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沛．阿旺晋美详说1959年西藏叛乱真相、西藏自治区成立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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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沛-阿旺晋美：1959年西藏叛乱真相

　　近几年我多次会见过从国外回来探亲的藏胞。我曾问过他们，你们在国外，对1959年3月10日发生的叛乱的原因，究竟是怎样理解的。他们异口同声地说：那是因为当时西藏军区要把达赖喇嘛和噶厦政府的主要官员抓上飞机送到内地.29个年头过去了，至今在西藏，不但青年人不了解事件的真相，连老年人也不甚了了，仍然处在谣言欺骗之下。制造谣言者又是佛教徒，这就更加不幸了。我作为这一事件的目击者，历史的见证人，对事　件的内幕了解得清清楚楚。今天，我有责任把1959年3月10日事件的真相披露于世，还历史的真面目。

　　1959年3 月10日上午8点多钟，西藏拉萨街头一片混乱，人们哭喊着奔走相告：“到罗布林卡去保护如意至宝［此处指达赖喇嘛］吧！汉人要把他劫走了。”这喊声对笃信佛教的藏族人民简直是一声炸雷。于是，人们怀着震惊、惶惑、恐怖的心情，涌向罗布林卡，以保护达赖为名，包围了罗布林卡，揭开了武装叛乱的帷幕。这就是后来不久发展成为大规模全面武装叛乱的1959年“3月10日事件”。

　　按照藏族传统习俗，每年藏历十二月二十九日是“破九”，在布达拉宫举行“破九跳神大会”。和平解放后，每年“破九”都邀请西藏工委和西藏军区的领导同志去看跳神.1959年（藏历土猪年）“破九跳神大会”时只有西藏军区政委谭冠三和副司令员邓少东在拉萨，他们应邀前往布达拉宫。达赖喇嘛在他的卧室会见他们时主动提出：“听说西藏军区文工团在内地学习回来后演出的新节目很好，我想看一次，请你们给安排一下。”谭政委和邓副司令员当即欣然应允，并告诉达赖喇嘛，这事很好办，只要达赖喇嘛确定时间，军区可以随时派出文工团去罗布林卡为他演出专场。达赖喇嘛说，去罗布林卡不方便，那里没有舞台和设备，就在军区礼堂演出，他去看。

　　事情就这样说定了。谭冠三政委和邓少东副司令员从达赖喇嘛的卧室出来，回到噶厦专为他们看“跳神”设置的坐处时，把这件事告诉了在那里的全体噶伦，他们都知道这个过程。后来，因为达赖喇嘛要考“格西”［意译为善知识（dge-bavi-bshes-gnyen），是在僧众大会中辩论佛教经典考取的学位。按拉萨三大寺制度，分拉让巴格西（lha-rams-pa）、措让巴格西（tshogs-rams-pa）、多让巴格西（rdo-rams-pa）和岭色格西（gling-bsres）等4级。］，去军区观看文艺演出的时间就这样拖了下来。

1959年3 月9日下午3点钟左右，西藏工委统战部李佐民同志到我家告诉我，达赖喇嘛决定3月10日去军区看文工团演出，并转告达赖喇嘛的意思说：“噶厦官员明天不用到罗布林卡了，可直接去军区礼堂等他。”怎么这样安排呢？按一般规矩，这类活动，噶厦官员都应先到罗布林卡，然后随达赖出行。我觉得情况有些不正常，预感会出事。

　 我就对李佐民说：“这几天拉萨很乱，匆忙决定达赖喇嘛到军区看文艺节目可能会出现麻烦。”李佐民说：“现在已经没办法了，看文艺节目是达赖喇嘛亲自定的时间，不好改变，只好这样了。”当天下午六七点钟，我接到代理噶伦柳霞·土登塔巴的电话说，3月10日上午10点达赖喇嘛到军区看演出，要全体噶伦于9时到罗布林卡集合，研究好达赖喇嘛去的办法后随同达赖喇嘛一起去。因为首席噶伦索康·旺钦格列家没有电话，要我转告索康·旺钦格列.3月10日上午正值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政治学习时间，我就没直接去罗布林卡，而是带着官服先去筹委会主持政治学习，同时等待罗布林卡的电话。想观察一下动静，看有什么情况。

