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大学生孙志刚在广州被收容致死一事传出后，笔者一直密切注意着事态的发展，虽然舆论及网络文字一直传播得沸沸扬扬，但由于全民抗击SARS的肆虐，似乎来不及对此进行认真的思考，广东省人民政府及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公安、民政部门的反应似乎也有点滞后。虽然拘留了有关当事的十三人，但孙志刚到底是怎么致死的？大家仍然是云里雾里，难知真相，也未见事件的最后结论。也许是为了从根本上杜绝此类事件的再次发生，于是，许志永、俞江、腾彪三位法学博士，以公民的名义，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对《收容遣送办法》进行违宪审查的建议。之后不久，又有贺卫方、盛洪、沈巋、萧瀚、何海波五位著名法学家，再次联合上书全国人大，要

应该说，在“依法治国”深入人心的今天，这是一种有限的进步。特别是，“民意”和“公民的权利”，必须引起各级政府足够的重视，不能让一个人不明不白地就死去了。

但是，对于“收容”一事本身，笔者确实有一点另类的思考，提出来向专家们请教。

建国伊始，早在五十年代，公安、民政部门就有“收容”的行为存在，一些流入城市的无业人员，被强制收容，当时国家建立了一些农场，使这些无家可归的弱势人群，有了可以安身就业的机会。这既是为了城市的社会治安，也是体现了人民政府为人民的宗旨。1958年，本人是有城市户口的公民，就因为无业，按照当时“行政院”的规定，被集中起来去修建重庆小南海长江大桥。1960年到东风农场劳动。当然，改革开放以后，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城乡差别，经济结构的调整，近一亿农民工在城市流动，社会治安增加了许多问题。有资料表明，城市中犯罪活动，70%左右是流动人口所为。收容和遣返似乎是不能不采取的措施。

遗憾的是，收容这件好事，如今通过孙志刚事件的发生，似乎发生了质的变化。笔者的电子邮箱中，今天突然接到“网络文摘”发来的署名“古风”的文章，说：

“苏萍，江苏人，女，虽有珠海的暂住证，却被强制收容，遭几十人强奸。

　张森，广西人，无暂住证，由于亲友未及时送去赎领款，在广州从化收容站离奇死亡。

　景晓智，陕西人，到广州出售苹果，突然失踪，后收容医院告知家人死亡。

　还有二位女民工被收容时，由于收容车门未关好，在高速行驶时被摔出致死。”

我们无法得知这些事情是否确切，但有一点似乎说明，有关工作人员极端不负责任，或者，在进行工作时图私利，以至造成非常恶劣的影响。

人命关天，尊重人是第一位的大事，就以认定的孙志刚的冤死来说，如果工作人员有一颗负责的关爱人的心，这样的事件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关于《收容遣送法》是否违宪，我们老百姓说不出什么道道，尽可由法学专家去研究，有关法律也可以进一步完善。但关键的问题是，再好的法律也得由人去实施和执行，如果执法的人素质不高，玩忽职守，贪赃枉法，好事也给他们办成坏事了。 2003年5月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