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中师范大学　430079　 武汉）

威廉.配第是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马克思对他曾有很高的评价，称誉他为“现代政治经济学的创始者”，“最有天才的和最有创见的经济研究家”。而配第的著作中当属《赋税论 献给英名人士 货币略论》这一大篇最为重要了。《赋税论》和《献给英名人士》的关系很密切，前者是关于赋税改革的理论，后者是把前者的理论用来分析1669—1671年的英荷战争时期的财政问题。《货币略论》是配第晚年的著作，是一本几千字的小册子，对当时有关货币的三十二个问题，如货币的铸造，价值，利息等，作了明确的解答和说明，他明确认识到一国货币数量的减少，并不是一国经济的贫困。这和他当初重商主义思想是截然不同的，马克思在评论配第所写的《货币略论》一书时指出：“他的其他著作中所包含的重商主义见解的最后痕迹，在这里完全消失了。”本文主要是谈论对《赋税论》的一点认识。

一、《赋税论》的写作背景

《赋税论》篇幅不大，内容却有点杂乱。这部书包括十五章，全是讨论政府或公共经费，以及从哪些方面，以怎样的合理而有效的方法，才能筹到那些经费的问题。在当时经济学还部曾作为一个确定的科学成立以前，所有有关经济方面的研究，差不多都是在有关国家或君主支出收入的财政政策上加以研究，差不多都是向君主献策的形式，这本书同样如此。十六七世纪的西欧，在政治上是所谓的君主专制时代，经济上则是所谓重商主义时代。由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推移，期间必然会引起各种新的社会经济问题，必然要发生各种阶级消长变化。新兴的工商市民的基本经济利益就要求有一个统一的国家，统一的市场，好对内对外展开经济活动；而要完成这以阶级的任务，就要建立起需要巨大经费的政府机构，国防力量，和有关的社会文化设施，那种巨大的政府经费将怎样筹集呢？是按照老以套的封建财政税制，由国王任意可征，还是这一切都得经过由纳税人，工商市民参加得议会审议通过才能实施得现代性的税法呢？这一问题在当时成为矛盾的核心。这便是威廉．配第写《赋税论》的时代背景。

配第曾被克伦威尔所器重，他所考虑的财政税制显然是与工商市民阶级所要求的资本主义的发展相适应的。他认为在英格兰财政经济措施之所以弊病百出，引起民穷财匮是由于统治者没有对全国人力物力进行全面的统计工作，任意课征所造成的。配第曾说过：“用数字，重量和尺度来表达自己想说的问题，只使用来自人们的感觉的论据，只考察在自然中有可见根据的原因。至于那些以个人的容易变动的思想、意见、胃口和情绪为依据的原因，则留待别人去研究。”

二、配第在《赋税论》中的几大重要论点

在《赋税论》中，特别是第四章和第五章中，他的有关经济方面的理论为当时的政治经济学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第一，配第认为，种种色色的征课，无论经历多少转折，最终是落到土地和劳动的收入上，他在书中第四章论各种收入的方法中，就讲到一国居民“应将他们一切土地和劳动所得收入的二十五分之一扣除下来，充作公共用途”。赋税不论课征到哪种所得或财源上，财富的最后源泉，终归是土地和劳动；土地为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这是配第有名的格言。

第二，在土地和劳动这两种财富源泉的收入中，配第更进一步分析了这两者承担赋税的本质关系。社会财富的来源虽然是土地和劳动，但课税的最后对象却只能是土地地租及其派生出的收入。但进一步来看，土地能够提供多少地租，又要看在土地上耕作的劳动者的劳动，有多大部分是除了维持自己的最低生活必须以外的剩余。他在第四章中明确地告诉我们：“假定一个人能够用自己地双手在一块土地上栽培谷物：即假定他能够作为耕种这块土地所需要地种种工作，如挖掘、犁、耙、除草、收割、将谷物搬运回家，打脱簸净等等；并假定他有播种这块土地所需地种子。我认为，这个人从他的收获之中，扣除了自己的种子，并扣除了自己食用及为换取衣服和其他必需品而给别人的部分之后，剩下的谷物就是这块土地一年的当然的正当地租。”