　　不到10点钟，西藏军区副司令员、西藏地方政府噶伦兼藏军总司令桑颇·才旺仁增径直坐车去罗布林卡，在距罗布林卡不远处被石头打伤，立即被送到德吉林卡印度驻拉萨领事馆的医务室进行了包扎.10点钟以后，帕巴拉·格列朗杰的哥哥堪穷索朗加措被叛匪打死在罗布林卡门口。很明显，达赖喇嘛不可能到军区看演出了，我们也不可能去罗布林卡了，我就从筹委会到了军区。这就是1959年“3月10日事件”的起因和全过程。可是当时不了解内幕真相的人，包括原西藏地方政府的许多僧俗官员，都听信了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制造的谣言。至今在国外藏胞中的大多数人仍然被蒙在鼓里，可见这个谣言误人之深，流传之广。

　　有的国外藏胞写这一段历史时候，又有这样一种说法，说当时达赖喇嘛不去军区观看演出，是因为军区提出，达赖喇嘛来军区观看演出时，除了可带私人工作人员和少部分警卫外，不再邀请其他随行官员了。这是根本没有的事情。按照常规，当时达赖喇嘛作为西藏的领袖，又是西藏自治区筹委会主任，外出参加活动怎么可能不带随行官员和警卫人员！？事实上，当时军区不仅邀请了达赖喇嘛，而且还邀请了噶厦所有的噶伦、达赖喇嘛的两位经师和部分大活佛，以及部分贵族。

　　至于当时他们为什么要制造这个谣言，说穿了就是为了以此欺骗群众，发动武装叛乱，以反对民主改革。其实他们当时反对民主改革也是毫无根据的.1956年陈毅副总理率中央代表团前往拉萨，庆祝西藏自治区筹委会的成立，在自治区筹委会成立大会上，曾做出过关于进行民主改革的准备工作时决定。后来，中央根据西藏的实际情况，决定在西藏6年之内不进行民主改革，即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不进行改革，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是否改革，“要待西藏大多数人民群众和领袖人物认为可行的时候，才能作出决定，不能性急”。［6］

　　1956年底至1957年初，达赖喇嘛和班禅大师应印度政府邀请，去印度参加释迦牟尼涅槃2500周年纪念活动。当时正在印度访问的周恩来总理亲自给达赖喇嘛面交了毛主席的亲笔信，信中把中央这一决定通知了达赖喇嘛，并向他做了许多解释工作。当时达赖喇嘛说，他个人认为六年不改的方针以及周恩来总理讲的许多问题都很好，但这是一件很大的事，他还年轻，不能一个人做主，要同随行官员商量后再回答周总理。

　　当时，我作为西藏地方政府噶伦，也是达赖喇嘛随行官员之一。我们随行的主要官员认真讨论了周总理同达赖喇嘛的谈话后认为，在西藏从和平解放到1956年，在贯彻执行中央人民政府同西藏地方政府达成的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条协议方面，没有任何违背协议的地方。因此，对西藏工作提不出任何意见。但是在康区和甘青等藏族地区的民主改革中，有一些不好的做法，希望中央予以重视并认真纠正。周总理采纳了这个意见。当时不存在西藏搞叛乱的任何理由，因此，1959年在西藏发生的叛乱是毫无道理的。这次叛乱并不是中央政策和中央造成的，而是少数上层反动分子自己搞起来的。

　　至于现在拉萨骚乱分子又喊出了“西藏独立”的口号，这更是荒唐的。西藏是不是独立的，无论从汉文、藏文的史书记载中还是从现存的许多历史文物里，如皇帝赐给西藏统治者的印信、金册等，都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吐蕃同唐朝有了一种亲密的关系，从元朝开始，西藏正式纳入中央政府管辖，至今已有740多年。这就是说，所谓“西藏独立”完全是毫无根据的，是站不住脚的。那些鼓吹“西藏独立”的人无非是以夏格巴的一本书为依据。我反复详细地研究过这本书，认为夏格巴在引用藏文的历史资料或汉文的历史资料时，对史料完全采取了断章取义、取其所需的态度，这样得出的结论只能是谎言，谎言是改变不了历史事实的。本来不存在 “西藏独立”，骚乱分子怎样喊也“独立”不成。闹事的喇嘛根本不懂历史，完全是空谈“独立”，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

