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行将被历史尘封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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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许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共同体悟，所以当我提议回插队的地方省亲时，当年在一起的插兄毛民耀、卢调龙毫不犹豫，马上结伴而行，踏上了云南省砚山县大稼依的返乡之旅。

2007年5月25日，丰田汽车在锁龙寺至平远街的平锁高速路上飞驰。车窗外的景色扑面而来，只觉得眼前山更绿，水更清，天更蓝，红土地也比以前更红艳了。飞虹般的公路大桥，粉墙红瓦的新农庄，雨后吐绿的庄稼，处处焕发出盎然生机。变了，一切都变了！此情此景让我们车上的人思绪万千，感慨万千，38年前的往事一幕幕浮现在我们的眼前。

我忘不了1969年4月25日。那一天，当送我们插队的火车从上海彭浦货运车站启动时，车上车下突然迸发的那一片哭喊声。凄惨的声音撕心裂肺，惊天动地，至今不堪回首。我也忘不了那一路的旅途艰难，当敞篷卡车哼哼唧唧翻越了漫长的开远东山坡，又拖起滚滚灰龙颠进大稼依时，车上的人浑身裹着一路飞扬的尘土，个个象泥塑展览《收租院》里逃出来的“贫下中农”。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这是毛主席对我们的号召。我到农村的第一课是受苦受累的再教育，它让我真正尝到了生活的艰辛。住土库房，喝腌菜汤，点煤油灯，饮沙河水，这犹可忍受，那屋里踵满灶台的苍蝇，门前散发恶臭的粪坑，简直让我恶心、烦躁到了快疯的地步。初到云南，水土不服，再加蚊叮虫咬，没多久腿上长满了疙瘩，其痒难忍。我们不停地搔，搔烂了治，治好了又搔，还要天天下水田，结果反反复复几个月后，两条腿长满了疤痕。记得我插队后第一次回上海，我妈见了我的腿，一边抚摩一边默默地掉眼泪。

在稼依，劳动强度最大的活是上山砍柴。稼依人口多，柴草奇缺，砍柴要到二、三十公里外的岔路口。每次砍柴，天不亮出门，天黑尽了回家，往返要拉着推车走八、九个小时，中间还要上山砍柴。刚开始，每次拉柴回来，我要瘫在床上休息两天才能恢复体力。第一次砍柴，我跟着大家钻进了树林，边砍边往山上爬，一会儿就与同伴走散了。等太阳偏西，大家噢、噢、噢地尖吼着集合时，我砍的柴一根也找不到了，两手空空回到山下，真差点急出了眼泪。多亏陪我们去的农民谭文华大哥，帮我上山把柴找了回来。

在农村，我最怕干的农活是雨季挑秧。稼依有很多烂泥田，当地叫涵凼田，田埂又窄又陡，犹如独木桥一般。挑着稻秧，冒着细雨，走上田埂，一步一滑，摇摇晃晃，我连人带挑不知摔倒过多少次。每次摔倒，狼狈不堪，身上沾了一屁股的泥，鼻梁上的近视眼镜掉了，头上的蔑帽被扁担挑翻后紧卡在自己的脖子上。这时候，我顾不得下雨，忙着找眼镜，扶谷篮，甩蔑帽，然后蹲下去把连秧带水的担子挣起来继续往前走。收工回家，带着一身的泥水，雨水和汗水，嘴里咽着苦水，心里品味着与天斗、与地斗、与所谓的资产阶级思想斗的滋味。

文革时期，阶级斗争天天讲、年年讲。我们到了稼依当然少不了接受忆苦思甜的再教育。我们的房东王有财在解放前是稼依最大的地主吴大南家的长工，是全大队苦大仇深的老贫农。他给我们忆苦思甜，说他解放前当长工，地主一年只给他多少石谷子，两套衣服，两顶帽子和两双鞋子，生活苦得很，稼依苦死了很多人。不料，他说完解放前接着说起了五八年，那时侯农村刮“五风”，什么“一平二调”、“虚报浮夸”，天灾人祸，闹得困难时期家家都饿饭。稼依一个寨子就饿死了多少人。那一年，他家断了粮。他偷偷跑到边远山寨亲戚家借粮，回家时怕被人发现挨打，在沟里躲到夜深才进村。他又饿又冷，路也走不动了，最后是拖着包谷爬回家的。房东王大爹那天还给我们讲了六八年搞批斗斗死人的事。听完忆苦思甜，我们老想着解放前的苦死人和解放后的饿死人，斗死人，虽然前者是“三座大山”的压迫，后者是政策失误的原因，两者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事，但也让我们几个同学受到了极大的震撼。这是我们从学校走上社会的思想转折点。

王大爹忆苦思甜的内容，在我们后来了解到的情况中还得到了印证。小憨狗的爹，小莉妹的妈都是困难时期饿死的。之后一个月，我们又亲历了一次青黄不接的五黄六月。农民家里开始缺粮，他们天天拿山上挖来的野菜、苦蒜和洋芋充饥。尤其是劳力多的农户，缺粮更严重，因为口粮以“人头为主工分为辅”的倒三七比例分配，家里人口多，分粮占便宜，“挣工分不如生娃娃”。结果，全队（现在的五队和六队）70多户人家，为多争几十斤国家返销粮，开会吵了几个晚上。

时光一天天地流逝，见识一天天地增长，我们心中的疑问也一天天地多起来。当我们辛辛苦苦干一年，年终分红只分得500市斤谷子，29元钱时；当看到农民切刀烟，做臭豆腐，想挣几个零花钱，却被当作资本主义的尾巴来砍时，我们不禁自问，为什么种粮食的农民吃不饱饭？为什么端着金饭碗还要讨饭吃？为什么摆着财路不走，非把大家捆在一起受穷？为什么天天高喊政治挂帅学大寨，社员出工不出力？这一连串的为什么，让我们走进了社会，认识了社会。

