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共和国的教育史上，1982年毕业的那一届大学生可说是非常特别的一群，他们是十年动乱后的第一届大学生。在20年前的毕业班会上，他们相约20年后回到母校再相会……

　　人生的一次回首，让人蓦然发现，其实温暖和感动就在我们的身边，就在生活的点点滴滴里……

　　“如果你认为毕业20年后就永远找不到我们，那你就错了。因为你终于发现了，我们在这里安的家，让我们重返熟悉的7819班。11月5日清晨，当王一明轻轻点击鼠标，进入网上的班级主页时，这段“班级宣言”又一次展现在眼前。

　　初冬的阳光静静地流淌，一首老歌的旋律轻轻回荡：“年轻的朋友们，今天来相会，荡起小船儿暖风轻轻吹……啊，亲爱的朋友们，明媚的春光属于谁？属于我，属于你，属于我们八十年代的新一辈！再过20年我们重相会……”

　　亲切和心动扑面而来，牵引着思绪飞回到一个多月前的复旦大学。那里，老同学们20年后再次相聚；那里，时光铭刻下难以忘却的岁月之约。

　　“老了吗？”“变化不大。”

　　20年前的相约，让这些1982年毕业的大学生们，在今天重拾起一份心魂深处的回忆。

　　聚会那天，许多同学早早就来到母校校园。一见面，老同窗们都乐开了怀。“老了吗？”“变化不大”，“基本没变”。所有的谈话都从外貌开始。衣着更改，华发初生，岁月留痕，然而当年的那一份同窗深情，依然让他们一眼就认出已20年未曾谋面的老同学。

　　从德国远道归来的吴士亮仿佛攒足了劲儿，“逮”着人就说个不停，一天里的话比他那时大学四年里说得还多；美国回来的凌志敏，在聚会上大声说：“我是凌志敏，现在在美国。现在是一个太太两个儿子。将来嘛，还是一个太太两个儿子！”下面一片笑声；有人见到杨光、吴建，立即高喊：“两位歌唱家，还记得20年前在相辉堂（大礼堂）引吭高歌《星星索》、《拉兹之歌》吗？”四下里，又是笑声一阵。

　　旧地重游中，当年的“才女”吴鑫娣指着一间女生宿舍的下铺床位，兴奋得不能自已：“你们看哪，这就是我当年睡过的床！”

　　这一份兴奋，每一个人都感同身受：早在聚会前四五个月，散布于国内外的同学们就已开始为这次相约兴奋得彻夜难眠。为了聚会，远在异国他乡的同学精心安排计划，越洋过海，甚至一些同学订了隔日往返的国际机票，再忙，也要在这一天举家前来。

　　20年过去了，这批1982年毕业的大学生又回到了母校，而他们中很多人的孩子也参加了今年的高考，并在这个秋季走进大学。20年前冬天开始的故事，如今又有了新的续篇。

　　20年后的这次相聚，人，“老了吗？”“变化不大。”耳畔，他们听到这般话语，可心底却回荡着万千感慨。

　　变化，怎么不大？

　　他们走过了一个沧桑巨变的时代。

　　回到母校，再次相聚。他们的话题更多的，是对往日岁月的深深回忆。

　　1977年10月20日，一个永远被历史深深铭记的日子。那一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电波传来了恢复高考的消息。

　　1977年的冬天胜似春天，数百万被耽误了青春的年轻人，从农田，从工厂走向考场的时候，迸发的热情可以溶化冰雪。

　　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后，“你要高考吗？”就像问“你吃饭了吗?”一样流行。农村里，许多年轻人每日凌晨出工，干了长时间的农活后，已精疲力尽的他们仍然坚持点上蜡烛啃书本。