　　当然，1959年叛乱以后，西藏紧接着进行了平叛和民主改革，开始了各种建设，从这件事的结果看，西藏社会是前进了一步，人民解放了。但反过来想一想，1956年，中央已宣布了六年不改的方针，如果认真执行这条方针，不搞叛乱，到“文化大革命”时，整个西藏可能还没有全部进行民主改革，这样整个西藏也就没有进行文化大革命的条件。那么西藏寺庙以及其他方面遭到的破坏也就无从而来。

［1］　噶厦：原西藏地方政府，由噶伦4人组成，是1751年经清代乾隆皇帝在废除西藏郡王制之后批准建立的，1959年西藏叛乱事件发生后解散。

［2］　如意至宝：此处指达赖喇嘛。

［3］　噶伦：原西藏地方政府的主要官员。

［4］　格西：意译为善知识（dge-bavi-bshes-gnyen），是在僧众大会中辩论佛教经典考取的学位。按拉萨三大寺制度，分拉让巴格西（lha- rams-pa）、措让巴格西（tshogs-rams-pa）、多让巴格西（rdo-rams-pa）和岭色格西（gling-bsres）等4级。

［5］　堪穷：西藏地方政府里僧官的衔名，相当于四品官职。

［6］　见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著作选读》第78页。

文章来源：中国藏学

阿沛．阿旺晋美详说西藏自治区成立始末

　1965年9月，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在过去9年工作的基础上，召开自治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了自治机关，西藏自治区正式宣告成立，阿沛·阿旺晋美当选自治区首任主席。

历史再一次将这位对西藏和平解放和革命建设事业的发展做出卓越贡献的人物推向那个时代的焦点。此前14年，正是他作为原西藏地方政府的首席全权代表，审时度势，以其远见卓识与高超的工作技巧，为《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以下简称《十七条协议》）的签订起了重要作用，建立了历史性功绩。此后，从筹备到正式成立自治区，他始终既是参与决策的重要领导成员，又是主持具体操作的领头人。今年是西藏自治区成立40周年，我们专题采访了阿沛·阿旺晋美副主席，请他回忆了西藏自治区从筹备到成 立这段不同寻常的历史。