第三，配第在前面的论述中虽然没有指出是把劳动还原为土地，还是把土地还原为劳动，但他往后似乎专门把劳动作为决定价值的标准了。我们都知道他讲了这样一段名言：“假如一个人能够在生产一蒲式耳谷物的时间内，将一盎司从秘鲁银矿中采出来的白银运到伦敦来，那么后者就是前者的自然价格。”同时他又说到：“如果发现了新的更丰富的银矿，因而获得二盎司白银和从前获得一盎司白银同样容易。那么，在其他条件相等的情况下，现在谷物一蒲式耳售价十先令，和以前一蒲式耳售价五先令，同样低廉。”（第五章，10）在这段话里，配第所谓的自然价格就是价值，就是生产一种商品所费的劳动，价值量的大小，就是取决于劳动时间的长短，而且劳动生产率提高了，所生产的商品里的劳动减少了，它的价值也相应的降低了。这就可以看出，配第已经了解到了商品的价值量同生产该商品的劳动生产率成反比例的关系。

第四，他特有创见地提出了土地的使用权的价值问题。对于地租或土地使用权的价值，他是这样说的：“在发现地租或一年使用权的价值后，我们就要问，一块世袭租地的自然价格相当于多少年的地租？如果我们说是一个无限的数字，``` ```是不合理的``````我认为任何一块土地的自然所值的年租年数，等于这三代（即祖、父、孙）通常可以同时生存的年数，我们估计英格兰这三代可以同时生存的年数为二十一年，因此土地的价值也大约等于二十一年的年租。”（第四章）马克思就此对配第作了高度的评价，因为他把土地的价值还原为多少年的年租额的做法，是经济科学上的一个重要的发现，那就是，土地的价值，或土地使用权的价值，不外是预买一定年度的地租，不外是资本化的地租。

第五，对于地租，他还第一次把它的两个级差形态指出来了。在本书的第十四章，他告诉我们“土地的优势，或土地的价值，取决于该土地所生产的产品量和为生产这些产品而投下的简单劳动相比，是多于投下的劳动量还是少于投下的劳动量。”这个讲法，已经是说，土地价值的大小，地租的多寡，就看同量生产物在同面积土地生产出来费了多少简单劳动。地租不是由土地引起，而是由劳动引起。正因为如此，他又说道，如果伦敦附近各郡尽一切努力所生产的农产品，仍难满足需要，“那就必须从远处运来所需的商品，以供应市场需要。这样一来，距离教近的各郡物价一定回相应的上涨。或者是，如果上述各郡花费比现在所花的更多的劳动来改良土地，使土地丰产，``` ```那么地租就会因收成的增加超过所用劳动的增加，而成比例的上涨。”（第五章）在这段话里，不但级差地租的两个形态都指明了，并还把两个形态的相互关系，作了说明：即当地产品不够满足需要，就要耕种较远地区的土地，或者在近郊土地上增投劳动，增加劳动生产力，结局，都会使地租增加起来。

第六，他在经济学上同样作了有创见的说明，是他关于货币必要流通量的提出。他在本书的第三章中讲到：“商业上所需要的铜币的数目要由人口数目及它的交换次数来决定，并且主要地也要由最小地银币地价值来决定；同样我国产业所必需地货币地数目，也要由交换次数及支付额大小来决定。”随后，他还在《献给英名人士》中，特别是在《货币略论》中，进一步讲到了一个社会周转一定商品额所需货币量地具体算法。在这篇文章地第二十五个问题问到有没有办法知道一个国家有多少货币就算够，配第回答道：“我想这是很容易推测出来地；也就是说，我认为，现在的货币量只要能够支付英国全部土地的半年地租，一季的房租，全体劳动人民的一星期的开销，全部出口商品的四分之一左右的价值，也就足够周转了。现在，政府如果叫人把这些项目计算出来，并查明它的铸币的数量，也就可以知道我们现在的货币究竟是太多还是太少。”从这种种方面我们已经感觉到配第实在是为政治经济学奠定了相当广阔的基础。

