片不能给第三者看到。”

　　小蕾点点头，两人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李敖被请上黑轿车后，立即驶向台北市博爱路警备总部保安处，接着被安置在讯问室的第五房。

　　办完打指模等收押手续后，进来一高一矮两名特务，他们连夜疲劳审问李敖。

　　李敖的罪状是“明知彭明敏有叛乱前科，其叛乱之念未泯，仍秘密与之交往，并助其偷渡。”

　　李敖觉得，这真是天大的笑话，彭明敏偷渡事件他根本一无所知，再说，他对彭明敏的“台独”思想早就反感了，两人已久没往来。因此，面对审问，他什么话都说不出来。李敖给了特务一个不合作的坏印象。

　　自此约四个小时一轮班，总是两人一组，夜以继日，轮番上阵，一一追问他过去多年的“害”国民党的劣迹，比如援救柏杨事件、向马丁提供泰源监狱名单事件、接雷震出狱事件等等。从3月19日晚上被收押起，大概经过四五天的疲劳审问，李敖始终是浑身疲劳，满口谎话，这令特务们很头痛。

　　保安处看守所长罗水黎上尉留着小平头、两眼炯炯，令人生畏，他见李敖在强大的攻势之下居然不吐实情，甚为恼火，他指示手下的人把三支圆珠笔夹在李敖左手四根手指中间，再强行李敖用右手紧握左手的四根手指。

　　罗所长对李敖说：

　　“李先生，这不是我们折磨你，是你自己的右手在使你的左手痛苦，所以不能恨我们。

　　李敖说：“我不恨你们，也不恨我的右手，我只恨圆珠笔。

　　刑求人员听了大笑起来。

　　罗所长不笑，他一本正经地对李敖说：“李敖，你知道吗？我是神仙、老虎、狗。

　　李敖听得一头雾水，不解地看着罗所长。

　　罗所长说：“我一看到老婆，就是神仙；我一看到囚犯，就是老虎；我一看到长官，就是狗。

　　李敖听后大笑，可这回罗所长还是不笑，李敖觉得住在这里，真是让人哭也不是，笑也不是。

　　他们感到在许多细枝末节上套不到李敖什么口实，便开始刑求对他们来说最重要问题，要李敖承认他是彭明敏判乱活动“台湾本部”的五委员之一。事实上李敖对这问题毫无所知，除他与彭明敏有所接触外，根本不知什么“台湾本部”五委员，他更不是台独分子，所以无从承认起。

　　特务问：“什么是‘两个半’？

　　李敖说：“‘两个半’是中国民间传说的两个半军事家，一个是杨杰，一个是蒋介石，半个是白崇禧。

　　特务说：“你胡扯！我们问的不是这个。”

　　李敖说：“既然问的不是这个，请你们给我一个边，教我怎么答，否则无从答起。”

　　特务说：“魏廷朝说，‘两个半’是指，他是一个台独，谢聪明是一个台独，你李敖是半个台独。在台湾肯干的台独，只有你们‘两个半’。”

　　李敖说：“事实上，魏廷朝从没有向我说起过什么‘两个半’，我跟他们根本没有关系。”

　　特务说：“‘台湾本部’五个委员，你是其中之一，他们都已经说出来了。”

　　李敖一脑子的茫然，真不知从何说起。

　　在纠缠了十几天后，李敖想，既然台独分子和官方情报咬定他是台独五巨头之一，若不遥为配合，恐怕不得了结。于是他心生一计，对刑求人员说：“我对谢聪敏曾开过加入的玩笑。”

　　当联合小组的调查局代表刘科长听到李敖自承开玩笑加入的说辞后，用文言文反问了李敖一句：

　　“奈何以玩笑出之？”

　　在特务们的“网罗”和谢聪明的诬攀下，李敖便莫名其妙地变成“台湾本部”的五人小组的大员。

　　在五房所一年，是李敖一生中最阴暗的日子，在这里他历经了国民党特务的凌辱刑求，历经了好朋友的陷害出卖，历经了小情人小蕾的黯然离去。

　　那是李敖在关进五房所的第十个月，小蕾给李敖写了一封令人神伤的信，说她将不再等他了。

　　李敖捧信凄然，为之泪下。

　　李敖说：“我这一生与女人离合，都是情随情迁，但与小蕾的分手，却是情随事迁，是我政治性入狱导致的生分、导致的生离死别，所以留下的只有怀念与美感，无复其他。”

　　小蕾的离去，相对于他被刑求逼供，是他遭遇的另一困境。

　　李敖入狱前曾有感而发：“古人说太上忘情，最下不及于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但是我辈中人，钟情之事，却每人魔障、误人歧途。魔障与歧途之尤者，就是把它搅成痛苦之事，这是最要不得的。其实，男欢女爱是人类最大的快乐，这种快乐，是纯欢乐，不该掺进别的，尤其不该掺进痛苦。有的人恐惧爱情带给他的痛苦，因而逃避爱情，‘且喜无情成解脱’。其实‘无情’并不能真的‘解脱’，即使有所‘解脱’，也不算本领，只能算是头埋沙中的鸵鸟。真正此中高手，不是‘无情’，而是非常‘有情’、‘多情’的。只是高手在处理爱情态度上，非常洒脱，得固欣然，失亦可喜；来既欢迎，去也欢送。这种与女人推移、而不滞于尤物的洒脱，才是惟一正确的态度。”