　　话题从《十七条协议》里关于民族区域自治的内容谈起。
　　
　　在西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道路曲折而漫长
　　
　　1951年4月下旬，我作为原西藏地方政府的首席全权代表，率领其他4位代表到达北京，同中央人民政府全权代表举行有关和平解放西藏事宜的谈判。经过 20多天的民主协商，友好交谈，于5月23日共同签订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民族政策，在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之下，西藏人民有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权利。”（《十七条协议》第三条）记得当时在谈判中，对个别条文双方争论很激烈，但对这一条没有提出异议。就我个人来说，虽然当时对民族区域自治的深远意义理解不深，但从直觉出发，认为它既有利于维护国家统一，又保障了西藏人民的政治权利，完全符合西藏的实际情况和各族各界广大人民的愿望，对把这一条列入协议的正式条文深感欣慰。
　　然而由于主客观两方面诸多复杂的原因，从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到1959年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奉命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职权，成为西藏的人民民主政权，历经8年时间；而自治区正式成立则又经过了6个年头。14年在历史的长河中是一瞬间，然而对于我们这些身在其中的亲历者来说，却是一段惊心动魄，曲折漫长的过程。
　　下面的这个简明时间表，可以说明一些问题：
　　1951年5月23日签署了《十七条协议》；1952年3、4月间，拉萨发生了伪“人民会议”骚乱事件。
　　 1956年4月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在拉萨宣告成立；同年的7、8月间，昌都地区江达县的30多个头人携带武器上山发动叛乱。1957年7月，以“四水六岗”组织为核心的“卫教军”叛乱武装正式成立。
　　 1958年12月上旬，噶厦召开秘密的“官员代表扩大会议”，制定了在拉萨发动武装叛乱的绝密计划。
　　1959年3月10日，拉萨爆发武装叛乱；3月17日夜间，达赖喇嘛出逃；3月28日，周恩来总理发布国务院命令，责成西藏军区彻底平息叛乱，决定解散西藏地方政府，责成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职权。
　　这个时间表，反映了围绕全部实现《十七条协议》，包括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而进行的一系列十分尖锐、复杂、激烈，而又或明或暗，时起时伏的政治斗争，以至最后的武装较量，实质是两种政权、两种社会制度之间长达8年之久的碰撞。
　　
　　伪“人民会议”事件
　　
　　《十七条协议》签署后，围绕执行和平协议的斗争尖锐复杂，有时十分激烈。解放军刚一进藏，以亲帝分裂分子司曹（达赖喇嘛之下最高行政长官）鲁康娃·才旺绕登、本珠仓·洛桑扎西为幕后主使的伪“人民会议”即开始活动，炮制了一份“请愿书”，反对和平协议，公然提出要解放军撤离西藏。1952年3月31日，伪“人民会议”三名代表要求进入中央驻藏代表驻地，递交“请愿书”。与此同时，一千多藏军及武装流氓将驻地包围起来。在拉萨街头，武装分子游行示威，呼喊反动口号，商店纷纷停业。4月1日，事态更趋严重，两司曹调来日喀则的炮兵代本；三大寺的两千多名不明真相的喇嘛进入拉萨。大批武装分子包围中央代表驻地、西藏工委和银行、外事处。我的住宅也被围了起来。晚上，枪声大作，窗玻璃被打碎。
　　事态非常严重，在中央和毛主席正确领导下，中央代表和解放军指战员团结西藏上层爱国人士，坚定不移地维护和平协议，与分裂主义分子展开了尖锐激烈的斗争，在做好军事准备的同时，大力开展政治攻势，揭露敌人的阴谋，驳斥伪“人民会议”分子的无理要求。
　　中央驻藏代表张经武还亲自去布达拉宫向达赖喇嘛讲明局势的严重性，转达了中央坚持用政治方式处理这一事件的态度和诚意。4月27日达赖喇嘛责成噶厦出布告，宣布终止了鲁康娃·才旺绕登、本珠仓·洛桑扎西的司曹工作，宣布伪“人民会议”为非法组织，这一事件终于得以平息。
　　对策划事端的两司曹予以终止工作而不查办、对其他参与骚乱的噶厦官员一律不予追究。这种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和平处理事端的方式，有力地打击了亲帝分子和顽固分子的嚣张气焰，粉碎了他们的阴谋。使中央人民政府和解放军在西藏的威信大大提高，稳定了局势，安定了人心。这使维护和执行和平协议、进而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毛主席提议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备机构
　　
　　1954年9月，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一起赴北京出席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会后毛主席分别会见他们时提出了一个建议：原来《十七条协议》里面规定在西藏要成立军政委员会，但是根据现在全国的情况，各大行政区军政委员会全部都撤消了，而且西藏的许多上层朋友对成立西藏军政委员会都有顾虑，所以现在就不要成立军政委员会了，我建议成立自治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现在，西藏的两位领袖（指达赖喇嘛和班禅大师）和大批的高级官员都在北京聚会，正好借此机会讨论一下，可不可以先成立一个筹备机构，为成立西藏自治区做准备。
