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午、屈原与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
作者：彩云摘 录入新月于 June 10, 2005 at 23:36:13:
端午、屈原与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
端午起于远古节气夏至，本是源于天文节气与生殖崇拜。在汉代进入国家祀典，魏晋以后，自沉于岳阳汨水的屈原进入端午传说，最终形成端午起源纪念屈原的“历史”之“既成事实”。历史上，屈原与端午的联系产生了广泛而深入的影响，其所标拔的“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追求真理精神、爱国主义精神、忧患意识、《天问》怀疑精神、独立不羁敢为人先精神等湖湘精神传统成为了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重要组成部分，并远播东南亚及海外华人地区，影响世界。今天，在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领导下，弘扬屈原精神与湖湘传统精神，其对于中华民族的发展与伟大复兴必将产生积极影响。
一、 端午与夏至
一般传统认为，端午又作端五、端阳、女娲节、沐兰节等，汉族传统节日，流行中国大多数地区及东南亚地区。始载于《太平御览》卷三十一引晋周处《风土记》：“仲夏端五。端，初也。”指五月的第一个五日。五、午甲金文皆作“X”，二者通。《国语．晋语六》之夷阳午，《左传．成公十七年》作夷阳五。《说文》：“五，．．．．．．从二。阴阳在天地间交午。”段注：“阴阳交，午也。”
古代天文学家将黄道分成十二次，以十二地支相配，北方玄 （字库无此字，左木旁右号字）为子，南方鹑火为午。北斗星由七颗恒星即天枢、天璇、天玑、天权、玉衡、开阳、摇光组成。古人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舀酒的斗形，天枢、天璇、天玑、天权组成斗身，古曰魁、斗魁；玉衡、开阳、摇光组成为斗柄，古曰构。天璇、天枢相连成直线并延伸约五倍的距离，就可以找到北极星，构成北极星区。古代，十分重视北斗星。他们在长期的实践中发现，可以利用它来辨明方向。因为找到了北斗星，就可以找到北极星，而北极星是北方的标志；其次可以根据它来定季节，北斗星在不同的季节和夜晚不同的时间，出现于天空不同的方位，人们看起来它在围绕着北极星转动，所以古人又根据初昏时斗柄所指的方向来决定季节：“斗柄指东，天下为春；斗柄指南，天下为夏；斗柄指西，天下为秋；斗柄指北，天下为冬。”每天在黄昏固定时间观测，斗柄指向哪一地支名，相对的就是哪一月或某一季节。譬如斗柄指寅，则为正月；当斗柄指在午则为五月。夏至在五月，当斗柄指在午的正中方向，则这天正是夏至。夏至很早就已经被古人观测发现，《尚书．尧典》：“日永星火，以正仲夏。”这就是关于夏至较早的文献记载。端、斗即为一物。《说文》：“斗，十升也，象形。有柄。凡斗之属皆从斗。”今天民间还把斗形器具叫做端或者叫做端子。端又有斗柄指南之意，《文选．左思〈魏都赋〉》李善注：“凡南方正门，皆谓之端。”端午即斗柄指向正南方“午”。
端午与夏至的分离及把时间定在五月五日，当是同把上巳节定于三月三日一样，是后来的事情。“端午”（端五）最初并非特指五月初五，据闻一多先生的考证，至少在唐代存在每一个月的初五都可以称端午（端五）的说法。唐张说《上大衍历序》：“谨以开元十六年八月端午，赤光照室之夜献之。”宋洪迈《容斋随笔》之《八月端午》也有考证。在今天，湖南益阳、常德、岳阳等地至今还存在“小端阳”五月初五、“大端阳”五月十五之说，不过他们的端午节主要还是重在“小端阳”。这可能是夏至与端午二分之后的“历史遗留”。夏至与端午分离之后，一般普遍观念认为，为了取得至极之阳气，五月五日日中时刻是炼剑、炼镜、采药等等的最佳日期。《荆楚岁时记》：“是日（五月五日），竞渡，采杂药。”又云：“是日竞采杂药。《夏小正》：‘此日蓄采众药，以蠲除毒气。’”《养生论》：“五月五日宜合截虐鬼哭丹。”唐孙思邈《千金方》：“（五月）五日取葵子微炒为末，患淋者食前温酒服一钱，立愈。”《太平御览》卷九二九引《文子》曰：“蟾蜍辟兵。”《抱朴子》：“（蟾蜍）以五月五日日中取之，阴干百日，以其足画地，即为流水，带其左手于身，辟五兵。”