　　一位同学回忆道：“那年深秋，我参加了恢复高考招生的第一次考试。考场设在公社的一所小学里，我和十几个同学起得很早，随便到厨房里抓了一点能填饱肚子的东西就往公社跑，从我们生产队到公社有30多里路，这对我们来说就是得一路小跑。那年冬天大雪纷飞，天气奇冷，考场里生了一个小火炉，我们都是一边答卷一边搓手，还不停地向手上哈气。”

　　“那年我们上大学之前，特地到县里买了几条鱼和几斤肉，又买了几大桶土制白酒，在青年点里大摆酒席，我们几个都喝得酩酊大醉，醉酒的时候，我和同学们抱头痛哭，那时我们才发现，这里是多么让人留恋。就这样，一挂大车拉上我们4个人的行李出发了，同学们和乡亲们目送着我们，一直招手，在我们的视线中消失，我们还呆呆地望着青年点方向。”又一位同学回忆的声音里，充满深情。

　　回想20多年前那次高考，复旦大学历史系82届毕业生，现任《凤凰卫视》“时事开讲”主持人的曹景行，则“一往情深”：“如果没有那次高考，我说不定还在农场里种水稻呢！”

　　1978年的那场高考，对曹景行这批66届高中生来说，无疑是最后一次机会。曹景行高中毕业那年，随着一声号召，他上山下乡来到安徽黄山茶林厂。采茶叶，种水稻，一干就是整整10年。这期间，他在农场结了婚，有了一个女儿。他平平静静地生活着，从没有奢望还会有什么别的人生之路。

　　可就在女儿2岁的时候，突然传来了恢复高考的消息。曹景行坐不住了，他和几个有点“墨水”的知青结伴复习，做起了大学梦。就这样，他们白天照样干农活，晚上10点以后拿出手电筒，躲在被窝里背书。但是春天的那次高考，他没有考上。仅过了几个月，又有了一次高考的机会。那一年秋天，他终于如愿以偿，被复旦大学历史系录取了。

　　离开校园20年的今天，曹景行的头发变得花白了，说话也变得滔滔不绝。如今的曹景行，看上去比其他当年的同学要老成得多。1998 年，香港凤凰电视台要开《财经论坛》这个节目，想找一个头发有点白的人来主持。结果，曹景行中选了。

　　现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世界经济系主任、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副会长的华民，也是复旦大学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毕业生，当年他选择了留校当教师。但连他自己也没有想到的是，他20年再没有踏出过校门。

　　华民初中毕业以后入伍当过空军机械师，复员后又进了上海第一缝纫机厂。1977 年恢复高考，对于从小喜欢读书的华民来说真是个喜讯。那一年，他已经27岁了。尽管父母不太支持，但他还是下决心要参加高考。考前的3个月，他和两个初中同学开始了集中复习。白天要工作，晚上9点钟三个人才能聚在一起。复习的场所在一个同学家的亭子间，8平方米的小屋。他们三个人分工明确，今天你当老师，明天我当老师，华民负责数学，其他两个同学负责语文和政治。晚上几个小时的时间，在讲解和讨论中很快就过去了。每晚12点多，复习结束了，华民还要骑半个多小时自行车回到工厂宿舍。

　　就这样，在那年冬天的高考中，他们三个都考上了大学。华民四门课考了342 分，进入了复旦大学经济系。他们厂里有19个年轻人参加高考，结果13个人被录取。为他们送行的那一天，厂里敲锣打鼓。厂长拉着他们的手反复嘱咐，将来要用学到的知识建设祖国。华民说：“20年了，我现在还记得那一天的鼓声。”

　　鼓声犹在耳。20年后的华民，变了。他由一名学生变为一位教师，在复旦讲台上的20年，桃李满天下。他由一名求知者，变为一位世界经济方面的权威。

　　无论变化大不大，永远不变的是那份激情。

　　20年前走进大学校园的他们，年龄从16岁到40多岁不等，成为中国教育史上的一大奇观。

　　“我入学时只有20岁，在年级中属于最小的那拨儿，可我已有两年农民生活，两年工人生活。我的同学除了四五个应届高中毕业生‘小孩’外，有刚从蔓菁地里窜出来的知青，有刚从工地卸下土车的农民，有刚从铸造车间出来的工人，还有留着小分头的民办教师，更有部队的营级首长……他们来自各行各业，且年龄相差极大，最大的已经年过30，最小的才17岁。我班老郾的儿子和他的爸爸一起报到，上的是同一个系。”