　　在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主持下，以达赖喇嘛为首的西藏地方政府、班禅的堪布会议厅、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中央进藏工作人员四方面的人分别成立了四个小组，同时讨论如何在西藏筹备成立自治区的问题，我担任西藏地方政府小组的组长。同时在中央统战部直接领导下成立了一个综合的筹备小组，我是成员之一，四个小组分别讨论后的意见，统一汇总到上面的这个小组。
　　讨论结果是：大家一致同意毛主席的建议。11月4日，四个代表组召开第一次会议，成立了一个临时性的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筹备小组。1955年3月，筹备小组正式写了一个报告给国务院，3月9日，周恩来总理主持国务院第七次全体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关于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决定》，《决定》指出：“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是负责筹备成立西藏自治区的带政权性质的机关，受国务院领导。其主要任务是依据我国宪法的规定以及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和西藏的具体情况，筹备在西藏地区实行区域自治。”此后毛主席分别会见了达赖喇嘛和班禅大师，我也有幸再次亲耳聆听他老人家的教诲，毛主席充分肯定了筹备小组的工作成绩，同时希望我们继续加强民族内部团结及国内各民族大团结，勉励我们为尽快成立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而努力。毛主席说：“今年成立不了，明年一定成立。”
　　
　　陈毅率团前往拉萨祝贺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
　　
　　为了进一步做好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准备工作， 1955年9月20日在拉萨又成立了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筹备处。成员还是由前面提到的四方面的代表构成，每一个方面都有一人任副处长，我被推选为处长。这可能与我当时的特殊身份有关，一方面我是西藏地方政府的噶伦，又是西藏军区的第一副司令，而且是签订《十七条协议》的西藏地方政府首席全权代表，种种因素聚集起来，把我推向了一个特殊的位置。
筹备处成立后，即着手落实和实施这个决定，紧锣密鼓地为自治区筹委会成立做前期准备工作。
　　当时西藏的贫困落后状态基本没有改变，商品稀少，物资匮乏，大量的粮食和各种生活用品都需要从内地长途运送，我们筹备处负责提出方案，然后提请西藏工委和西藏军区帮助解决。我们合作非常愉快，工作进展顺利。
　　筹备处的另一项重要任务是确定自治区筹备委员会需要设立哪些机构，这些机构的领导人、干部的配备，几方面的人员如何来安排等。其中名额的分配，人员安排是最费周折、最为困难的一件事。筹委会下直属好多个处（相当于现在的厅局级），人事安排四个方面都要照顾到，筹委会委员中西藏地方政府、班禅堪厅、昌都解委会、中央工作人员所占比例大致为4、3、2、1，包括处长、副处长的职位基本也按这个比例安排。
　　经过将近4个月的紧张有序的努力，筹备工作基本到位。1956年1月13日，中共西藏工委将筹备处形成的关于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提案上报中央。党中央、国务院很快批准了这个方案并派遣陈毅副总理率领一个庞大的中央代表团，前来西藏祝贺。1956年4月22日，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大会在新落成的拉萨大礼堂隆重开幕，达赖喇嘛、班禅大师分别致词，我代表筹备小组，向大会作了筹备委员会筹备情况的报告，对机构设置、人员安排等内容作了说明。陈毅元帅宣读了国务院命令，并代表国务院将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印鉴授予达赖喇嘛。
　　会上通过了已于4月20日公布的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全体委员名单，筹委会由委员51人组成，西藏地方政府方面15名，班禅堪布会议厅方面10名，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10名，中央工作人员方面5名，其他方面（包括主要寺庙、各主要教派、社会贤达、群众团体等）11名。达赖喇嘛·丹增嘉措任主任委员，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任第一副主任委员，张国华为第二副主任委员，我为秘书长。
　　阿沛老作为筹委会常务委员兼秘书长，任务担子很重，具体工作主要由阿沛主持办理。从筹备委员会成立到成立自治区的9年（1956—1965）时间里，筹委会的运转、通过各项决议，全由阿沛负责主持操作。当时他身兼三职，三种不同的身份：筹备委员会常委、秘书长、西藏地方政府的噶伦和军区第一副司令员，所以他常常会三头跑，忙碌操劳的情况可想而知，不过他的工作重点始终是围绕筹备委员会展开的。
　　
　　争取用和平方式解决西藏的旧制度和旧政权问题
　　
　　以毛泽东主席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社会主义革命中，把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对资产阶级采取赎买的设想付诸实践，对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实行赎买和和平改造的政策。以后又将这一政策运用到包括西藏在内的少数民族地区的民主改革当中，取得巨大成功。