三、配第所表现出的资本家的本色

《赋税论》通篇都可以说是配第的财政计划，比如需要设置或只许多少财政机构，政法人员，多少教区和教职人员，多少医院，多少学校和老师，多少军队和警察，发行多少货币，他都计算的很精确。在他的财政改革计划中，贯彻着一种节约劳动，节约劳动时间的根本要求。全国的财富，总是由人力利用自然或土地创造出来的；节约一份劳动，或把劳动用在更大更有利更有效果的事业和地区方面，就能够造出更多的财富。他建议把爱尔兰人移到英格兰，以使强制他们更好的劳动；建议把产业设置在地址较便利，条件较合适的地区；建议把裁并的机关，教会，学校的冗员，都用到生产部门，用赋税及其他措施，利用那些消耗社会财富的乞丐，盗贼的劳力。去兴建各种会增进社会财富的公路桥梁堤坝等公共设施``` ```所有这些建议，归根结底，无非是更有效的榨取劳动力，节约劳动力的使用，增进劳动生产率，来符合新兴工商市民阶级的要求。他极力强调“人的价值”，强调要尽可能的把劳动者的哪怕一点点余力，都榨取出来。有一份劳动力没用上，他就以为使失了一份社会财富。

在《赋税论》中，配第把工资和生活资料的价值联系起来，提出工资是维持工人生活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在本书的85页他曾写道：“法律应该使劳动者只能得到适当的生活资料。因为如果你使劳动者有双倍的工资，那么劳动者实际所做的工作就只等于他实际所能做和在工资不加倍时所做的一半。这对这个社会来说，就损失了同等数量的劳动所创造的产品。”我们可以用下面的这个例子来说明他这段话：假定工人维持每天生活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为六元，而工人每小时所创造的价值为一元。如果每小时创造的工资都付给了工人，那么这个工人一天只要工作六小时就够了，用不着多工作。但配第指出，这就会给社会带来损失，因为社会不会再得到任何收入，为了社会能够得到收入，就必须少给工人一些工资，这样工人就会多工作。比如，给工人每小时的工资不是一元，而是五角，那么工人为了获得他所必需的六元就不得不工作十二个小时。于是，工人给社会创造了六元。他们总是在想方设法地榨取工人的劳动。

同时，他在《献给英明人士》中说道：“劳动者每日劳动十小时，每周吃饭二十次，即工作日每日吃三次，星期日吃两次。因此，很明显，如果他们能够星期五晚间不吃饭，并将上午十一时至下午的二时二小时吃饭的时间缩短为一个半小时的话，那么劳动就会增加二十分之一，消费就会减少二十分之一。”可见他是多么的狡诈，利用劳动价值为资产阶级服务，他算是做得很到家了。

这让我想到了当今社会的资本家们，他们现在不会再像配第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资本家那样，有着一张面目狰狞的脸，他们现在可以说是披着羊皮的狼，同时还在那层皮上染上了仁慈的颜色。他们不在以延长劳动时间来榨取利润，而是通过直接或间接激发员工的极积性，促使他们自觉的来为公司创造利润。当代世界有三大企业管理模式：美国、德国和日本，由此可见这些先进的管理模式全是出现在资本主义国家。在当代社会中很注重企业文化的培养，特别是人本主义在企业文化中最受关注。因此资本家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对待员工了，反而要慎重的对待他们，谁在人本主义上赢了，谁就成功了一半。前一段时间在一本杂志上看见了有关戴尔公司成功的主要因素中第一点便是人文主义的关怀，企业主要领导戴尔在员工提出的建议中改过自新，领导整个企业走向事业的最高峰，目前戴尔年利润是IBM的三倍，惠普的两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