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思想家叔本华，是西方近代悲观主义哲学的先驱。有别于康德、黑格尔等人的逻辑思维体系，他建构了看似简单但却涵意深邃的唯意志论；像席勒一样，他也有很多深入浅出、颇为形象化的论述，平易晓畅、趣味盎然，充满了寓言性和生动的隐喻。

　　论及诗的社会功能，叔本华打了一个比方：诗是麦田里的野花。他说有一次他站在成熟麦田中一块被人们踩平的空地上，放眼望去，全是笔挺的、结着丰美穗实的麦秆，忽然，他被不远处的一丛花吸引住了，这些蓝、红、紫相间的花朵，在叶簇中摇曳，风致天然，悦目怡人。哲学家因此想，这些花是无用的，从不结果实的，它本来只是一些杂生在麦田中的莠草，逃过了农夫的镰刀才幸存下来。虽然如此，它还是以它的花朵呈现给田野，忠诚地回答了季节。叔本华说，其实诗和艺术的意义对一般讲求功利的人而言，与莠草之花无异。

　　在中国，有人说诗人与疯人几乎同义，是非理性的，也就是因为这种非理性的特质，才能写出好诗来。我们很难想像一个人，他在家是好先生、上班是好职员、绝不迟到早退、年终考绩每年特优、还当选好人好事代表、连里民大会都从不缺席，而他同时又是一位伟大的诗人。这种人，哪里找？

　　一般印象，诗人的性格，比较适合到大学教书，不过也不尽然。听说诗人、美学家桑塔耶那，有次受聘到一家大学担任教席，才第一堂上课，没讲几句话，忽然看到落在教室窗台上的一只知更鸟在叫，于是他恍然若失地说：「是呀！我和春天有约啊。」说完，随鸟而去，整个学期没回来。

　　美国很早便有驻校作家的制度。印象中，佛洛斯特便在维吉尼亚大学待过，条件是不用开班上课，也不必写首诗来歌颂学校，只要偶尔在校园里散散步就行了。请一位诗人就好像在校园的湖边养只天鹅，什么事也不必做，就让诗人在落满枫叶的小径闲步，让学生们看到他，得到一份惊喜和感动，那就够了。

　　诗人也不适合担任官职，因为做官的通常不喜欢部下是个诗人，诗人自尊心特强，最容易受伤害；你不能像用干部一样的去指挥诗人，干部可以召来唤去，有过错时可以责骂，诗人是士，士可杀不可辱，他要求的尊重比一般人为高。并且诗人的观察力敏锐，很快地便能看透官场的腐败，更可怕的是诗人手中握有一枝笔，必要时，他可以把看到的事写下来。这多令人讨厌呀，难怪做官的不欢迎诗人，表面上很重视，骨子里则抱着敬而远之的态度。

　　诗人似乎也不适合作生意，因为他们常常是数学的盲人，而且心肠太软了。例如，相传苏东坡买了一栋房子，房款都付清了，结果房主老太太向他哭诉，这房子是她唯一可供栖身的地方，她儿子不孝顺，没经她同意把房子卖了，苏东坡听了很可怜她，也没退钱就把房子还给老太太了。可见一个软心肠的人，绝对不能置产做买卖。五四时期的诗人徐玉诺，有一天心血来潮开了家西服裁缝店，凡身材不够格的客人，他一概拒绝为他们量身制衣，他站在门口看街，看到路人中身材好的就拉他进屋，义务为他做衣服，不取分文。如此下来，裁缝店只撑了两个多月就收摊了。

　　这么说来，百无一用是诗人的讥嘲，还真有点道理。不过对诗人而言，写诗如果求其有用，反而不容易写出好诗，且不去管他什么「有用之用」或「无用之用」，就任人们把诗人当作天上的云、园中的树、远处的山色、屋角的虫鸣吧。想到这里，我又忆起叔本华一八一九年的一首短作，题为《大言不惭的诗》：「来自久久怀抱、深深感触的痛苦／他从我的内心向上升腾而出。／我曾奋力把它抓紧：／我知道我终将大功告成。你们想怎么着都随你们：／你们不能危害它的生命。／你们不能阻止它永垂不朽：／后代自会将丰碑为我而筑。」（叔本华谈诗的文章，见绿原译《叔本华散文选》，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