插队的第二年，“农业学大寨”的政治标语在农村越写越大，其中最大的那条几乎覆盖了我们大稼依寨子背后的整个山坡。学大寨越学越左，评政治工分，小春大革命，炮打小花谷，以粮为纲其它砍光等不切实际的种种做法，在农村基层强行推行。我们的王队长老实、本分又倔强，他顶不住压力，又不愿上下受气，干脆象当年许多基层干部那样躺倒不干了。这样一件偶然的事，让我和民耀当选了队长、副队长。民耀的性格敢作敢为，当仁不让。我呢，担心不懂农业生产，担心干好了真要一辈子留在农村。乡亲们很体谅我们，社员大会一致决定，配王兆礼、吴家洪、吴汝和等五个能掐会算的老农给我们出谋划策当顾问，还表示，只要上边来招工，生产队决不多留我们一天，影响我们的前程。

在队长任上，我们听了老农的话，悄悄地做了几件“违反政策”的事。农忙季节，栽秧进度太慢，眼看就要误了农时。我们停了平均主义的政治工分，实行多劳多得的定额工分，栽秧进度猛冲到了全大队的前列。农民没钱花，我们就拿一些偏僻的山坡地种辣椒、烤烟等经济作物，还以供应附近部队的名义种蔬菜。生产队有不少副业生产能手，我们请他们出来采石头，烧石灰。那一年，正遇到上面号召用石灰改良农田，让我们发了一把，石灰窑的窑火烧得红红火火。记得是1970年之初，我作为上海知青的代表增选为文山州革命委员会委员。借着这块牌子，我跑来了种三七的农业贷款，让生产队种上了几亩三七，并且受到特殊关照，买到了一辆上海产的手扶拖拉机。这辆手扶拖拉机由我从文山开回村里后，马上被改造成碾米机。当时稼依没电，碾米靠石碓舂。碾米机一响，招徕了全寨的农户。碾米房天天机声隆隆，乡亲们跟收款的出纳开玩笑，说他数钱数得手抽筋。当年分红，我们粮也多了，钱也多了，一天的工分值由上年的二角八分提高到四角六分。

插队的第三年秋天，农村整党结束。我入了党，担任了大队团总支书记。民耀担任了大队团总支副书记。当我们正想“奋起大稼依更图大业”的时候，知青分工开始了。我们队的父老乡亲说话算话，没多留我们一天。我分到砚山县革委新闻报道组任副组长，民耀、调龙等9人分到了曲靖云机五厂、昆明运输总站等国有企业，留下郑凌豪因所谓的家庭出身问题终于没能分工。插队9年后，郑凌豪娶了房东家的女儿小白秀回到上海，没有留下任何孽债。他母亲对我说，凌豪做得对，把媳妇一起带回来，你们分工后的这些年，凌豪一个人在稼依全靠房东、乡亲他们的照顾，我们要知恩图报，上海家里住房再困难，搭个阁楼也要把媳妇迎进门。凌豪妈妈果然这样做了，她也给我们上了该如何做人这一课。

离开稼依，各奔东西，我们各自踏上了新的人生之路，又经历了几多风雨，几多坎坷，但是稼依插队的三年，为我们种下了“勿忘人民”、“扎根群众”、“实事求是”、“开拓进取”的基因，帮我们渡过了一关又一关，激励我们多多少少都做了一点对得起国家，对得起父老乡亲的事情。

回首过去，觉得时间真快，38年前的往事象今天的高速路，花4个小时就跑完了昆明到稼依的全程。省亲人的汽车开进了故乡。我们发现当年的村寨已经变成了繁荣的小城镇。宽阔的水泥大道，中国规模第一的辣椒市场，鳞次栉比的楼房，还有那擦肩而过的砚平高速公路，让我们赞叹不已。那一天，我们在村里拜望了乡亲，拜望了老房东，品尝了魂牵梦萦的稼依臭豆腐，还重新到战斗过的广阔天地走了走。走出村口，告别父老乡亲，我不禁想起了这样的诗句：

叫我怎能不感谢您——
我原想收获一缕春风，您却给了我整个春天；
叫我怎能不感谢您——
我原想收获一朵浪花，您却给了我整个海洋。
啊，感谢您稼依——我的第二故乡！

2007年7月17日

后记：
翁文樑、毛民耀、卢调龙、杜家伟、黄祥生、吴家桢、陆丙弗、杨远彪、张清颐、许大为等10人毕业于上海复旦附中，同赴砚山县大稼依插队落户。离开稼依的若干年后，翁文樑先后任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副台长、兼云南经济广播电台台长、云南有线电视台台长、云南电视台副总编、云南电视艺术家协会副主席。毛民耀先后任五华大厦总经理、世博园股份公司总经理。杜家伟、黄祥生、卢调龙领导创办了云南蓝箭汽车制造厂（现在的一汽红塔云南汽车制造有限公司），杜家伟任厂长，黄祥生任总工程师，卢调龙任配套部主任。其他人，有的去了美国，有的回了上海。

文中提到的郑凌豪、小白秀，现在，凌豪在上海烟草材料厂任生产计划部主任，小白秀已退休，儿子郑良堃大学毕业后已有了工作。他们在上海的阁楼里住了18年后，两次乔迁了新居，现在的新住房有110多平方米，一家人过着幸福安康的生活。

作者：翁文樑
Email:wengwl@yntv.com.cn

翁文樑先后任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副台长、兼云南经济广播电台台长、云南有线电视台台长、云南电视台副总编、云南电视艺术家协会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