　　 对西藏的社会改革，中央始终坚持了和平改革的方针。就是把自下而上地发动和依靠群众，同自上而下地和平协商有机结合。在《十七条协议》中就包含了和平解决西藏内部问题的指导方针，其中第十一条明确规定：“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强迫。西藏地方政府应自动进行改革，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时，得采取与西藏领导人员协商的办法解决之。”

　　按照对旧政权、旧制度实行和平改造的政策，筹备委员会力争将西藏地方政权通过和平改造的方式转化为人民政权。筹委会将噶厦和堪厅以及昌都地区四品以上的大部分官员都吸收进来，安排了相应的职位，这些人都是双重身份，既是旧政权的官员又是筹备委员会和下属机构的成员。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把这些人都转变为新政府的干部，这样就有了实行和平改造的基础和条件。

　　当时对安排在筹委会任职的旧政府官员实行“三高政策”，即高工资、高职位、高待遇。当时的政策是：包下来，包到底，安排好职位，安排好生活，逐步进行改造，把旧官员改造成为新的公务员。实践证明，和平改造的政策是正确的，在1959年平息叛乱后，旧官员里那些没有参与叛乱的高官、喇嘛，都是这样对待的。

　　阿沛· 阿旺晋美由衷地支持和拥护对西藏实行和平改造的政策。正直善良是他的固有品格，善意待人、公正处事是他的一贯作风，无论何时何地处理任何事情，他最先考虑的总是如何最大可能地减轻对别人的伤害，从善意的角度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给予关照。他从青年时期起就阅读了大量历史书籍，对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坚信不疑。从1949年底西藏地方政府召开官员会议时起，他就力主和谈，反对扩军备战。因为他不想看到打仗造成的灾难，更不想看到广大农奴变成炮灰；1950 年，他临危受命，出任昌都地区总管，于6月间到昌都就任后，立即遣散了被派驻金沙江两岸一线的数千名民兵。任筹备委员会秘书长期间，他坚决拥护并努力推行对旧官员的和平改造，亲自担任学习委员会主任，主持领导在筹委会工作的旧官员学习政治、 政策。他希望每一位旧官员都能有一个好的结果。
　　
　　毛主席制定“西藏六年不改”的方针
　　
　　1956年，毛主席根据国内外的形势以及西藏的实际情况，亲自作出了西藏在六年内（即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不进行民主改革的决定。后来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两篇重要讲话中，都明确宣布了这一决定。

　　 1956年11月下旬，在达赖喇嘛访问印度期间，流亡国外的西藏分裂主义分子，包括达赖喇嘛的两个哥哥在内，全力进行分裂祖国的活动，明确提出要达赖喇嘛留在印度，领导所谓“西藏独立运动”。达赖喇嘛产生了严重动摇。周恩来总理在印度新德里与达赖喇嘛进行了连续三天的谈话，并向达赖喇嘛转交了毛主席的亲笔信，转达了毛主席关于在西藏“六年不改”的决定。周总理对达赖喇嘛晓以利害，耐心劝说教育，他说：你达赖喇嘛有神的一面，神只有在神堂才有神气，神要离开了神堂，就没有神气了。但是你的神堂在拉萨，你不可能搬到印度来。这些话深深地触动了达赖喇嘛，他终于返回了西藏。
　　
　　“3·10事件”将旧政权送入了坟墓
　　
　　 从西藏和平解放至1959年3月10日之前的8年中，中央一直是耐心等待上层统治者觉悟起来，“自动进行改革”。然而上层统治者中的少数反动分子，不仅不觉悟，反而错误地估计形势，一再制造事端，反对民主改革。

　　 1957年7月，达赖喇嘛和西藏地方政府在布达拉宫举办盛大法会仪式，接受了反动组织“四水六岗”献给达赖喇嘛的金宝座和“请愿书”；达赖喇嘛为他们摸顶、发护身符。此后不久，以“四水六岗”组织为核心的“卫教军”叛乱武装正式成立。

　　1958年12月上旬，噶厦召开秘密的“官员代表扩大会议”，以“平息康巴叛乱，请求中央谅解”的幌子，强化“噶厦集权”，制定了在拉萨发动武装叛乱的绝密计划。

　　1959年3月10日，是达赖喇嘛自己选定的要去西藏军区看区文工团演出节目的“黄道吉日”，反动分子们借机散布谣言说：“西藏军区要把达赖喇嘛和噶厦政府的主要官员抓上飞机送往内地。”上午8点多，拉萨街头一片混乱，大批的人群一齐涌向罗布林卡，前去“保护”达赖喇嘛，数千名武装叛乱分子包围了罗布林卡，由此揭开了“3·10武装叛乱事件”的帷幕。