　　“说起来真有意思，我们班有一位老兄，上学前在另一所学校当老师，和我们大学的一位任课老师是同事。我们还在读书的时候，听说就有一个同学的女儿出嫁了。再过了几年，听说他当了外公。”

　　是的，那一届的他们是特殊的一群，那一届的他们不但社会阅历，而且知识结构、文化水平都有较大差异。可是，一句“把失去的时间夺回来的口号，成为他们共同的心愿。那种喷薄而出的积压多年的学习热情和对知识的渴望，造就的是中国大学教育史上尤为令人感动的一幕。

　　聚会中，一位同学回忆道：“老赵是我们班里年龄最大的，文革前的老三届。她发奋学外语，每天定量30个单词猛背，下午5点的时候，将没记住的单词写在饭票的背面，背不出不吃饭。一次食堂‘改善’，老赵像遇见鬼了，死活记不住那几个单词。我们逗她：这可是对你意志品质的考验啊。最后，老赵把‘改善券’送给了我们，直到背好了单词，才到街上买了几个冷馒头吃。期末考试，她得了80多分，我们‘分食’过老赵好处的同学，要在小餐厅为她庆祝，老赵却说：‘我的喜事，我请客。’”就像是刚从命运的夹缝中钻出来似的，复旦校园里的曹景行对学习简直到了如饥似渴的地步。除了教室，他去得最多的地方就是图书馆。他说：“看书比干农活轻松多了，所以我每天都泡在图书馆里。他刚进大学时，连26个英文字母都背不全，可他硬是在图书馆里啃完了英文原著《世界通史》。6元钱一本的英文字典，被他翻烂了两本。在上好历史系的课程之外，曹景行还抓紧分分秒秒的时间，选修了世界经济系、国际政治系和新闻系的课程。当年，曹景行每月42元的工资，有20元被他用来买书。

　　现任中科院大连化物研究所所长的包信和，当年是复旦大学化学系78级学生。回想那时的校园生活，他最记忆犹新的是“三抢”。

　　当时，整个校园学习氛围非常浓厚，“三抢”之风盛行：一“抢”是抢座位。每次上课前，同学们都会早早来到教室，用书抢占前排的位子，自己占好了还帮别人占。女生们更是“抱成团”，“哗啦”一下子就要占掉十几个座位；二“抢”也是抢座位，不过抢的是自修教室。有人还用废书长期“盘踞”着一些好座位，常常引起纠纷；三“抢”依然是抢位子，这回是抢图书馆。还没开门，大家都早已在门外排起了长队。“三抢”的事包信和全做过，4年大学生活里都记不清有多少次了。

　　学习上不遗余力的包信和，要在大学时代的记忆里“检索”一下“业余生活”这个词，困难就大了。唯一能记起的，就是偶尔打打篮球。

　　在那时校园里“把失去的时间夺回来”的氛围下，晚上寝室里同学聊天，最永恒的话题是新书。

　　一位同学笑着忆起当年的一件趣闻：“我印象最深的是班级里举行迎新年的联欢会，班上的‘歌星’演唱了《冰山上的来客》的主题曲《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其中有一句是‘为了追求纯洁的友谊和爱情’，可他唱到这里犹豫了一下，把歌词改成了‘为了追求纯洁的友谊和滴答’。其实，同学们都真真切切地想听那两个字。”

　　追寻那时的校园足迹时，现为麦肯锡公司全球董事合伙人的徐浩洵，回忆里则有着独特的内容。1978年，19岁的他作为应届生考入复旦大学物理系半导体专业。

　　“学校图书馆的座位我也抢过。每次还没开门我就去排队了。不过冲进去的时候，我是去抢杂志。《收获》、《青年一代》什么的，我看了不少。”