湖北大学中文系蒋方教授认为端午起于五月祈禳与阴阳学说及农耕气令，论证甚为详实，可惜其没有注意到远古气节及历法与农耕本无关的历史事实（《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7年第3期）。关于历法天文与农业问题，这一点江晓源博士早在《天学真源》一书早有论述。
二，端午与屈原
据近人闻一多先生《端午考》一文中指出：“说它就是古代吴越民族一个龙图腾团族举行图腾祭的节日，简言之，一个龙的节日。”（见《闻一多全集》第1卷，三联书店，1982版）。但是对其由来，尚有七说，一说远起于三代的兰浴。《大戴礼记．夏小正》：“五月五日蓄兰为沐浴。”故周代以来，有朱索桃印饰门、艾人悬户、系五彩缕、挂赤灵符等禳灾避邪风俗，历代相传，至今尚在民间流行。一说起于春秋战国。勾践于此日操练水军。宋高承《事物纪原．竞渡》引楚传云：“起于越王勾践。”一说是纪念介子推。东汉蔡邕《操琴》：“介自绥（即介子推）割其腓股以 重耳。重耳复国，子绥独无所得。．．．．．．遂循入山，文公惊闻，迎，终不肯出。文公令燔山求之，子绥遂抱木而烧死。文公令民五月五日不得举火。”《邺中记．附录》：“并州俗，为介子推五月五日烧死，世人甚忌，故不得举火饷食。”一说纪念曹娥。《会稽典录》：“女子曹娥，会稽上虞人。父能弦歌为巫。汉安帝二年五月五日于县江 涛迎涛神溺死，不得尸骸。娥年十四，乃缘江号哭，昼夜不绝声七日，遂投江而死。”故浙江一带有五月五日纪念曹娥之事。一说纪念伍子胥。南朝梁宗懔《荆楚岁时记》引邯郸淳《曹娥碑》：“五月五日，时迎伍君。”相传伍子胥尽忠反而被杀，于五月五日死，尸被抛于江，化为涛神。故江浙一带有五月五日迎涛神之俗。一说是祭“地腊” 。。《道书》云：“五月五日为地腊，五帝校定生人官爵，血肉盛衰，外滋万类，内延年寿，记录长生。此日可谢罪，求请移易官爵，祭祀先祖。”
其中，最为重要的也最富有意义的是端午起源纪念屈原说。《风俗通》：“五月五日，以五彩丝系臂者，辟兵及鬼，令人不病温。亦因屈原。”又曰：“五月五日续命缕，俗说以益人命。” 《艺文类聚》卷四引《续齐谐记》：“屈原五月五日自投汨罗而死，……楚之哀之，每至此日，[辄][以]竹筒贮米，投水祭之。” 《太平寰宇记》一四五引《襄阳风俗记》：“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罗江，其妻每投食于水以祭之。”《太平御览》卷三一引《荆楚岁时记》：“五月五日竞渡，俗为屈原投汨罗日，伤其死所，故并命舟楫以拯之。”唐代刘禹锡贬谪到朗州（今常德）时亲自观看竞渡并写下了《竞渡曲》，认为竞渡始于武陵，其意义在于纪念屈原。明末兵部尚书杨嗣昌（常德汉寿人）《武陵竞渡略》云：“刘禹锡《竞渡曲》注曰：竞渡始于武陵，至今举楫而相和之，其音咸呼云‘何在斯’，招屈之义。”（辑录于《古今图书集成》），也认为竞渡源于纪念屈原，并对端午竞渡做了比较详尽的描述。
在汉代，端午进入国家祀典。魏晋以后，朝廷不祀端午，节日之盛在民间，与此同时，与节日有关的人物传说也逐渐兴起。东晋南朝时期，经过人民的传讲与文人的选择记录，屈原成为端午节日的主角，纪念活动逐渐兴盛。唐宋时，屈原与端午一起进入了宫廷，遂推动有关风俗在全国范围的流行。唐代宫廷中的端午之庆，君臣赋诗，颁赐衣物，民间有官方组织的歌舞。北宋时更加隆重，不仅颁赐朝服，而且“学士院端午前一月撰皇帝、皇后、夫人阁门贴子，送后苑作院用罗帛制造，及期进入”（《岁时杂记》）。所谓阁门贴子，即汉代朱索五色印为门户饰的演变。欧阳修有《端午贴子》云：“楚国因谗逐屈原，终身无复入君门。愿因角黍询遗俗，可鉴前王惑巧言。”屈原与端午节庆一起出现在帝王的宫门上，而且再度以其忠君爱国的精神而受到赞扬。唐宋之后，提到端午，人们想到的只是屈原。唐文秀之诗：“节分端午候谁言？万古传闻为屈原。堪笑楚江空浩浩，不能洗得直臣冤。”（《绵绣万花谷．后集》卷四所引）唐宋以后的文人诗词中，写到屈原的有很多，尤其是在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屈原往往是士人的精神与人格的楷模，宋末的文天祥在民族危难之时多次追瞻屈原，其被俘后宁死不屈，即为一例。二十世纪抗日战争时期，屈原精神再次成为知识分子的价值追求。尽管屈原只是与端午有关的传说人物之一，但最终是屈原与端午紧紧地联系到了一起，这是湖湘精神的生命力，这体现了历史的选择，人民的意愿。由于屈原精神及其诗歌的深刻影响，屈原端午一说由楚地逐渐传播到全国，为绝大部分地区所公认，并传播之海外，沿用至今。