　　就在叛乱前一天，达赖喇嘛的秘书长通知我和所有政府噶伦，要我们次日上午去罗布林卡随同达赖喇嘛一起去西藏军区看节目。而此前达赖喇嘛已决定：受到邀请的官员可以自己前往，不需要都到罗布林卡聚集了。所以接到叫去罗布林卡的通知后我感到事情有些蹊跷，觉得很可能这里面有阴谋。恰巧第二天按照日程安排，我要主持筹委会里的旧官员学习，这样那天早晨就没有直接去罗布林卡，因此才躲过一劫。就在那一天，筹委会委员、爱国进步人士堪穷帕巴拉·索朗嘉措在罗布林卡门口被叛乱分子活活打死，我们另外一个刚刚被任命为军区副司令的卸任噶伦桑颇·才旺仁增被叛乱分子用石头打破了头。

　 3月17日午夜，达赖喇嘛及其主要官员、家属、警卫600余人离开拉萨逃往印度。3月20日，叛乱武装向解放军和筹委机关发起冲击，解放军奉命反击，三日内即平息了拉萨市内的叛乱。3月28日，周总理发布国务院命令，宣布解散原西藏地方政府，责成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职权。

　　3·10叛乱事件的发生，使广大农奴和奴隶迅速觉醒，积极支援人民解放军平息了叛乱，一场民主改革运动，如熊熊烈火，把封建农奴制度的垃圾全部烧掉，人民当家作主的新西藏取代了封建领主专政的旧西藏。所以说1959年西藏叛乱从客观上将旧制度送入了坟墓，从而加速了进行民主改革、正式成立自治区的进程，坏事变成了好事。
　　
　　“自治区正式成立西藏才有了人民政权”，这话不准确
　　
　　过去曾有人说：“自治区正式成立西藏才有了人民政权”，这话不够准确。实际上，1959年3月28日周总理发布的解散西藏地方政府，责成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职权的命令，即宣布了旧政权的灭亡，也同时宣告了新政权的开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从此成为正式的政府机构，成为西藏地方的人民民主政权。班禅额尔德尼作为原来的第一副主任委员被任命为代主任委员，当时没有直接任命班禅大师为主任委员，是因为达赖喇嘛叛逃后，周总理在命令中宣布他被叛乱分子劫持，这样就给达赖喇嘛留下了一个机会，职务保留，随时等他回来。这充分表达了中央对达赖喇嘛的宽容。

　　 1959年4月，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京举行，我同班禅大师以及其他西藏代表一起前往参加。4月15日，毛主席在第十六次扩大的最高国务会议上，着重谈了西藏问题，对西藏的平叛斗争、民主改革作了重要指示。

　　 5月7日，毛主席在中南海怀仁堂的一间会议室会见了班禅大师和我。毛主席说：“你们主张边平叛、边改革，这很好，民主改革是西藏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希望你们多做工作，搞好民主改革，早日把西藏变成繁荣昌盛的新西藏。”

　　此后，自治区筹委会作为西藏的人民民主政权，在党中央、国务院正确领导下，在中共西藏工委直接领导、支持下，坚决贯彻执行中央的指示，领导了平叛、民主改革、建立各级人民政权、培养干部、开展各方面的建设，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西藏的民主改革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1959年6月28日—7月17日，自治区筹委会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通过了《关于进行民主改革的决议》。

　　 12月20—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西藏自治区委员会成立。谭冠三任主席，噶丹赤巴·土登贡噶等8人为副主席。

　　1960年6月15日，西藏自治区妇女联合会成立，阿沛·才旦卓嘎任主任，杨岗、黄静波、娜珍等5人为副主任。

　　1961年1月3日，中共西藏工委和自治区筹委会公布到1960年底全区87万人口的农区，已有85万人口的农区完成了民主改革。

　　1963年3月，西藏军区宣布，平息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发动的全面武装叛乱胜利结束。
　　
　　周总理说：“尽快把自治区成立起来，否则人民对你们就会有意见了。”
　　
　　1964年全国人代会后，周恩来总理与我和帕巴拉两人谈话说：“西藏成立自治区，达赖喇嘛不可能解决这个问题，现在你们两个掌权了，你们应该承担起这个责任，尽快把自治区成立起来，否则人民对你们就会有意见了。”当时民主改革已经完成，自治区筹委会作为政权的工作也走上了正轨。不仅成立了各地区的专署，而且各县人民政府以及基层政权也成立了，在平叛、改革的工作中，一大批民族干部锻炼成长起来，成立自治区的条件已经成熟。

