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社会千差万别，但在一件事情上有共同之处：绝大多数人都认为性活动是天经地义的，是令人快乐的事情；但几乎所有社会都在道德上认为，性是丑恶的，是需要遏制的。在年轻人的成长过程中，良好的教育几乎都倾向于对其隐瞒性的真相，并且在道德上极端贬低或者排斥性活动。这就形成了一个悖论。于是，人们或者因道德而禁欲，或者因纵欲而堕落。但是人类种群的繁衍需要个体的性活动，所以所有的社会在道德禁欲的规则基础上发明了婚姻家庭的制度安排——只要在婚姻范围内，性就是合乎道德的，但只能做不能说。除此之外，凡是婚外的性行为，婚前的性行为，尤其是不涉及感情但涉及货币的性交易，都是不道德的。而对从事货币化性交易的活动者来说，甚至人身安全也往往得不到保障。在很多国家和地区，妓女遭受欺压，轻者为黑社会有组织地盘剥，重者轻易地失去生命。嫖客则往往是黑社会敲诈的对象。

宽容与严厉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人们对性越来越宽容，婚外性行为和婚前性行为也逐渐得到人们的认可，性不再仅仅为人类种群繁衍服务，而是变成了享受快乐的事情。即使是货币化的性交易，境遇也有所改观，人们还为此发明了“性工作者”和“性服务消费者”的称谓，以替代道德化的卖淫嫖娼。货币化性交易者的人身安全和身体健康，包括她们是否有权利处置自己的身体，出售性服务等问题，也日益得到人们的关注。在美国有些州，如内华达州，性是可以货币化交易的，妓女是注册在案的，一共有9000多名妓女。她们的人身权利和从事货币化性交易的权利得到法律的保护。

在中国，在道德上，婚前性行为、婚外性行为被严厉禁止，一旦曝光，晋升会受到影响，学籍可能会丢掉，起码是道德形象败坏；在法律上，严厉打击货币化的性交易，虽然《刑法》并不惩罚性交易者，但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可以对性交易者处以高额罚款和实行强制劳动教养。

即便如此，中国非婚性行为以及性货币化交易的规模正在日趋上升，尤其是性交易，似乎已经形成了一个巨大的产业，加上相关的服务业和其他产业，已经形成了一个相当大的经济系统。与此同时，由于货币化性交易处于非法地位，货币化性交易者的基本权利面临空前的损害：性病流行，生命财产容易受到侵害，许多恶性抢劫和凶杀事件都与出售性服务的女性有关。

合法与非法

目前，性交易是否应该合法化，性交易者是否有处置自己身体的权利，是否有法律依据，如何善待性服务者，保护性交易者的人身和财产安全等问题，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性交易合法化的呼吁不绝于耳。对此，人们自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总体来说，意见大体可以分为两派：反对和支持。与此相关，世界各地的公共政策也分两类：支持和反对。

支持合法化的人理由很多，其中最重要的是，能保护性交易者的人身安全和健康。禁止货币化的性交易，往往导致各种各样的公共问题，比如在性交易违法的地区，性服务提供者性病感染率往往在70％以上，很多情况下甚至达到100％。在美国，有一项研究发现，在迈阿密，被抓获的妓女有19％艾滋病检测阳性，在新泽西州的纽瓦克、华盛顿特区和纽约市，大约有一半的性服务提供者感染了艾滋病毒。而性交易合法化的内华达州，性工作者在设备良好的场所营业，医生每周给她们检查一次性病，每月检查一次艾滋病，患病率大大降低。更重要的是，合法化可以使性服务提供者的人身安全得到保障，一旦受到侵害，可以通过合法的渠道得到保护。

支持和反对性交易合法化，双方都很有理由，至少是双方的分歧和争论不会在短期之内得到解决，要形成共识，形成统一而且持久的公共政策，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支持性交易合法化，虽然可以让性服务更加安全可靠，阻断性病尤其是艾滋病的传播，而且还可以保护弱势的性服务者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但是在道德上显然面临着极大的挑战：人类自古以来就有极强的道德传统，认为性交易是不道德的。即使是性服务提供者本身，也只是在性服务场所集体放弃了道德感，而其中的很多人在内心深处依然认为自己是堕落的，打心底里看不起自己，特别害怕被曝光，尤其是被遣送回家，让家乡的人知道自己干这一丢人的职业。还有问题是，依靠不道德的方式挣得的钱能得到保护吗？不道德的人，需要得到社会的充分保护吗？

禁止性交易的公共政策实际上很难得到执行，反而会引起更多的公共问题：性病流行；这个行业非法经营者云集，有犯罪偏好的人越来越集中，成为犯罪分子聚集的场所；因管制而导致这一领域的利润高于其他合法竞争的行业，使得从业人员用更多的资源来对付执法者，执法难度越来越高，成本越来越大；随着整个产业的高度组织化、黑社会化，性工作者成为弱势群体，不仅受到警察的合法打击，还受到黑恶势力的非法盘剥，其生命越来越脆弱，基本权利越来越难以得到保障；由于非法经营，一旦在服务的质量和价格方面发生冲突，不可能通过正规渠道得到解决，只能通过以暴易暴的方式摆平，社会上的暴力犯罪和恶性犯罪因此急剧上升。

解决两难问题

因为两方面的理由似乎都非常明确，而且似乎没有什么妥协的余地，所以世界上所有的地方都存在着激烈的争论，而政府的公共政策也往往举棋不定。中国这样的国家，具有强大的道德传统，政府的权威往往基于道德形象。这时，要让性产业合法化，保护性交易者的人身安全，很难让政府做到。在民间也缺乏社会广泛的道德支持。于是政府便进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解决问题优先，往前走，合法化，保护弱势者的生命和健康，很为难；道德价值优先，严厉禁止卖淫嫖娼，继续保持过去的政策，让弱势者的生命、财产继续受到黑势力的危害，健康继续受到危害，并且把性病传播给社会，也很为难。羞羞答答的解决办法是，一手持手铐，严厉禁止，以维护道德形象；一手持避孕套，要求所有的娱乐场所都要提供避孕套，以减少性病、艾滋病传播。最近的“两会”上更有政协委员提出，公安机关打击卖淫嫖娼，不要再以避孕套作为处罚的依据，而应该根据这一证据来减轻处罚，以减轻卖淫嫖娼引起的性病传播的问题。

这些似乎都是好办法，但不足以在很高水平上解决实际存在的越来越严重的犯罪问题，性交易者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丝毫得不到改善。即使鼓励使用避孕套，因为存在惩罚的问题，也不能完全做到100％使用，不可能有效控制性病流行。

或许换一个多中心的复合的思路，可以做到解决两难问题：在民情比较容忍货币化性交易的地方，让当地居民和政府决定允许其合法存在，并加强管理；而在民情不容忍货币化性交易的地方，让当地居民和政府决定其禁止存在。这样，性交易都会在合法的地方发生，而且这些地方民情的容忍程度比较高，不会导致非常严重的道德问题，健康和安全问题都会得到解决；而在货币化性交易非法的地方，由于受到合法性交易市场的竞争，交易成本高，利润空间小，性服务提供者转向合法市场，性产业会自动萎缩，犯罪分子因缺乏犯罪利润而自动退出，政府打击政策实施起来也比较容易。这样的方法，或许是一个比较妥当的办法，因为在这样的格局中，禁止类的问题和允许类的问题，都最小化了；而性交易者的行为大都合法地发生，其生命和财产的权利也可以合法地诉求，并得到法律的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