三，屈原与中华民族精神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一个民族，没有伟大的精神和高尚的品格，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古往今来，世界上没有哪个民族没有自己的民族精神，黑格尔曾说：“民族精神是认识自己和希求自己的神物”。中华民族精神内涵丰富，博大精深。其核心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精神；其支撑点是自强不息的开创精神、艰苦奋斗的自立精神。
满怀爱国主义精神和其“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执着追求真理的理想主义精神及忧患精神的屈原是一位跨越时空、体现中华民族精神的典范。同时更是湖湘文化传统精神的典范。爱国主义作为一个国家的国魂，一个民族的精神基石，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力量的源泉。屈原的爱国主义精神往往在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被士人追瞻，成为士人为民族生死存亡而力挽狂澜的精神力量。屈原的爱国主义精神和追求真理的理想主义精神及忧患精神，在中国历史长河中，对于凝聚中华民族向心力、团结一致抵抗外来侵略及促进中华民族的发展与融合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屈原有着“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执着追求真理的理想主义精神、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精神。屈原对于短暂即逝的人生持有谨慎敬畏的态度，强然关注尘世之人事，“未知生，焉知死”、“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君子终日乾之，夕惕若厉”， “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正是这种刚健精粹的中庸思想，屈原在执著追求人生的永恒、价值、理想的不免时刻感到迫感、危机、畏惧感，也正是因为这种畏惧感使得他永远存着一种刚健精粹的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屈原“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屈原有着强烈的主体意识，自己禀有圣人才具有的垂范于后世的完善人格，“芬与泽其杂揉兮，羌芳华自中出。”（《九章．思美人》）。屈原深感自己肩负着重整乾坤的责任，恐惧乎身之不修，学之不讲，“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退将复修吾初服”“汩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与，朝搴阰之木兰兮，夕揽洲之宿莽。明忽其不掩兮，春与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老冉冉其将至今，恐修名之不立。”这正是我们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
屈原的民族精神和湖湘精神传统通过中国传统节日端午龙舟节的形式传播，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积极影响，其爱国主义精神、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在促进中华民族的融合和发展，在促进中华民族的统一、凝聚和团结等上作出了巨大贡献。而今天，在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领导下，我们弘扬屈原精神与湖湘精神传统及重新研究端午龙舟节以纪念屈原，必将继续促进中华民族的统一、凝聚与团结，更将促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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