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的贪官故事，几乎总是由情色打底。二奶、情妇、妓女，在贪官的业余生活中占有绝对重要的位置。

贪官们通过自己在女人身上付出的努力，获得了各种“荣誉称号”，谱写出许多当代情色传奇。中国土木建筑公司原驻泰国负责人刘国修，因为对妓女们特别大方又特别“重情义”，被曼谷夜总会的妈咪和妓女誉为“博爱人物”。湖北省原副省长孟庆平，因为处处上床而被称为“花省长”。贵州遵义贪官唐荣光精力旺盛，勇夺“骚公狗”荣衔。南京车管所原所长查贵今拥有“金陵十三钗”，这个美名是他自己封的。大庆贪官王连宝被人编了顺口溜———“王连宝有四宝：麻将牌、金首饰、淫秽书、避孕套”。广东贪官叶广章在大会上作报告，严禁“三陪”，当晚即与妓女同眠，并指着电视上自己的光辉形象：“看我多有风度”！妓女答：“我现在是几陪呀？”浙江贪官朱承岭在北京学习，传出了让人三携“绝色妓女”进京的佳话。海南贪官李庆普奋笔疾书，写下嫖娼日记九十五本。陈希同陈小同父子为一个女人争风吃醋，为“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添加了鲜活的注脚。

贪官与风尘女子的亲密接触，在很多人的心目中坐实了这样一个判断：贪官与妓女之间有着某种必然联系。然而，事实上，贪官与二奶、情妇、妓女并非逻辑地联系在一起，二奶、情妇、妓女也并非贪官的专有“享受”。

不贪的官是否也会包养二奶、交结情妇、涉足娼寮，这个问题可以存疑，因为直至目前，我们没有足够材料来作出判断。现在，几乎所有关于官员与二奶、情妇和妓女关系的材料，都是来自于“办案过程”，只有已经被定性为贪官的人，才可能被公开相应的材料。而全面认识官员与二奶、情妇和妓女关系，需要的不仅是案卷，最重要的是社会调查材料，但谁会对没有被“双规”的官员展开可信的调查呢？

二奶、情妇和妓女是否只与贪官交往？可以明确地说，并非如此。在成功人士中，包养二奶、交结情妇，已是公开的秘密；嫖娼行为更是发生在社会各个阶层的人士中间。

当代中国的情感生活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巨变。社会的各个角落，几乎都存在着明显的性暗示和性挑逗，黄段子、荤笑话、性玩笑无所不在，诉说情感不得满足的人越来越多，大街上可以看到“性商店”，电视广告和电视片在展示情色欲望。在这种背景下，任何一个贪官的落马，最为人所津津乐道的，是关于二奶、情妇和妓女的故事，谈论者的愤怒后面，不无嫉羡交织的心情。从这个层面上来理解，贪官与二奶、情妇、妓女的关系不过是当代生活中一个不足为奇的共性侧面而已。

二奶、情妇、妓女问题与贪官问题，是两个不同的社会问题。就社会危害性而言，贪官把持公共权力，吞噬公共资财，毒化社会风气，远远超二奶、情妇和妓女之害。二奶、情妇和妓女，并非贪官所带来，也非贪官不存而可以带去。贪官是权力制约失效，二奶、情妇和妓女是社会道德观、婚姻观、性责任感变化使然。将两者强扯到一起，不是一种理性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