　　 1965年9月 1日，西藏自治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新落成的拉萨劳动人民文化宫隆重开幕。出席大会的各族各阶层代表共301人，其中大多数是在平叛、改革中涌现的农牧民积极分子和基层干部。大会共开了9天。张国华在大会上作了政治报告，我代表筹备委员会作了工作报告。

　　8日，大会进行选举，我被选为自治区人民政府（当时称人民委员会）主席，周仁山、帕巴拉·格列朗杰、郭锡兰、协绕顿珠、朗顿·贡嘎旺秋、崔科·顿珠次仁、生钦·洛桑坚赞当选为副主席，洛桑慈诚当选为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自治区正式成立后，我们开始正式地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制度在西藏全面地建立起来了。这样自治区政府的主要任务就是进一步健全和完善自治制度，领导西藏人民进行经济文化建设，巩固国防，把西藏自治区机关的职能逐步完善起来。
　　
　　“文革”开始，造反派敲锣打鼓地给我送来了一张大字报
　　
　　1966年“文革”开始，6月“炮打司令部”，8、9月间北大清华就开始乱了，聂元梓、蒯大富等造反派头头派他们选择的红卫兵小分队来西藏造反，把本来很平静的西藏搞得乌烟瘴气，社会开始混乱。我作为自治区主席自然是首当其冲，造反派敲锣打鼓地来到自治区政府给我送来了一张大字报，要我交待“历史罪恶”。就在 这紧要关头，西藏军区政委任荣给我带来了好消息，说周总理已经决定派专机接我们夫妇去北京，要我做好准备。这样，我和老伴一起来到北京，与当时中央要保护的几个地方领导人住在北京饭店。当时对“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搞不懂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和老伴又不便随意出去走访认识的领导人和有关部门的干部，于是换上老北京的服装，每天上街去转。那时大字报铺天盖地，大街小巷到处都是，连柏油马路上都用红油漆写满了标语口号。我看到刘少奇、邓小平被打倒，成了中国最大的走资派，心里想不通，不相信这么多与毛泽东出生入死的老战友怎么转眼间就成了最反动的反革命，但当时没地方说也不敢说，只是心里想不明白。在北京饭店一住就是两年，1968年周恩来总理指示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安排，住进了北京旧城和平门附近顺成街上一个一进两院的四合院。
　　
　　重返西藏领导岗位
　　
　　 1968年，中央把西藏各个造反派头头还有一些军、地领导干部召集到北京办学习班，为成立西藏自治区革委会做准备，办到一定程度后，周总理找我谈了一次话，大概内容是：准备要我出任革委会副主任，但前提是必须在学习班上向造反派群众作自我批评，取得谅解。总理特别强调要实事求是，自己做错了的要承认不要回避，真心求得群众的谅解。经过精心准备，我在京西宾馆大会上做了检讨。当时周总理作了周密的安排，派人随时汇报会场的情况，同时也给任荣同志交代，要采取安全措施。我的检查基本获得了通过，但还是有人提了几个问题，最主要问题就是“与西藏叛乱分子划不清界限”。1959年追随达赖喇嘛叛逃的一些贵族官员中，有些人的家属留了下来，在当时的环境下，这些人的生活遇到很大困难，我就把自己的钱拿一些出来给予救济，记得有那么一两户，好几次偷偷地跑到家里来借钱，虽说是借，其实并没有还的可能，这样时间一长，我发现这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后来就干脆一次多给了一二百，让他们去买奶牛，这样他们就可以卖牛奶维持生活。现在看来这实在是很平常的事儿，但在当时的环境下人家就说是同情叛乱分子，没有划清界限。就这么回事，说完了，最后还是得到了大家的谅解，这样在党中央、周总理的关怀下，我重新回到西藏，出任了自治区革委会的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