　　徐浩洵在大学里最大的爱好是旅游。大学4年的每个暑假，徐浩洵都不“虚度”：北京、青岛、黄山、庐山……他背着个帆布包，和几位同学着实转悠了一圈。“大学时的旅游，带给了我铭心刻骨的回忆。因为，1979年游黄山时，我遇上了邓小平。”不无得意地，徐浩洵笑了。

　　1979年7月14日，徐浩洵和10位同学一起游黄山，恰逢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也前来游览。出于当时对大学生的重视，邓小平下榻的宾馆没有把徐浩洵他们“请”出去。于是，一帮大学生和小平同志做起了“邻居”。一天清晨，在看日出的时候，徐浩洵他们终于见到了邓小平。在邓小平面前，胆子最大的徐浩洵第一个冲了上去，递上了自己的学生证。微笑着，小平同志认真地留下了亲笔签名。

　　岁月如歌，韶华已逝而人未老。

　　今天，成就了这一份遍及各地的岁月之约。

　　20年后的相聚，让他们有了一个机会把匆匆的来路作一次梳理；20年后的相聚，也使他们对彼此牵挂了多年的情感作了一次小结；20年后的相聚，还让他们把各自未来的路看得更清楚。

　　一位老同学动情地说：“刚结婚那会儿才24岁，那时对2000年的概念还很模糊，感觉太遥远了。没想到这一晃就过去了。比较起来，毕业后的前10年过得很慢，前10年是选择、闯荡、追寻的10年。后10年则过得特别快，自己已经知道该干什么，就拼命干，老是感觉时间不够用。所以，对于人生来说，40岁以前一定要找准自己的位子，决定好了，下面的路就好走了；要不然，一辈子就很可能一事无成。”

　　2002年的夏天和秋天，一次次跨越20年的握手，让岁月凝固。而道一声“珍重”，泪眼相望中，各自重新上路的日子，他们的脚步定将更加沉稳、坚定。

　　20年前的高考　20年前的大学

　　1160 万考生涌进考场

　　1977年，在邓小平直接倡议下，中断了17年之久的高考得以恢复。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1977 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文件规定：凡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毕业生，符合条件均可报考。

　　这一突破性的招生办法，意味着被积压了十几年的几千万中学生，尤其是那些已届而立之年的“老三届”中学生终于得到了一个最后的机会。资料显示，1977年与1978年两次高考的考生达到了空前绝后的1160万，因考生人数太多，不得不临时调用“毛选五卷”的印刷用纸来印刷高考试卷。

　　排队购书

　　排队购书是20年前新华书店高校门市部前的一大景观。拨乱反正之初，书籍还是稀缺资源，书店也不像今天这样天天有新书上架，因此，一旦来了一批新书好书，莘莘学子们会奔走相告。不过，那时大家每月都只有三四十元生活费，能拿出10元钱购书已经很奢侈了。当然那时书价也很便宜，上海译文1979年版的《红与黑》定价为1.95元。

　　助学金与麦乳精

　　20年前，各学校都有覆盖面约50％的助学金发放，甲等助学金为每月19.5元。不少人拿了它去买麦乳精。那是一种用奶粉、麦芽、食糖等配料制作的固体饮料，是那时的大学生中最普及的营养品。这种叫“麦乳精”的食品，如今似乎很少见到了。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0年前，许多人是怀着“把失去的时光夺回来”的心情走进大学的，因为“文革”的耽误，他们中的很多人早已青春不再，有的甚至已经是几个小孩的父亲、母亲了，对时光流逝的高度敏感使他们的大学生活显得紧张而又充实。另外，当时的毕业分配还没有“双向选择”一说，作为稀缺资源的大学生，不愁找不到接收单位，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喊出了“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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