　　无论李敖多少理性地处理他的感情问题，留在他心里的怀念和酸痛总是存在的，尤其是在这样的处境中。

　　李敖和小蕾3月19日分手，他们再也没有见过面。1975年4月25日，李敖四十岁生日的时候，小蕾托她的父母给李敖送来了祝他生日的《生活杂志》画册，给了李敖极大的安慰，当晚，李敖写了一首诗，题目叫《只爱一点点》。

　　　　　　　　　　　　　　不爱那么多，
　　　　　　　　　　　　　　只爱一点点，
　　　　　　　　　　　　　　别人的爱情像海深，
　　　　　　　　　　　　　　我的爱情浅。

　　　　　　　　　　　　　　不爱那么多，
　　　　　　　　　　　　　　只爱一点点。
　　　　　　　　　　　　　　别人的爱情像天长，
　　　　　　　　　　　　　　我的爱情短。

　　　　　　　　　　　　　　不爱那么多，
　　　　　　　　　　　　　　只爱一点点，
　　　　　　　　　　　　　　别人眉来又眼去，
　　　　　　　　　　　　　　我只偷看你一眼。

死因心愿；看一看李敖的女人

　　小蕾来信后的第十八天，李敖终于离开了暗无天日的保安处讯问室第五房，于1972年2月28日被移送到军法看守所。他先住二房，后转十一房，再转八房。

　　坐牢期间，他最难忘的一个“匪谍”叫黄中国。

　　李敖第一次见到他是在军法处的第二房，隔壁房一位大学生闹绝食，李敖听到走廊上有一个山东口音的人在怒骂：

　　“年纪轻轻的，就找死啊！就是饿死自己啊！你笨蛋！”

　　李敖从墙上孔里望过去，见一个好大的胖子，皮肤粗糙，五十多岁的样子，这个人就是黄中国。他那时任外役，每天替犯人送饭送菜”。送水是用塑料水桶，每房一个，他用一根粗麻绳在饭后把水桶一个个串起来带走，串水桶的时候，空桶相碰，发出声响，非常吸引牢中的人犯。

　　黄中国原住第九房，因案子小，又没有共犯，就被调出来做外役。所谓外投，就是囚犯放出押房来替在押房中的囚犯服务，这个服务本该禁子牢头——班长做的，但班长除了手拿钥匙外，是不大做什么事的，所有的事都由外役做。

　　做外役是囚犯们羡慕的差使，因他们住的牢房房门白天不锁，可以在走廊或院子里放风，可以抽烟，可以看到家属送菜时包菜的有油的报纸，也可以趁班长不在时同别人偷着说话。

　　人一做了外役，一般都认为他案子不大，案情简单，黄中国就是这样的人。

　　后来黄中国调到了十一房，和李敖在一起，李敖发现他为人忠厚淳朴，是个够朋友的人，关系也非同一般。

　　黄中国是山东莱阳的农民，粗识几字，在抗战时代只身跑到青岛做海军，但他不知道那是“伪海军”，所以抗战胜利后，他就成了“汉奸”了。

　　黄中国是一个怪名字，李敖戏称他叫“Chian Huang”，并开玩笑说：“‘黄’字在中文里动词用法是把事情给弄砸了，你这黄中国，是把中国给弄砸了，凭你这名字，你就该坐牢！”

　　黄中国笑笑，说：“我爸爸怎么给我起这么个名字，想想真可怕。”

　　李敖又笑而问道：“你要做汉奸早做啊，为什么日本人要完蛋了才去做汉奸呢？”

　　黄中国苦笑道：“谁晓得呀！我们是乡下种田的，只晓得去青岛人海军，谁晓得是谁的海军啊！”

　　黄中国很喜欢李敖，羡慕李敖的学养和风趣，特别喜欢听李敖说话、讲他的经历。有一次李敖讲述他在服役时期的故事：

　　那时李敖入伍在半年受训期间，国民党千方百计拉同学入党，最后，使出杀手铜，说不入党的会被分到金门前线，在这种杀手铜的威胁利诱下，除仅有的少数非党员同学，其他大都入党了，可是李敖不为所动。指导员问李敖：“李敖你不怕去金门？”李敖说：“我不怕。”指导员说：“你很优秀，我们国民党没拉到你，很可惜。”李敖说：“你们拉到一个贪生怕死、为了怕去金门而入党的李敖，才真可惜呢！”指导员说：“你不入党，你在台湾活下去会永远不方便。”李敖说：“我准备死在金门，没什么不方便了。”指导员听了以后摇头而去。有趣的是，分配方案下来，李敖没分到金门，倒是人了党的同学分到了金门。那些同学气得跑去质问指导员，指导员说：“前线需要忠贞的人，把李敖送到前线，会影响民心士气。”气得有人把党证都撕掉了。

　　黄中国听得哈哈笑起来，说：“好听，好听，再讲再讲。”

　　李敖又讲他后来调到第四连做兵器排排长时曾戏描连中“官长”的各种心态：

　　一、连长——想做生意；二、副连长——想升官；三、指导员——想结婚；四、干事——想洗鸳鸯浴；五、第一排排长——想说相声；六、第二排排长——想打炮（嫖妓）；七、第三排排长想子弹房小老太婆；八、兵器排排长——想退伍；九、行政官——想八仙山盗林……

　　黄中国又哈哈大笑，说李敖你真不愧是有学问的人，你怎么会有这么多的妙语，你就做我的老师吧。

　　李敖和黄中国相处时间长了以后，两人经常在一起谈论家事。

　　牢中的李敖苦闷是不言而喻的，尤其小蕾的离去使他柔肠百结。李敖就和黄中国讲他和小蕾的故事，说得黄中国潸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